編者按

　　出土文獻的研究方興(xing) 未艾，但文書(shu) 與(yu) 典籍的畛域之別使得製度與(yu) 思想的相關(guan) 性未得詳盡闡發。本期選刊文章從(cong) 出土簡帛所見製度入手探討法家思想，窺政務與(yu) 經術之互動，以期有所發明。

　　作者：楊博（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商鞅“變法之令”奠定秦漢國家律令體(ti) 係的基礎，也使得法家學說從(cong) 此在戰國至秦代的政壇占據主導地位。律是秦漢時期最基本的法律形式，令與(yu) 律並行，《史記·酷吏列傳(chuan) 》記述杜周說：“前主所是著為(wei) 律，後主所是疏為(wei) 令。”即言前帝王確定的著錄成“律”，今帝王確定的條記稱“令”。秦漢律令體(ti) 例規範，內(nei) 容涉及國家的政治、軍(jun) 事、司法、經濟、家庭婚姻等多個(ge) 方麵，在秦漢國家治理體(ti) 係中居於(yu) 統領地位。

　　目前已發現的十餘(yu) 批秦漢簡牘中，睡虎地、郝家坪、龍崗、王家台、裏耶、嶽麓、兔子山、張家山、胡家草場等半數以上有法律文獻。睡虎地秦簡《為(wei) 吏之道》保留的兩(liang) 條魏律，是我國迄今所見最早的成文法律。張家山漢簡《奏讞書(shu) 》公布之前，學者多以為(wei) 秦隻有律，沒有令，其後隨著裏耶秦簡、嶽麓秦簡的刊布，秦令的存在得到確認（陳偉(wei) 《秦簡牘與(yu) 秦人法製》，《文匯報》2017年5月12日）。瞿同祖早年曾下斷語“秦、漢的法律是法家所製定的，其中並無儒家思想的成分在內(nei) ”，由新出秦漢簡牘律令材料包含的所謂被後世視為(wei) 儒家思想的內(nei) 容，學者也認識到“秦漢律所蘊含的家族主義(yi) 和等級觀念從(cong) 其建立伊始就已經存在，而非法律儒家化的結果”（楊振紅《從(cong) 出土秦漢律看中國古代的“禮”“法”觀念及其法律體(ti) 現》，《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4期）。出土文獻與(yu) 傳(chuan) 世文獻的互補互證可見一斑。由此視角觀察出土秦漢簡牘律令與(yu) 法家學說經典文本編定過程中的互動關(guan) 係，同樣驚喜滿滿。

　　劉向、劉歆父子校書(shu) 所得的《七略》《別錄》是中國古代目錄學的奠基之作，影響深遠。雖然其書(shu) 已亡佚，但後人卻可根據《漢書(shu) ·藝文誌》（以下簡稱《漢誌》）窺其大略，《漢誌》也“幾乎成了我們(men) 描述周秦漢學術、思想與(yu) 文學的‘基礎結構’”（徐建委《周秦漢文學研究中的〈漢誌〉主義(yi) 及其超越》，《文學遺產(chan) 》2017年第2期），法家學說也概莫能外。

　　校書(shu) 的工作程序有三道。這裏可以與(yu) 法家學說關(guan) 係密切的《管子》為(wei) 例，當時流傳(chuan) 有“中外書(shu) 五百六十四篇”，第一道工序是從(cong) “五百六十四篇”中除其複重“定著八十六篇”；第二道工序需要總結八十六篇各篇的主題並重新排定章序，即序次，而後“殺青而書(shu) 可繕寫(xie) 也”；第三道工序是略敘成書(shu) 過程，以明其理，此即為(wei) “敘”。這樣“管子”成為(wei) 《管子》書(shu) 的形態，《管子》書(shu) 的成書(shu) 過程實際上也是“目錄”的形成過程。這一重要文化工程，需要從(cong) 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獻中“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餘(yu) 嘉錫《目錄學發微》，巴蜀書(shu) 社，1991年，第16～17頁），如此廣度與(yu) 深度的文獻校理，需要識字教育、專(zhuan) 業(ye) 化人士培養(yang) 與(yu) 實際文字處理技能的熟練才能成為(wei) 可能。

　　其實早在漢初就有律令文獻的係統整理。《史記·太史公自序》：“漢興(xing) ，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jun) 法……”新見漢初睡虎地M77、胡家草場M12和兔子山J7律名木牘中也係統發現有文獻校理的遺跡。兔子山律名木牘同層所出的全部紀年簡均為(wei) 惠帝紀年。睡虎地M77同墓所出有漢文帝十年至後元七年的質日，證明墓主約在文帝後元七年（前157）去世。胡家草場M12同墓所出《曆》《日至》，特別是《歲記》簡文記錄漢文帝時的大事，用“今元年”起始，止於(yu) 十六年，該墓的下葬年代也在漢文帝後元年間。因此，三種年代相近的同性質文獻就有比較的必要。

　　三者的律典均分為(wei) “獄律”“旁律”兩(liang) 大類，正是如《晉書(shu) ·刑法製》所言“正律”“旁章”的二元分類，但律名數量、排序均有所區別。如與(yu) 睡虎地M77比較，胡家草場M12的《□律》缺“遷律”，與(yu) 兔子山J7相較，睡虎地M77的《□律》缺少“收律”和“朝律”；而“朝律”卻在胡家草場M12《旁律甲》中見到（陳偉(wei) 《秦漢簡牘所見的律典體(ti) 係》，《中國社會(hui) 科學》2021年第1期）。

　　重要的是，三者“獄律”“旁律”的一致區分，可以聯係到漢初對律令的整理。特別是由胡家草場M12可以窺見漢初律令文獻整理時分門、別類與(yu) 序次的工作情況。所謂分門，是指“獄律”與(yu) “旁律”的劃分。別類與(yu) 序次相連，“蕭何次律令”的“次”，即“序次”，是依據一定原則排定次序。這一原則，即《晉書(shu) ·刑法製》所總結的“集類為(wei) 篇，結事為(wei) 章”。“結事為(wei) 章”是依據具體(ti) 事項製定單行律，即“事律”，而“集類為(wei) 篇”是最初通過圍繞某項“罪名”而糅合諸多事類內(nei) 容的產(chan) 物。蕭何“益事律《興(xing) 》《廄》《戶》三篇，合為(wei) 九篇”，就是將原作為(wei) 事律的《興(xing) 》《廄》《戶》三種律名圍繞各自的內(nei) 涵“集類為(wei) 篇”的結果。

　　毋庸贅言，前述工作程式，分門、別類勢必需要對同類文獻裁汰繁冗、凝練主題，序次則更是關(guan) 乎文獻定本的重要問題。序次的結果是“目錄”的產(chan) 生，胡家草場M12《律典》卷二《旁律甲》、卷三《旁律乙》的自題，《令散甲篇》中甲、乙、丙、丁、戊諸令的排序，體(ti) 現的即是漢初律令編目序次的成果。簡牘律令中的鉤校、合計等與(yu) “除其複重，定著為(wei) 若幹篇”相應，題示則與(yu) 凝練主題有關(guan) 。特別是漢初律令文獻分門、別類與(yu) 序次的校理情況，更是在經術與(yu) 政務結合中發典籍校理之先聲，顯示出劉向、歆父子“七略”分類的社會(hui) 現實淵源。

　　《漢誌》著錄經校理後的法家文獻定本有十家二百一十七篇，眾(zhong) 已熟知。其中《韓子》五十五篇，與(yu) 今本五十五篇數目一致。學者指出劉向校書(shu) 時《韓子》一書(shu) 已經存在，司馬遷所見到的韓非著作編集與(yu) 今本很接近，這個(ge) 本子是在漢初至武帝建元元年之間完成的（馬世年《先秦子書(shu) 的編集與(yu) “軸心時代”的經典生成》，《文史哲》2013年第1期）。若所論不謬，其正與(yu) 漢初律令文獻的整理差相仿佛。有趣的是《韓子·難》篇中亦見有《難一》《難二》《難三》《難四》的序次，《本傳(chuan) 》的著錄又是對韓非所列各類文章的概括。這樣，簡牘律令所見分門、別類、序次的文獻校理情況，上可與(yu) 《韓子》，下又似與(yu) 劉向校書(shu) 產(chan) 生緊密的邏輯聯係。

　　自戰國列國皆以“變法”的形式完成政令、文字、度量衡的疆域內(nei) 統一以至秦漢大一統國家，法家主導下的文書(shu) 行政是政府的基本運行模式。大量“史”職人員在《周禮》中的設置，反映出戰國時期官僚製興(xing) 起後對文書(shu) 行政書(shu) 寫(xie) 的現實需求。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史律》則為(wei) 專(zhuan) 業(ye) 從(cong) 事文字處理的“史”職人員提出了具體(ti) 的從(cong) 業(ye) 要求。秦時為(wei) 保證行政與(yu) 政令統一，已有定期校讎律令條文的規定及行為(wei) ，如裏耶秦簡8～173號簡文記述的就是縣廷讓庫派“史”職人員到縣中來校讎律令。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也提到基層吏員雖有律文，但不明晰之處依然很多，甚至一些近似的法律術語、量刑標準都要做出專(zhuan) 門解釋，因而律令校讎就成為(wei) 基層行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劉向校書(shu) 的參與(yu) 者有劉歆、任宏、尹鹹、李柱國，還有劉伋、杜參、房鳳、蘇竟、卜圭、富參、班斿、史丹、王龔以及隻存名的望、立等人（徐建委《文本革命》，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6頁）。皇室、宦官與(yu) 外戚、官吏及其子弟、布衣等多階層的“明習(xi) 律令者”，更在秦漢曆史舞台上擔當改革家、“法學家”、文吏、思想家等角色（於(yu) 淩《試析秦漢時期的“明習(xi) 律令者”》，《社會(hui) 科學戰線》2011年第3期）。簡牘中也留存有大量經過係統訓練的“史”職人員，在實際生活中如何進行文書(shu) 處理的實物資料，所謂“殺青而書(shu) 可繕寫(xie) 也”，正是“史”職的實際貢獻，體(ti) 現出法家政策統領下，政務與(yu) 經術相結合的努力。

　　簡牘文獻單篇流傳(chuan) 時尚需要劃痕、墨線等的幫助以避免篇章內(nei) 部的簡序散亂(luan) 。經校理而定本後，大部分文獻的用簡數量一般都不會(hui) 少於(yu) 三四百枚，這樣序次也就成為(wei) 避免簡冊(ce) 散亂(luan) 的最有效手段。這亦使得經過校理的典籍文獻文本由流動轉向固定，文獻定本即隨之出現。《韓子》在劉向之後再無大的改變正是此理。簡牘律令與(yu) 法家經典文本編定的互動關(guan) 係，是法家學說彌漫於(yu) 秦漢政治生活各個(ge) 角落的鮮明寫(xie) 照。

　　《光明日報》（ 2022年03月1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