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群紅（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清人章學誠評論《詩品》“深從(cong) 六藝溯流別”，非常精確地揭示了《詩品》與(yu) 《詩經》的關(guan) 聯。雖然《詩品》主要品評的是漢魏至齊梁間文人五言詩的創作成就，但離開了《詩經》的傳(chuan) 統，就無從(cong) 談起。那麽(me) ，鍾嶸《詩品》到底是如何接受和發揚《詩經》傳(chuan) 統的呢？

　　首先，鍾嶸在突出五言詩體(ti) 製優(you) 勢的同時，並未否定《詩經》的典範價(jia) 值。他在《詩品》總序中曰：“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xi) 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zhong) 作之有滋味者也，故雲(yun) 會(hui) 於(yu) 流俗。”此處四言，即指《詩經》。鍾嶸所論“文約意廣”與(yu) 下文“文煩而意少”並不矛盾，前者就《詩經》特點而言，後者乃評漢魏以來的四言詩創作。他認為(wei) 以四言句為(wei) 主的《詩經》，具有語言精約而意蘊深厚的特點，而其後的四言詩創作，本該“取效《風》《騷》，便可多得”，然而與(yu) 《詩經》創作成就比較相差甚遠，文繁意淺，內(nei) 蘊不足，再加上五言詩的興(xing) 起，故漢末以來文人多轉而進行五言詩的創作。民國學者葉長青闡釋鍾嶸這段話說：“蓋四言體(ti) 製，率備《葩經》，至矣極矣，蔑以加矣。窮極生變，自四言而五言，乃時敘之演進，亦趨勢之所必然也。”（葉長青《鍾嶸詩品集釋》導言）韓愈《進學解》說“《詩》正而葩”，《葩經》即《詩經》。雖然鍾嶸更強調五言詩是“指事造形，窮情寫(xie) 物，最為(wei) 詳切者”，是“眾(zhong) 作之有滋味者”；然而他並未將“風詩”“文約意廣”的特點抹殺掉。

　　其次，鍾嶸重視“詩人之風”的傳(chuan) 統。他批評漢代文人五言詩創作就是以此為(wei) 標準，所謂：“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cong) 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sang) 。東(dong) 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鍾嶸十分痛心地指出漢代的文人士大夫熱衷於(yu) 詞賦，而喪(sang) 失了“詩人之風”，《詩經》時代創作詩歌的傳(chuan) 統。另外，從(cong) 他對班固《詠史》詩“質木無文致”的評語來看，其隱含的評價(jia) 標準是《國風》委婉含蓄的審美趣味，所謂“詩人之風”，還指漢代文人詩已經失去了意在言外的“風詩”傳(chuan) 統。

　　更重要的是，鍾嶸將兩(liang) 漢魏晉南北朝文人的五言詩推源到《風》《雅》上。據鍾嶸的推源溯流，大體(ti) 有《國風》派、《小雅》派和《楚辭》派之分。其中，《國風》派是鍾嶸格外傾(qing) 心的。他論上品之《古詩》“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故源於(yu) “文約意廣”的《國風》。鍾嶸又論上品之曹植詩亦“源出於(yu) 《國風》”。他對曹詩有“情兼雅怨”之評。何謂“雅怨”？有學者認為(wei) 曹詩“雅”源於(yu) 《詩經》，“怨”出於(yu) 《楚辭》；有學者認為(wei) “雅怨”之評，指曹詩兼具《國風》與(yu) 《小雅》的“哀而不傷(shang) ，怨而不怒”的情感特質。筆者則認為(wei) ，“雅”即正，“雅”“怨”之情皆符合《詩經》傳(chuan) 統，皆符合性情之正。就文體(ti) 風格而言，鍾嶸評曹詩“體(ti) 被文質”，曹詩的情感表達既含蓄蘊藉而又鮮明爽朗；而《國風》相較於(yu) 《小雅》，語言更為(wei) 質樸，又往往意在言外，不失於(yu) 委婉。鍾嶸認為(wei) 曹植五言詩無論是情感性質，還是藝術風格都達到了《國風》的高度。

　　阮籍是鍾嶸認定的唯一的《小雅》派詩人。阮籍詩列於(yu) 上品，鍾嶸評其“洋洋乎會(hui) 於(yu) 《風》《雅》”，雖兼有《風》《雅》之特點，而更近於(yu) 《小雅》。司馬遷《史記》引劉安語曰“《小雅》怨誹而不亂(luan) ”，朱熹《詩集傳(chuan) 》認為(wei) 變《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wei) ”。阮籍《詠懷詩》“每有憂生之嗟”“誌在譏刺”的內(nei) 容，與(yu) 《小雅》大旨相當契合。鍾嶸又從(cong) 言意關(guan) 係角度，評《詠懷詩》“言在耳目之內(nei) ，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淵放，歸趣難求”。《文心雕龍》亦曰“阮旨遙深”。鍾嶸的評價(jia) 自然帶有玄學色彩，然而，他又重視阮詩與(yu) 《小雅》的聯係。晚明詩論家許學夷在《詩源辯體(ti) 》一書(shu) 中，論變《雅》詩風格曰：“正雅坦蕩整秩，而語皆顯明；變雅迂回參錯，而語多深奧。”從(cong) 語境可以判斷，許論變雅為(wei) 變《小雅》，而阮籍詩風顯然與(yu) 變《小雅》風格頗為(wei) 一致。鍾嶸所評不誤。

　　那麽(me) ，為(wei) 何鍾嶸建構的五言詩源流體(ti) 係中無《大雅》詩派呢？《大雅》言天子之政。正《雅》，言王政之大體(ti) ，為(wei) 正經；而變《雅》，漢鄭玄《詩譜序》曰“始於(yu) 厲王”。唐孔穎達《毛詩正義(yi) 》曰“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宋朱熹《詩集傳(chuan) 》亦認為(wei) “《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wei) ”。明許學夷《詩源辯體(ti) 》則又論變風、變雅風格之別曰：“變風、變雅，雖並主諷刺，而詞有不同。變雅自宣王之詩而外，懇切者十之九，微婉者十之一。變風則語語微婉也。”從(cong) 語境推斷，許氏所論變《雅》指變《大雅》。兩(liang) 漢魏晉南北朝文人五言詩的確絕少變《大雅》之類的直言告誡君王之作，因而鍾嶸無從(cong) 分出《大雅》一派；另一方麵，鍾嶸不喜好詩人過度用典，也說明了他更傾(qing) 心於(yu) 《國風》情感表達委婉含蓄而又不隱晦一類的詩風。

　　同樣重要的是，《詩品》以“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作為(wei) 五言詩創作的標準，這也與(yu) 《詩經》聯係密切。“風力”的內(nei) 涵接近於(yu) 劉勰《文心雕龍》提出的“風骨”，而“風骨”又與(yu) 《詩》教不無關(guan) 聯。《文心雕龍·風骨》開篇即論：“《詩》總六義(yi) ，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誌氣之符契也。”劉勰很重視《詩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儒家教化作用，認為(wei) “風骨”的藝術感染力與(yu) 《國風》的化感作用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聯係。

　　鍾嶸亦很重視五言詩作者對《詩經》諷喻精神的繼承與(yu) 發揚。如他評西晉左思詩源出於(yu) 同列於(yu) 上品的建安劉楨詩，論左思詩“文典以怨，頗為(wei) 清切，得諷諭之致”，諷諭即委婉喻示之意。劉楨的《贈從(cong) 弟》、左思《詠史詩》等均體(ti) 現了一定的批判現實與(yu) 反思曆史的寫(xie) 實精神。鍾嶸將正始名士何晏詩列為(wei) 中品，評其《鴻鵠》之篇“風規見矣”，“風規”乃“諷諫”之意。何晏《言誌詩》有曰“鴻鵠比翼遊，群飛戲太清。常恐夭網羅，憂禍一旦並”，對當時的社會(hui) 政治狀況有所反映與(yu) 諷規。鍾嶸又論應璩詩出於(yu) 曹丕，評其詩“得詩人激刺之旨”，其說近於(yu) 《文心雕龍·明詩》所評“獨立不懼，辭譎義(yi) 貞，亦魏之遺直也”，《文選》李善注引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諸家均言應璩《百一詩》得《詩經》作者正得失、移風俗之旨。鍾嶸又評陶淵明詩“其源出於(yu) 應璩，又協左思風力”，陶詩的“田家語”不無暗含與(yu) 應璩、左思一致的對現實官場的批判。不過，由於(yu) 鍾嶸非常重視五言詩的文采，往往以“丹采”作為(wei) 區分上中下三品的重要標準之一。鍾嶸將語言相對質樸的應璩、陶淵明詩，均置於(yu) 中品；而劉楨、左思等人雖“氣過其文”，然尚不失於(yu) 典雅，故列為(wei) 上品。

　　鍾嶸倡導風骨與(yu) 文采並重，到了唐代，陳子昂、李白等更高舉(ju) 《詩經》的傳(chuan) 統；比較而言，這不僅(jin) 反映了詩評家、詩人的個(ge) 性差異，也體(ti) 現了時代、社會(hui) 環境、詩歌自身的發展對詩論的影響。盡管如此，考察鍾嶸對《詩經》傳(chuan) 統的繼承與(yu) 發揚，不失為(wei) 我們(men) 解讀《詩品》的一個(ge) 重要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