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2年，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出版了原稿影印版的《戴密微教授與(yu) 饒宗頤教授往來書(shu) 信集》（以下簡稱《書(shu) 信集》），刊布了兩(liang) 位學者交往20餘(yu) 年中共80封往來書(shu) 信。這些珍貴的書(shu) 信見證了中外學者在敦煌學研究領域的交流與(yu) 互鑒，更是國際敦煌學史研究的珍貴檔案。然而，這本《書(shu) 信集》出版後並未能在學術界引起足夠的重視，戴密微教授信件的原文亦鮮見譯文披露，這無疑是敦煌學研究的一大遺憾。今天，我們(men) 再次閱讀這些餘(yu) 溫長存且承載著曆史記憶的書(shu) 信，必將幫助我們(men) 對國際性顯學——敦煌學的發展有一個(ge) 更清晰的認識。

　　《書(shu) 信集》第一、二部分為(wei) “戴密微教授致饒宗頤教授書(shu) 信”，寫(xie) 信時間自1957年1月26日至1978年6月26日，共收錄45封，原件由饒宗頤基金會(hui) 保管。其中法文信14封、英文信30封、法英文各半的信1封。15封為(wei) 手寫(xie) 件，其餘(yu) 的為(wei) 打字稿。第三部分為(wei) “饒宗頤教授致戴密微教授書(shu) 信”，時間自1966年8月17日至1978年10月11日，現存共35封，均為(wei) 中文手寫(xie) ，原收藏者為(wei) 戴密微的女兒(er) 。

　　細讀這些信件，我們(men) 不難發現，敦煌學的發展離不開中外學者的共同參與(yu) 、通力合作。戴密微與(yu) 饒宗頤結識於(yu) 1956年8月在法國巴黎召開的“第九屆國際漢學大會(hui) ”上。作為(wei) 法國漢學、敦煌學大家的戴密微十分關(guan) 注饒宗頤的研究情況。在1957年1月26日戴密微與(yu) 饒宗頤的首次英文通信中，戴密微向饒宗頤的慷慨贈禮表達感謝，據筆者查證，饒宗頤所贈禮物就是1956年出版的《巴黎所見甲骨錄》。會(hui) 議結束後，戴密微邀請饒宗頤同遊巴黎，在法國國家圖書(shu) 館內(nei) ，饒宗頤第一次閱讀了敦煌曲譜，這為(wei) 此後二人合作出版《敦煌曲》埋下伏筆。在1962年12月24日的通信中，戴密微提到關(guan) 於(yu) “敦煌曲”研究的內(nei) 容，信中寫(xie) 道：“我懷著極大的興(xing) 趣，期待看到你關(guan) 於(yu) 敦煌曲和佛曲的論文”。1970年10月16日，戴密微在法文信件中表達出對《敦煌曲》出版進度的擔憂：“我們(men) 的敦煌曲還沒有更多進展！……敦煌畫的照片很快會(hui) 發給您……當然，如果你能用自己的書(shu) 法寫(xie) 文字就更好了。”

　　戴密微在77歲高齡時，對親(qin) 自從(cong) 事《敦煌白畫》的編譯工作已覺力不從(cong) 心，於(yu) 是，他在1971年4月27日的法文信件中對饒宗頤說自己“身心疲憊，已力不從(cong) 心”。1972年2月9日，戴密微在來信中逐一安排好《敦煌曲》新書(shu) 分發事宜，同時牽掛著饒宗頤《敦煌白畫》的研究進展。根據《書(shu) 信集》所收錄信件的時間線索，饒宗頤在1974年12月23日用毛筆寫(xie) 信向戴密微匯報了正在為(wei) 法國遠東(dong) 學院進行的三項研究工作，其中第二項是關(guan) 於(yu) 敦煌的研究內(nei) 容。在1975年4月2日，戴密微信中提到他們(men) 組織了一個(ge) 官方的研究小組，研究保存在法國國家圖書(shu) 館中的敦煌手稿。此後的每封信中，饒宗頤都會(hui) 談及《敦煌白畫》的完成進度。如1975年7月25日饒宗頤給戴密微的去信中說道：“李克曼兄之《白畫法譯》已完成大部分。”通過以上信件我們(men) 可知，《敦煌曲》《敦煌白畫》等學術成果是在兩(liang) 位先生的相互幫助、鼎力合作之下完成的，同時也是因為(wei) 後繼有人不斷接力才使敦煌學聲名鵲起，成就斐然。

　　細讀這些信件，我們(men) 不難發現，自1900年6萬(wan) 餘(yu) 件敦煌遺書(shu) 流失海外，給中國學者造成巨大的創傷(shang) 和困難。饒宗頤在《敦煌曲引論》中寫(xie) 道：“承戴密微教授取得影片，俾資補錄，尤為(wei) 難得。”這裏的“影片”是指戴密微向其提供了較為(wei) 難得的蘇聯科學院所藏之敦煌曲詞《還京洛》《長安詞》的照片。關(guan) 於(yu) 這些照片，1967年5月28日戴密微在法文信中談道：“我終於(yu) 收到了列寧格勒的縮微膠卷,並剛剛通過空運的方式將它們(men) 給您郵寄過去了。這是俄羅斯人第一次將他們(men) 寶貴的敦煌複製品送到國外,我希望這第一個(ge) 舉(ju) 動（能）被其他人所跟隨（效仿）。”

　　眾(zhong) 所周知，1900年6月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後，大部分文獻先後流散至英、法、俄、日等國。而流散文獻遲遲得不到公開，不僅(jin) 給我國學者帶來諸多困難，也製約了國際敦煌學研究的步伐。

　　細讀這些信件，我們(men) 不難發現，中外學者在敦煌學研究中都具備力求窮其源流的治學態度。在1968年12月26日的英文信件中，戴密微提出：“今天上午，我已把《敦煌曲》的全部材料交給了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的印刷機構。”同時，戴密微請饒宗頤抽時間回答他寫(xie) 在另一張紙上的問題。這封信的內(nei) 容說明饒宗頤對戴密微在翻譯他們(men) 合作撰寫(xie) 、出版《敦煌曲》時提出的問題肯定是給予了答複。但遺憾的是，本書(shu) 信集未收錄戴密微列有那些疑難問題的附件，也未能收錄饒宗頤的回複。在這封信的後半段，戴密微寫(xie) 道：“我想這部《敦煌曲》將是部質量上乘的著作，同時我也希望你將不會(hui) 忘了另一部關(guan) 於(yu) ‘敦煌白畫’的書(shu) 。”同時，戴密微表達了自己的請求：“我正在一天天地老去，我希望能像第一部那樣在我有生之年為(wei) 其出版盡一份力。”

　　而對於(yu) 戴密微心心念念的《敦煌白畫》，1976年6月17日，饒宗頤開篇即說到一幅畫作的內(nei) 容辨識問題，還有兩(liang) 封饒宗頤給戴密微的去信說道，白畫“若幹小疵，均已經改正……”從(cong) 以上信件內(nei) 容我們(men) 可見中外兩(liang) 位學者治學“窮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和“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求知態度，樊錦詩先生稱饒宗頤“先生身上體(ti) 現出了學術宗師的崇高品格和精神風範”，大力推動敦煌學的發展，也使饒宗頤成了國際敦煌學的有力推手和卓越領袖。

　　兩(liang) 位先生書(shu) 信來往共同探討敦煌學研究的這一時期，正是中國內(nei) 地的研究停滯階段，而以饒宗頤先生為(wei) 代表的港台地區的學者異軍(jun) 突起，才使得中國與(yu) 英、法、俄、日等國的敦煌學交流未曾中斷，保持了延續。《當代中國敦煌學研究》一書(shu) 指出，《敦煌曲》不僅(jin) 為(wei) 敦煌曲研究構建了理論框架，對後來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論意義(yi) ，在國內(nei) 外具有很大影響。而《敦煌白畫》以考察法藏敦煌白畫為(wei) 中心，進而探討了白畫淵源、發展脈絡及其在繪畫史上的地位，可以說是首次對這批材料做了係統的深入研究。這部著作視野開闊，立意高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