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曆史上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多個(ge) 北方遊牧族群進入中原建立政權。對這一曆史時期，應該如何看待和稱呼？一直以來都有“五胡亂(luan) 華”之說，一個(ge) “亂(luan) ”字揭示出了政權林立、彼此攻伐、各族黎庶百姓遭受巨大痛苦的事實。特別是中原地區因其人口密集、生產(chan) 發達、物質富庶和文化先進，中原百姓遭受戰亂(luan) 帶來的災難更加深重。從(cong) 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角度觀之，雖然“亂(luan) ”字描述了相當部分的客觀真實，但卻有著明顯的局限性，因為(wei) 忽視了五胡政權後期的轉化。在進取中原的過程中，大部分五胡政權從(cong) 政治觀念到文化習(xi) 俗都迅速主動選擇“中華化”，主動追求大一統思想觀念，這使得彼此間的戰爭(zheng) 逐漸演化為(wei) 爭(zheng) 奪中華正統、尋求南北一統的手段。因此，我們(men) 認為(wei) ，入華與(yu) 亂(luan) 華的最顯著差異在於(yu) ，入華是主動的向中原文化學習(xi) ，而亂(luan) 華則明顯帶有被動式的毀壞、入侵色彩。所以，稱這一時期為(wei) “五胡入華”明顯更加符合中國曆史上多元一體(ti) 的曆史格局、多民族交融和中華文化傳(chuan) 統，也更加實質地揭示出各族群從(cong) 大碰撞最終走向大融合的曆史進程。

　　現有史料為(wei) “五胡入華”提供了足夠的證據支撐。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個(ge) 政權統治者繼續推崇“大一統”國家觀，承襲了兩(liang) 漢的各項基本製度，體(ti) 現出了主動向“漢”文化學習(xi) 、融入的心態。

　　在政治層麵，東(dong) 漢末年至西晉時期，長城內(nei) 外的匈奴、烏(wu) 桓、鮮卑、氐、羌等眾(zhong) 多族群，大多處於(yu) 中原王朝所設的領護官員、邊郡屬國都尉乃至郡縣官吏管理之下。這些族群首領大多被中原王朝授予“王”、“侯”、“仟長”、“佰長”、“什長”等各級官爵，帶有“歸義(yi) 侯”、“率善王”等能表明臣服於(yu) 朝廷的名號。這些名號並非虛名，而是表明周邊族群已被納入以中原王朝為(wei) 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

　　“五胡”政權由多族群參與(yu) ，建有胡漢雜糅的官僚體(ti) 製。在匈奴漢趙政權可統計的263名官員中，匈奴114人(包括皇族)，漢人131人，其他族群18人。後燕中央職官175人中能確定族屬者的，慕容氏一族占26%，其他鮮卑人占11%，其他少數族群占10%，漢人占53%；軍(jun) 事職官110人中能確定族屬者的，慕容氏—族占27%，其他鮮卑人占14%，其他族群占14%，漢人占45%；地方職官93人(刺史級34人)中能確定族屬者的，慕容氏一族占24%(刺史級18人)，其他鮮卑人占9%，其他族群占4%，漢人占63%。後秦可統計的30種中樞之官32人中，皇室6人，漢人19人，羌人3人，氐人3人，休官人1人。大夏可統計的66個(ge) 職官中，鐵弗匈奴27人，漢人26人，鮮卑人4人，匈奴4人，羌人2人，吐穀渾2人，屠各1人。

　　在社會(hui) 層麵，北魏實行了一項至關(guan) 重要的“離散部落”政策，即解散部落組織。天興(xing) 元年(398年)，北魏攻打後燕取得大勝，在代地大範圍解散部落民，使其“分土定居，不聽遷徙”，部落大人“皆同編戶”。拓跋珪在登國元年(386年)改稱魏王後不久，北魏就實行了“散諸部落，始同為(wei) 編民”，後又數次針對不同群體(ti) 實行了類似政策。這一政策試圖使各部落大人與(yu) 其部民脫離關(guan) 係，使之由部落成員轉變成為(wei) 國家的編戶，定居、分得土地以從(cong) 事農(nong) 耕或定居牧放，不得隨便遷徙。基於(yu) 血緣的氏族轉變為(wei) 基於(yu) 地緣的編戶。由此，北魏加強了中央集權，開拓了財源和兵源，各族群胡人舊有的社會(hui) 關(guan) 係也被重組，使前秦苻堅那種一場戰役失敗後部將即各奔本族、獨立稱王的局麵不複重演。

　　在法製層麵，在律學與(yu) 法製上，魏晉實現了重大進展。魏明帝時製成魏律18篇，將刑法條文內(nei) 容盡數納入其中，晉武帝時又製定了《泰始律》20篇，由此使“律”的內(nei) 容集中於(yu) 刑律，行政製度的內(nei) 容另行置於(yu) “令”，即《晉令》40卷中。由此，“律”是刑法，“令”是行政法，二者性質被清晰界定。魏晉“律令分途”在中國法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yi) 。在法治思想上，北魏律也深受漢代以來儒法合流趨勢之影響，遵循漢魏以來禮法結合的精神，具有鮮明的禮的色彩，符合魏晉儒家係統引禮入律之典型特征。如其所規定之存留養(yang) 親(qin) 製度、以“不道”罪禁同姓為(wei) 婚製度等，體(ti) 現了法製建設上的胡漢交融。

　　在樂(le) 舞層麵，“戎華兼采”的胡樂(le) 對中原地區影響深遠。胡笳、羌笛、琵琶、豎箜篌、羯鼓等胡樂(le) 器及胡曲在中原民間廣泛流行。晉室南遷後，清商樂(le) 發生變化，形成“陳梁舊樂(le) ，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le) ，多涉胡樂(le) 之伎”的現象。龜茲(zi) 樂(le) 和西涼樂(le) 對我國北方音樂(le) 影響很大。皇親(qin) 貴族都酷愛龜茲(zi) 樂(le) 舞，北齊文宣帝高洋在演奏龜茲(zi) 樂(le) 時，甚至親(qin) 自擊鼓伴奏。北齊的《蘭(lan) 陵王入陣曲》與(yu) 北周的《城舞》是北方族群融合的藝術結晶，對後世戲劇等產(chan) 生了一定影響。此外，胡舞、胡戲等對中原文化的影響也很明顯。

　　在語言層麵，南北漢人日常用語中時而雜有胡語或夷越之音。在書(shu) 法方麵，魏碑上承漢隸傳(chuan) 統、下啟唐楷新風，為(wei) 現代漢字的結體(ti) 與(yu) 筆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雕刻和繪畫藝術上，大同雲(yun) 岡(gang) 石窟、洛陽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等佛教塑像、壁畫與(yu) 北朝胡人墓葬壁畫等，融合了中原儒道文化、中原建築風格、青綠山水畫風與(yu) 遊牧生活場景、佛教信仰等多種元素。如各族群共同創造出雲(yun) 岡(gang) 石窟這座曠世無雙的佛教藝術殿堂。而雲(yun) 岡(gang) 石窟的佛教造像藝術融匯了鮮卑、漢以及中亞(ya) 文化的精髓，成為(wei) 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晶。

　　回到問題本身，“五胡亂(luan) 華”與(yu) “五胡入華”的背後所表明的是不同的曆史認知和理論範式，一種將五胡視為(wei) 亂(luan) 華的來源，其實就是視“五胡”為(wei) “他者”；而強調夷夏同源、天下大同的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曆史敘事則將“五胡”視為(wei) 對不斷發展著的中華文化的補充與(yu) 融合，實事求是地描述了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融合過程，也真切體(ti) 現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尤其是連續性、統一性和包容性。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五胡入華”的過程就是中華民族共同性增加的過程，更是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

　　(作者簡介：彭無情，新疆師範大學政法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王應昊，新疆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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