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2日電 題：為(wei) 何說中國為(wei) 世界提供了“另一種製度選擇”？

　　——專(zhuan) 訪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hui) 主席鄭永年

　　作者 劉文文 尹倩芸 王夢瑤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cong) 一個(ge) 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和最大的貿易國，人均GDP也從(cong) 不到300美元提升到超過12000美元，迄今中等收入群體(ti) 超過4億(yi) 人。中共十八大以來，近1億(yi) 農(nong) 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諸多奇跡。

　　與(yu) 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今一些國家深陷治理危機，社會(hui) 矛盾不斷加劇，政治經濟麵臨(lin) 巨大不確定性。為(wei) 何會(hui) 出現這種反差？為(wei) 何說中國為(wei) 世界提供了“另一種製度選擇”？近日，中新社“東(dong) 西問”就此專(zhuan) 訪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hui) 主席鄭永年。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在最新著作《中國敘事：如何講好中國故事》中提到，西方自身所麵臨(lin) 的問題和中國可持續崛起的反差導致了西方對中國經濟製度的恐懼。在同一波全球化過程中，為(wei) 何會(hui) 出現這種反差？中國製度令人“恐懼”嗎？

　　鄭永年：這主要在於(yu) 西方自身存在的治理問題，也就是其收入差距擴大導致社會(hui) 高度分化。全球化導致了資本、技術、人才在世界範圍內(nei) 相對自由流動，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從(cong) 中獲得了巨大財富。但極少數國民收獲了全球化的絕大多數好處，大量的中產(chan) 階層沒有從(cong) 中獲益。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中產(chan) 階級一直萎縮，占比從(cong) 原先的65%降低到現在的50%左右。

　　行駛在福廈高鐵線上的複興(xing) 號智能動車組。張斌 攝

　　實際上，全球化對中國也產(chan) 生了同樣的影響，但我們(men) 的製度有自身優(you) 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cong) 一個(ge) 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中國用40年促成8億(yi) 多人口脫貧，迄今為(wei) 止中等收入群體(ti) 已超過4億(yi) 人。全球化對我們(men) 的收入差距產(chan) 生了一定影響，但我們(men) 通過製度優(you) 勢、精準扶貧，保證了基本的社會(hui) 公平。

　　中國是少數幾個(ge) 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同時實現三個(ge) 可持續發展的國家之一：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可持續的社會(hui) 穩定、可持續的政治製度支撐和領導。中國同時實現了這三方麵的進步，並將此擴展到國際層麵，所以少數西方國家對華產(chan) 生“恐懼感”。公平地說，西方的經濟、科技還在發展，但由社會(hui) 分配不公所引起的問題到今天仍未解決(jue) 。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一些西方人將中國視為(wei) “國家資本主義(yi) ”。這一觀點為(wei) 何站不住腳？

　　鄭永年：近代以來，各國多多少少都具有某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yi) ，政府都承擔某一種經濟發展的功能，隻是幹預程度不同。事實上，美國也是某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yi) ，比如1945-1970年的凱恩斯主義(yi) 就主張國家幹預經濟，現在的拜登政府也在幹預經濟。相比美國而言，中國多了一個(ge) 國家幹預經濟的工具——國有企業(ye) 。美國雖沒有國企，但也通過軍(jun) 工係統來執行其產(chan) 業(ye) 政策。

　　西方一些人將中國簡單地視為(wei) “國家資本主義(yi) ”，主要是因為(wei)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因而把中國看成威脅，在這裏有意識形態的成分。事實上，國家資本主義(yi) 這一概念最早是列寧提出的，主要指計劃經濟，隻存在國有資本。但中國除了國有資本外，還有為(wei) 國家貢獻了56789(即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ye) ，90%以上的企業(ye) 數量)的民營企業(ye) 。

　　事實上，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混合經濟，中國文明很早就把私有製跟公有製結合起來。比如古代的井田製，以九百畝(mu) 為(wei) 一“井”，將其平均分為(wei) 九塊，每塊一百畝(mu) ，中間一塊為(wei) 公田，周邊八塊為(wei) 私田，就是將私有和公有混合在一起。

　　中新社記者：您在新書(shu) 中提到，與(yu) 西方的政治經濟分離不同，在中國，經濟從(cong) 來就是國家治理的一個(ge) 有效手段。中國提供了怎樣的“另一種製度選擇”？

　　鄭永年：在西方，近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yi) 的迅速崛起和發展，經濟逐漸從(cong) 社會(hui) 的諸領域中獨立出來，把自己和社會(hui) 隔離開來，最後發展成為(wei) 今天的新自由主義(yi) 經濟學形態，強調經濟的自主性，反對政府幹預。政治和經濟的分離既是西方經濟發展的根源，也是社會(hui) 問題的根源。

　　行駛在京杭大運河江蘇淮安段的貨船。趙啟瑞 攝

　　而在東(dong) 亞(ya) 文明中，不論中國、韓國或新加坡，經濟活動從(cong) 來就被定義(yi) 為(wei) 政府責任的內(nei) 在部分。從(cong) 中國曆史上看，國家一直肩負著管理經濟的責任，大禹治水的典故、從(cong) 古至今流淌的大運河以及如今的高鐵“名片”都說明了這一點。近年來中國快速崛起、中國超大規模的基礎設施等也充分證明了中國製度的有效性。

　　今天西方資本主義(yi) 麵臨(lin) 資本坐大、政府跟市場失衡的問題，解決(jue) 這一問題的核心就是處理好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西方也在反思自己的製度，“拜登經濟學”的核心盡管仍在資本主義(yi) 的範疇裏，但更多地強調如何發揮政府的作用，通過各種方式保護弱勢群體(ti) ，保護中產(chan) 階層。美國市場的民間也在呼籲政府發揮作用。

　　如今，圍繞中國政府如何處理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來敘述中國的經濟製度，闡明存在“另一種製度選擇”，並非要取代西方的體(ti) 製，而是為(wei) 世界多提供一個(ge) 參考體(ti) 係。

　　中新社記者：自近代以來，中國與(yu) 世界經濟互動、接軌，逐漸成為(wei) 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如何理解“中國問題世界方案”和“世界問題中國方案”這兩(liang) 句話？

　　鄭永年：這個(ge) 問題是永恒的，自近代中國開始與(yu) 西方主導的世界體(ti) 係發生關(guan) 係以來，“中國問題世界方案”“世界問題中國方案”就都存在著。

　　清王朝滅亡後，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曾嚐試過西方式的多黨(dang) 製、總統製、議會(hui) 製，在多次失敗後重新尋找學習(xi) 榜樣。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yi) ，也促成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成立，所以共產(chan) 黨(dang) 的成立本身就是中國問題世界方案。又如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也是中國在向世界尋找方案。

　　2001年11月12日，中國加入WTO議定書(shu) 簽字儀(yi) 式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ju) 行，時任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在簽字後同各國代表一起舉(ju) 杯慶祝。錢興(xing) 強 攝

　　中國近代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都走了中國問題世界方案的路，隨著近些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迅速崛起，世界問題中國方案逐漸成為(wei) 新的趨勢。比如消除貧困是中國的也是世界性的難題，中國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方案；此外還有“一帶一路”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等中國方案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問題世界方案”中，中國不是照搬照抄別國經驗，而是強調“世界方法的中國化”。同樣，在“世界問題中國方案”裏，中國也不是把自己的方案、邏輯、製度強加給他國，而是提供一種選擇。

　　這與(yu) 中國文明的特質有關(guan) 。中國文明是包容一切的世俗文明，講究和而不同。同時中國文明也具有“一貫性”，能夠吸收消化其他文明的長處，把它們(men) 變成自己文明的一部分，生生不息。(完)

　　受訪者簡介：

　　鄭永年。受訪者供圖

　　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Springer-Nature) ARPE學術期刊(The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編、羅特裏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國政策叢(cong) 書(shu) 》(China Policy Series)主編和世界科技書(shu) 局(World Scientific)《當代中國研究叢(cong) 書(shu) 》(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編。

　　主要從(cong) 事國際關(guan) 係、外交政策、中美關(guan) 係、中國內(nei) 部轉型及其外部關(guan) 係研究。近年來，先後出版和主編著作近百部，其中英文專(zhuan) 著10餘(yu) 部。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