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shu) 評介】

　　作者：趙大旺（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副教授）

　　我國西北地區的甘肅、新疆是陸上絲(si) 綢之路中國段的孔道和核心區域，因此西北史地研究與(yu) “絲(si) 綢之路”研究有著天然的聯係。劉進寶教授最新推出的《西北史地與(yu) 絲(si) 路文明》（甘肅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正是西北史地與(yu) “絲(si) 路”研究相結合的有益探索。

　　　西北史地研究與(yu) “絲(si) 路”研究比翼齊飛

　　西北地區，尤其是甘肅河西走廊，是絲(si) 路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通道。多元文明的交融塑造了西北地區獨特的曆史文化。因此，西北史地研究與(yu) 絲(si) 路文明研究可以互相促進、互相推動。劉進寶對此早有認識，曾提出西北史地研究“不能將其局限在河西、甘肅，要放在絲(si) 綢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視野中考察”。

　　該書(shu) 以西北史地研究為(wei) 基礎，探討絲(si) 綢之路與(yu) 西北地區曆史文化的關(guan) 係，尤其彰顯了蘭(lan) 州在絲(si) 綢之路上的地位。該書(shu) 專(zhuan) 門探討古代蘭(lan) 州的交通，指出“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我國中原地區經過蘭(lan) 州、河西走廊到西域，乃至西亞(ya) 、歐洲的交通道路早已出現，隻不過名稱不叫‘絲(si) 綢之路’罷了”。漢代張騫通西域，漢武帝打敗匈奴，設置河西四郡，漢昭帝時又設置金城郡，“金城郡的建置就是中西交通的產(chan) 物”。由於(yu) 絲(si) 綢之路的推動，“蘭(lan) 州逐漸成為(wei) 西北地區經濟貿易的重要關(guan) 口”。作者將漢代以來蘭(lan) 州的交通放在整個(ge) 中西交通發展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指出“古代蘭(lan) 州的交通，是整個(ge) 中西交通的一個(ge) 組成部分”。

　　除了蘭(lan) 州外，不少西北小城僻處西陲，卻能在絲(si) 路繁榮的大環境下發展成為(wei) 國際化的貿易都市。如隋代張掖，“成為(wei) 隋唐時期一個(ge) 重要的國際貿易城市”。唐代武威，“為(wei) 河西都會(hui) ，襟帶西蕃、蔥右諸國，商侶(lv) 往來，無有停絕”（《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chuan) 》卷一）。又如敦煌，“華戎所交，一都會(hui) 也”。唐天寶年間，“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資治通鑒》卷216）。可以說，西北地區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正是絲(si) 綢之路的饋贈。

　　　西北地區多民族發展與(yu) 雙向共贏的絲(si) 路貿易

　　西北地區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絲(si) 綢之路上各民族往來貿易，交流融合，造就了西北地區多民族共居和多元文化匯聚的獨特景觀。先秦時期有戎、羌、氐，秦漢時期有匈奴、月氏、烏(wu) 孫，後來還有吐穀渾、吐蕃、回鶻、黨(dang) 項等民族。漢代接收渾邪王十萬(wan) 降眾(zhong) 時，采取了“因其故俗為(wei) 屬國”的製度。“屬國”體(ti) 製保留了匈奴人原有的社會(hui) 組織和生產(chan) 生活方式，寬容的民族政策推動西北地區多民族共居局麵的形成，和諧的民族關(guan) 係促進了絲(si) 綢之路的繁榮。漢唐時期，絲(si) 綢之路上建立過很多民族政權，但都未影響絲(si) 綢之路的暢通與(yu) 繁榮，絲(si) 綢之路的繁榮是沿線民族合作聯動的產(chan) 物，而各民族互相聯動的基礎首先是沿線民族友好交往、民心相通。

　　貿易雙方的雙向共贏也是絲(si) 路長期繁榮的重要原因。作者提出，絲(si) 路貿易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共贏的。東(dong) 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是“不斷地交流、發展、融合後，再交流、再發展、再融合，從(cong) 而達到了更高的發展”。他以“佛教的倒流”為(wei) 例，指出佛教並非簡單地從(cong) 西向東(dong) 單向傳(chuan) 播，經過中國佛教界的改造和發展後又傳(chuan) 回中亞(ya) 、印度，從(cong) 而對中亞(ya) 和印度的佛教作出貢獻。作者還以“波斯錦”為(wei) 例說明中國與(yu) 古代波斯在紡織技術上的互相影響，體(ti) 現了“雙向共贏”這一主題。

　　書(shu) 中指出，絲(si) 路貿易的主體(ti) 是“轉輸貿易”，在古代絲(si) 綢之路的各個(ge) 重鎮，都有數量不等的胡商或胡人聚落，“胡人尤其是粟特人充當了絲(si) 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由於(yu) 轉輸貿易的需要，絲(si) 路上很多重鎮是“商胡”入華之路，也是商貿中心。如新疆的吐魯番，“一些商胡從(cong) 西邊來到高昌後便不再東(dong) 行，而是將貨物在當地出售，東(dong) 邊來的商人也不再西行到貨物的產(chan) 地去收購商品，而是在高昌購買(mai) 後，再到其他地方去出售”。正是因為(wei) 絲(si) 路貿易的這個(ge) 特點，沿線一些城市成為(wei) 國際貿易集散中心，如君士坦丁堡、巴格達、敦煌、吐魯番、蘭(lan) 州等。絲(si) 路貿易的主要承擔者，來自中亞(ya) 的粟特商人成群結隊地徙居中國並長期定居，其後裔有的繼續經商，有的則在中國入仕，完全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本書(shu) 關(guan) 於(yu) 絲(si) 路“轉輸貿易”的提出及論證，使以前絲(si) 路研究中一些模糊的問題更加清晰，開闊了絲(si) 綢之路研究的視野。

　　　西北史地研究與(yu) 生俱來的經世情懷

　　晚清以來，帝國主義(yi) 侵略造成了我國西北邊疆的危機。中國學者希望通過學術研究尋求解決(jue) 的途徑，“西北史地學”成為(wei) 一時顯學。正如梁啟超所言，“一時風會(hui) 所趨，士大夫人人樂(le) 談，如乾嘉間之競言訓詁音韻焉”。“西北史地學”從(cong) 其產(chan) 生時起，就被賦予了“經世致用”的時代特征。

　　書(shu) 中認為(wei) ，西北文化多元共存，包括敦煌文化在內(nei) 的“五涼文化”並不是西來的，而是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吸收外來文化後形成的地域文化。正如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說：“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是敦煌文化的根和魂。”（《光明日報》2023年1月16日史學版）而該書(shu) 對“絲(si) 綢之路”概念的辨析，也體(ti) 現出強烈的現實關(guan) 懷。鴉片戰爭(zheng) 以後，西方考察家、探險家以調查為(wei) 名深入我國西北邊疆，搜集情報，為(wei) 列強侵華服務。“絲(si) 綢之路”這一名稱的發明者李希霍芬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來中國考察的，他在中國的遊曆“帶有強烈的為(wei) 列強提供情報，便利其經濟擴張的目的”，其所定義(yi) 的“絲(si) 綢之路”也是狹隘的、簡單的。隨著學界研究的深入，今天的“絲(si) 綢之路”概念和內(nei) 涵已完全不同，成為(wei) “古代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統稱”，我們(men) 應該大力加強“絲(si) 綢之路”研究，以“站在國際學術的前沿，發出中國聲音”。

　　《光明日報》（2023年12月0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