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博士齊俊桐辭去中科院沈陽自動化研究所的工作到天津創業(ye) ，他期待能推動中國的無人機科研成果實現產(chan) 業(ye) 化。

　　當時，他廣發英雄帖，渴望招募一群誌同道合的技術牛人，一起攻下無人機智能集群控製技術的難關(guan) ，可翻遍手中拿到的簡曆，符合條件的人寥寥無幾。

　　那時候，中國的智能科技產(chan) 業(ye) 基本都集中在北京和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各路人才爭(zheng) 相湧向產(chan) 業(ye) 聚集的高地。齊俊桐清楚，當時其他地方的智能製造產(chan) 業(ye) 還沒發展起來，“人家如果衝(chong) 你這一家公司來了，很擔心會(hui) 陷入孤島，將來跳槽也很難。”

　　而這兩(liang) 年，智能製造產(chan) 業(ye) 逐漸在天津形成規模，加之當地推出廣攬人才的“海河英才計劃”，讓越來越多的中高端人才把目光匯聚過來。“一批來自各地的中高端人才都來了。”齊俊桐說。

　　“十三五”期間，青年人才在中國各大城市之間的自由流動變得更加通暢，人才流動的“中梗阻”在一點點被打通。

　　公安部數據顯示，1億(yi) 人在城市落戶的目標已提前完成。而隨著人才活力被進一步激發，城市經濟社會(hui) 快速發展，給年輕人創造更多機遇。

　　從(cong) 國家層麵，各類城市的落戶政策在逐步放開，從(cong) 過去“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製，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yan) 格控製特大城市人口規模”，轉向“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

　　各地方政府更是求賢若渴。隨著各大城市持續推進產(chan) 業(ye) 轉型升級，新增就業(ye) 崗位多、人才需求量大，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已成為(wei) 各地主政者的共識。

　　以戶籍製度和公共服務牽引人才流動，成為(wei) 近幾年來的重要趨勢。目前，我國城區常住人口300萬(wan) 以下的城市落戶限製已全麵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wan) 至500萬(wan) 的大城市落戶條件也全麵放寬。南京、武漢、成都、鄭州、西安等特大城市紛紛推出一攬子“搶人”政策，全麵放開了高校和職業(ye) 院校畢業(ye) 生、技術工人、留學歸國人員等群體(ti) 落戶政策。

　　近期，北京和上海的落戶政策也頗受關(guan) 注：上海明確複旦等4所名校的應屆畢業(ye) 生可以直接落戶；北京提高了積分落戶的透明度，落戶新政實施第一年，有6032人獲得了落戶資格。

　　地方政府爭(zheng) 相推出人才新政，支持大學生落戶，歸根究底是城市發展觀念的轉變，即從(cong) 過去的“重物輕人”，轉為(wei) 重視人才在社會(hui) 經濟發展中的驅動作用。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yu) 科學哲學係教授李俠(xia) 認為(wei) ，從(cong) 過去5年中國城市之間各項指標的綜合實力排名看，區域之間的差距正在拉大，城市格局也在發生變化，“其中一個(ge) 最關(guan) 鍵的要素，就是人才”。

　　在他看來，幾年前一部分城市搶先下手，主動降低人才落戶的門檻，吸引了一批年輕人安家落戶，如今已經享受到人才紅利，“近年來比較引人注目的中部崛起現象，其中人才是重要的推動力量。”

　　從(cong) 美國南加州大學研究生畢業(ye) 後，謝雷濤曾在美國工作了一段時間。去年他回到國內(nei) ，在此前工作公司的中國總部成都落戶了。

　　謝雷濤本科就讀於(yu) 北京，感受過那裏追夢的壓力，對他而言，成都這座城市的慢節奏和美食似乎更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成都高新區聚集了一批集成電路產(chan) 業(ye) ，讓他找到了事業(ye) 上大展拳腳的方向。

　　據統計，成都自2017年7月推出人才新政12條以來，截至今年10月24日，全市累計落戶全日製本科及以上學曆青年人才、技能人才超過39萬(wan) 人。

　　24歲那年辭去山東(dong) 公務員“鐵飯碗”投入互聯網創業(ye) 大潮時，鞏書(shu) 凱麵對的是質疑和壓力。而隨後幾年，他創立的互聯網文化創意公司迎頭趕上了工業(ye) 互聯網飛速發展的黃金期，在全國多個(ge) 城市快速布局，也吸引了四麵八方的年輕人。

　　這家公司員工平均年齡26歲，鞏書(shu) 凱感受到，隨著近年來戶籍製度的一再鬆綁，城市之間醫療健康、社保等公共服務逐漸實現無縫對接，大學生對戶口問題似乎並不像前輩那麽(me) 在意，“年輕人的束縛少了，選擇多了”。

　　在強勁的人才政策之下，一些城市的確迎來了常住人口的快速增長。近3年，西安和杭州的常住人口增量均超百萬(wan) ，成都、長沙、重慶、成都、鄭州等“新一線”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超過60萬(wan) 。

　　與(yu) 過去不同的是，“新一線”城市對大學生的吸引力在不斷增強。第三方專(zhuan) 業(ye) 機構麥可思公布的《2020年中國大學生就業(ye) 報告》顯示，本科畢業(ye) 生選擇在“新一線”城市就業(ye) 的比例從(cong) 2015屆的22%上升到2019屆的26%，在一線城市就業(ye) 的比例從(cong) 2015屆的26%下降至2019屆的20%。

　　在主要的“新一線”城市中，2017-2019屆外省籍本科畢業(ye) 生在杭州就業(ye) 的占比最高，其次為(wei) 天津、蘇州，均超過一線城市中的廣州。

　　經濟學專(zhuan) 業(ye) 的大四學生王美寧對未來有著清晰的規劃，對她和身邊很多同學而言，麵對各地對應屆畢業(ye) 生拋出的橄欖枝，“比起短期的補貼，可能我們(men) 會(hui) 更看重這個(ge) 地方能提供的就業(ye) 崗位和發展機會(hui) ”。

　　如何把引來的人才留住，更加考驗城市社會(hui) 的軟硬環境。李俠(xia) 期待，各大城市在向人才敞開懷抱的同時，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有助於(yu) 人才流動的市場機製，以及為(wei) 人才幹事創業(ye) 營造富有活力的機製體(ti) 製。

　　當然，近年來各城市出現“搶人”的現象，並不意味著我國勞動力供不應求。國家發改委相關(guan) 負責人表示，從(cong) 我國目前的結構現狀來看，高學曆勞動力的空間分布和經濟布局、產(chan) 業(ye) 集聚還不夠協調，產(chan) 教融合的程度也還不夠緊密，存在著結構性就業(ye) 矛盾等問題，這意味著，還需進一步加大經濟體(ti) 製改革的力度，為(wei) 推進各類要素市場化配置、促進人才等要素合理流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