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布林卡裏的一場文物盛宴

　　伴著悠揚婉轉的藏戲音樂(le) ，“五一”假期首日，一場文博大講堂在位於(yu) 西藏拉薩的世界文化遺產(chan) 羅布林卡舉(ju) 辦。來自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西藏博物館、哲蚌寺、小昭寺等8家文博單位的15件珍貴文物“同台”，為(wei) 觀眾(zhong) 奉上了一場文物盛宴。

　　“頭頂高聳、右旋的波浪狀發髻，袒右式袈裟等，是北魏佛造像的風格。”布達拉宮管理處文博副研究館員多吉平措首先展示了一尊金銅造像。

多吉平措向觀眾(zhong) 講解布達拉宮所藏的彌勒像。（丹玉 攝）

　　這尊造於(yu) 北魏和平三年（公元462年）的彌勒像，是布達拉宮所藏製造年份最早的金銅造像之一。

　　“北魏的漁陽郡大概在今北京郊區一帶，一位僧人在那裏出資創作這尊造像。來到西藏後，它的發髻被塗上藍靛、臉部塗金繪出眉眼嘴唇，這是藏傳(chuan) 佛教特有的供養(yang) 習(xi) 俗。”多吉平措介紹，這尊彌勒像背後有著佛教藝術流變的生動故事，是研究佛教中國化曆程的重要實物資料。

　　“當時，犍陀羅造像風格在古印度式微，卻通過絲(si) 綢之路東(dong) 傳(chuan) ，在我國北方形成了北魏平城模式等重要的中國本土造像樣式。”多吉平措說，從(cong) 雲(yun) 岡(gang) 石窟和麥積山石窟造像展現出的兼容並蓄藝術風格可見一斑。

色莉瑪向觀眾(zhong) 講解“大慈法王唐卡”。（丹玉 攝）

　　羅布林卡管理處文物科科長色莉瑪帶來了“大慈法王唐卡”。

　　生於(yu) 拉薩蔡公堂的釋迦也失是藏傳(chuan) 佛教格魯派祖師宗喀巴的弟子，1414年進京朝覲永樂(le) 皇帝；1419年於(yu) 拉薩北郊主持修建色拉寺；1434年，宣德皇帝冊(ce) 封其“大慈法王”封號。

　　他兩(liang) 度進京，長期在內(nei) 地開展弘法活動，並在青海圓寂，是明朝所封三大法王中，在內(nei) 地傳(chuan) 法和生活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位，對加強西藏地方與(yu) 明朝中央政權關(guan) 係有重要貢獻。“大慈法王唐卡”上雲(yun) 龍紋的華蓋，表明明朝中央對釋迦也失的崇高禮遇和深情厚誼。

　　“這件作品是以格魯派為(wei) 代表的藏傳(chuan) 佛教與(yu) 中央政府相互交流交往交融的曆史見證，是漢藏藝術交流合作的結晶。它視覺化闡釋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充分證明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色莉瑪說。

何偉(wei) 向觀眾(zhong) 講解拉薩當雄吐蕃墓地中出土的金耳勺。（丹玉 攝）

　　現場陳列的最小的一件文物，是出土於(yu) 拉薩當雄吐蕃墓地的金耳勺。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文博副研究館員何偉(wei) 戴著手套，將它捧起來展示給觀眾(zhong) 。

　　《舊唐書(shu) 》記載，武官五品以上佩戴“躞蹀七事”。“事”指生活中的小用品，除耳勺外，還有針線筒、打火石、磨刀石、鑷子等。它們(men) 串在一起，成為(wei) 武官的躞蹀帶。

　　“勺柄一麵展現大翅、長脖的中原瑞鳥形象，另一麵又是西亞(ya) 薩珊王朝的立獅形象。”何偉(wei) 說，“唐文化融入了絲(si) 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文化元素。這柄耳勺在內(nei) 地製作時就融入了薩珊元素，後以或贈品或交易形式流入西藏。同時代的陝西法門寺地宮中也出土了同形製的耳勺。”

　　繪出西藏地形的“魔女仰臥唐卡”使用唐朝文成公主從(cong) 內(nei) 地帶來的地勘方式；手持法器可逐一拆卸的“大威德金剛像”出自布達拉宮腳下的雪堆白……雪堆白是清代西藏地方造辦機構，在修建布達拉宮紅宮時，康熙皇帝曾特派114名內(nei) 地工匠前來相助。

　　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也能管窺到一些西藏文物帶來的影響。

　　“玉也是連接內(nei) 地和西藏的文化符號。元代以後，玉逐漸傳(chuan) 入西藏，最初以羊脂玉居多，因此藏語中的‘玉’是漢語‘羊脂’的音譯。”展示元朝中央賜給第五任帝師紮巴俄色的白玉印時，西藏博物館副館長、文博研究館員吉如·巴桑羅布說。

　　“西藏有一種傳(chuan) 統的茶架，上麵有圓孔，擺放茶杯不便，乍一看不知如何使用。”吉如·巴桑羅布說，“但見到明代的高足碗，疑問就打消了，把碗足插在茶架孔中，可以安穩承托和移動。”

　　“今天展示的這些文物，在無聲地訴說：我們(men) 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men) 悠久的曆史，是各民族共同書(shu) 寫(xie) 的；我們(men) 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我們(men) 偉(wei) 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吉如·巴桑羅布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