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編輯眼中的藏文出版這些年

　　書(shu) 籍是知識的傳(chuan) 播者，也是文化的傳(chuan) 承者。遠在1300多年前,藏族人民已開始使用本民族的文字記載曆史，千百年來藏族學者給我們(men) 留下了卷帙浩瀚的藏文曆史文獻。西藏民主改革65年來，黨(dang) 和國家高度重視、支持藏文出版事業(ye) 發展，創立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培養(yang) 編譯人才隊伍，修複文獻古籍等方麵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使藏文出版事業(ye) 得到空前繁榮發展。旦正加，民族出版社資深藏文編輯，副編審，從(cong) 事藏文編輯、翻譯工作15年，這15年，也是藏文出版業(ye) 蒸蒸日上，快速發展的15年。

民族出版社舊址

　　北京椅子胡同

　　2009年，旦正加畢業(ye) 於(yu) 中央民族大學，隨即加入民族出版社藏文室工作，前輩同事告訴他的第一件事，是關(guan) 於(yu) 民族出版社不平凡的過往。

　　民族出版社與(yu) 共和國同齡，1949年10月，中央民委成立大會(hui) 宣告，要用各民族文字翻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的三大文件，同時著手開展民族情況研究和民族政策理論研究，這些工作由民委參事室承擔，這就是民族出版社的前身。

　　而後，機構職能調整，參事室調查研究職能調整到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從(cong) 事編譯出版的工作人員組建專(zhuan) 業(ye) 出版社。1953年1月15日，在北京椅子胡同的原中央民委參事室所在地，所有留下的人都自己搬著椅子來到東(dong) 跨院的一個(ge) 大房子裏，民族出版社的成立大會(hui) 就在這裏舉(ju) 行。時任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發文：“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hui) 為(wei) 供應少數民族宣教讀物，過去由該會(hui) 參事室編印了一些少數民族文字的政治理論書(shu) 籍，但隨著新中國文化的發展，少數民族出版物需要量迅速增加，原有非專(zhuan) 業(ye) 的編輯機構已不能擔負此種任務。經該會(hui) 與(yu) 我署數度會(hui) 商，決(jue) 定建立‘民族出版社’，俾今後整個(ge) 少數民族的出版工作有一個(ge) 專(zhuan) 門的機構負責。”

　　在旦正加看來，民族出版社的成立是藏文化從(cong) 語言文字層麵現代化發展的開端。新中國成立之前，藏文出版機構大都以整理印刻經文為(wei) 主。新中國成立後，隨著人們(men) 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斷提升，藏文出版內(nei) 容從(cong) 過去單一的佛經刻印，發展到新時期的空前豐(feng) 富，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等法律文件；《毛澤東(dong) 文集》《習(xi) 近平談治國理政》等領袖著作；黨(dang) 代會(hui) 和兩(liang) 會(hui) 產(chan) 生的各類時政類圖書(shu) ；《藏醫藥大典》《中華大藏經》等傳(chuan) 統文化精品圖書(shu) ；《漢藏對照辭典》《藏漢大辭典》等工具性圖書(shu) ；還有新時期各類藏學研究著作等等。

　　“《共同綱領》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藏文出版物，也是新中國第一本藏文出版物。率先出版《共同綱領》，至今仍是每個(ge) 藏文室同誌最引以為(wei) 豪的事。”旦正加說。

　　《共同綱領》全稱為(wei)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共同綱領》，是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於(yu)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通過的施政綱領。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製定以前的建國綱領，起了臨(lin) 時憲法的作用。它與(yu) 隨後1954年出版發行的民族文字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共同被視為(wei) 民族出版社的奠基之書(shu) 。兩(liang) 本薄薄的小冊(ce) 子，是新中國民族出版史上的裏程碑。

　　如果說《共同綱領》開啟了藏文翻譯出版的大門，那麽(me) 之後的《毛澤東(dong) 選集》則為(wei) 新時期的藏文翻譯出版事業(ye) 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民族語言翻譯工作並非易事。“翻譯工作不是把漢文拿過來就可以譯得出來的。由於(yu) 有許多表達新概念的詞匯在民族文字中沒有現成的對等詞匯，在翻譯中要精心選擇各民族原有的較適當的詞語來表達，或者創造性地巧妙翻譯才能譯得好。”旦正加舉(ju) 例說，如當年毛選藏文版翻譯“實事求是”這個(ge) 詞時，大家提出了好多種方案，最後選定的是“由實際存在的事物找出真理”。翻譯出版工作推動了民族語言文字中新詞匯的形成和廣泛使用。《毛澤東(dong) 選集》至今是翻譯們(men) 參考的體(ti) 例。

國家新聞出版基金項目《小五明文獻分類集成》

　　新時代的文化使命

　　改革開放以後，北京充分發揮政治、文化、國際交往中心等首都核心功能。為(wei) 更好引領多元民族文化發展，又相繼成立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等專(zhuan) 業(ye) 性涉藏圖書(shu) 出版社。藏文精品圖書(shu) 自此層出不窮，它們(men) 承載著首都的榮耀，履行著“文化中心”的使命，被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國內(nei) 外廣大藏文讀者手中。

　　“根據時代發展要求，藏文出版刊印工作擔負起宣傳(chuan) 黨(dang) 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麵向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傳(chuan) 播科學文化，弘揚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促進中華文化發展繁榮和民族團結進步的重要使命。”旦正加說。以2022年民族出版社為(wei) 例，新出版了《習(xi) 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匯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曆史使命與(yu) 行動價(jia) 值》等時政類重點圖書(shu) ；《第四世夏麥爾班智達文集(1-10)》《後續部注釋 所需皆具寶庫（上下冊(ce) )》等古籍文獻類圖書(shu) ；《藏漢英會(hui) 計金融詞匯》等辭書(shu) 類圖書(shu) 。

　　旦正加說，在出版工作者眼中，每本書(shu) 稿都像自己的孩子，悉心養(yang) 育，見證成長，出版印刷的那一刻，內(nei) 心裝滿歡喜。“我的前輩丹真多傑老師退休後，將自己編輯的所有圖書(shu) 贈送給家鄉(xiang) 圖書(shu) 館一套，我能理解他內(nei) 心的這份自豪與(yu) 榮光，這是我們(men) 編輯人的精神信仰。”在田野考察中，經常遇到打聽在哪裏能買(mai) 到某本書(shu) 的讀者，或者告訴他是讀民族出版社的書(shu) 長大的讀者，每逢此時，旦正加也由衷地感到自己的使命和責任。

　　藏文出版業(ye) 繁榮發展這些年，旦正加也見證了藏文室從(cong) 業(ye) 人員結構的變更，據老同誌們(men) 說，建社初期，藏文室百分之七八十都不是藏族同誌，漢族，蒙古族，白族，彝族同事都有，還有很多人都是高僧大德。隨著國家對民族地區教育發展的關(guan) 注，越來越多藏族同胞接受現代化教育，走向各行各業(ye) 。“現在我們(men) 藏文室基本全是藏族同事了，精通藏漢雙語，用母語編譯文稿，得到了民族地區讀者的更多認可。”旦正加說。

政府獎

　　數字化賦能藏文出版

　　近年來，日益成熟的數字技術被大量應用到傳(chuan) 統出版行業(ye) ，在藏文古籍保護修複方麵成效尤為(wei) 顯著。“藏族文獻資源豐(feng) 富，以《甘珠爾》為(wei) 例，每個(ge) 寺院都有自己的版本，都有很高的珍藏、考古價(jia) 值。古籍文獻的全文數字化，有效解決(jue) 了西藏古籍文獻‘藏’與(yu) ‘用’之間的矛盾，為(wei) 做好古籍知識普及和傳(chuan) 播，激活中華古籍在新時代的傳(chuan) 播力和生命力發揮了重要作用。”旦正加說。近年來，他所在的藏文編輯室也進行了大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現已整理出版完成《小五明文獻分類集成》一百九十三卷、《德瓦倉(cang) 嘉央吐丹尼瑪文集》六卷、《藏醫藥經典文獻集成叢(cong) 書(shu) 》一百三十三卷。

　　當被問及數字化迅速發展的當下，傳(chuan) 統出版業(ye) 是否受到衝(chong) 擊之時，旦正加認為(wei) 數字技術為(wei) 傳(chuan) 統出版業(ye) 賦能，呈現出的是傳(chuan) 統出版物與(yu) 數字出版物美美與(yu) 共的共贏局麵。

　　“隨著藏族民眾(zhong) 教育水平的提高，精通漢文藏文的越來越多了，加之我們(men) 的出版題材越來越豐(feng) 富多元，讀者群體(ti) 是在逐年攀升的。”對藏文讀者而言，因紙質出版物由於(yu) 其特殊的閱讀體(ti) 驗，數字出版物並未對傳(chuan) 統出版物構成衝(chong) 擊，“閱讀體(ti) 驗不一樣。”旦正加說。

　　近年來，民族出版社還通過出版藏文有聲書(shu) 、點讀筆，與(yu) 有道電子詞典合作，在線上推出《漢藏對照詞典》漢藏雙語實時互譯服務等多種方式，積極探索數字化出版新路徑，滿足藏文讀者的多元化閱讀需求。

　　談到未來的打算，作為(wei) 一名曆史學背景的藏文編輯，旦正加希望出一本漫畫版藏族曆史書(shu) 。“傳(chuan) 統文化可以再通俗一點，文化傳(chuan) 播也可以很有趣，希望能讓更多的年輕讀者在輕鬆閱讀的同時，了解文化，傳(chuan) 承文化。”旦正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