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hui) 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全麵係統總結了十八大以來新一屆政府推動“放管服”改革取得的積極進展和一係列重大改革成就，深刻分析了新一屆政府麵對極其複雜嚴(yan) 峻的國內(nei) 外形勢和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的不利條件，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動政府職能深刻轉變的曆史意義(yi) 和重要舉(ju) 措，明確提出了以深化“放管服”引領政府管理各領域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的戰略思路和具體(ti) 要求，為(wei) 未來五年進一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打造競爭(zheng) 新優(you) 勢、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盼，促進政府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一、深刻認識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大意義(yi)

目前，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明顯增強，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進入了新時代，經濟社會(hui) 發展環境已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社會(hui) 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hui) 生產(chan) 之間的矛盾，轉化為(wei)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hui) 主要矛盾的轉化，對深化行政管理體(ti) 製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李克強總理在講話中明確指出，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you) 化服務改革是一場重塑政府和市場關(guan) 係、刀刃向內(nei) 的政府自身革命，是推動政府職能深刻轉變、極大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hui) 創造力、實現經濟穩中向好的戰略舉(ju) 措。

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明確提出，經濟體(ti) 製改革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點，其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在這個(ge) 過程中，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ti) 製改革、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是重要手段和必由之路。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政府在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努力營造穩定可預期的宏觀環境的同時，緊緊抓住“放管服”改革這個(ge) “牛鼻子”，著力減少政府的微觀管理、直接幹預，放手讓企業(ye) 和群眾(zhong) 創業(ye) 創新，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hui) 創造力，取得了明顯成效。從(cong) 改革整體(ti) 布局看，堅持不懈深化“放管服”改革，是正確處理政府與(yu) 市場關(guan) 係的關(guan) 鍵環節，旨在推動政府職能深刻轉變，是觸利益、動格局的改革，是與(yu) 企業(ye) 和社會(hui) 民眾(zhong) 利益直接相關(guan) 、增強獲得感和滿意度的近距離改革，看似是“小切口”，實則收“大成效”。

通過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不僅(jin) 營造了公平競爭(zheng) 、規範有序的經濟社會(hui) 發展環境，而且進一步優(you) 化了政府治理體(ti) 係，推動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從(cong) 體(ti) 製機製上破解長期存在的政府職能缺位、錯位、越位問題的殺手鐧，有力促進了政府管理理念轉變、管理方式變革和管理手段創新，使行政效率明顯提升，服務意識明顯加強，而且從(cong) 源頭上遏製了權力尋租問題，促進了依法行政、廉潔從(cong) 政，切實提高了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政府形象明顯改善。

二、全麵闡述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積極成效

“放管服”改革與(yu) 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來市場取向改革的大思路一脈相承，是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豐(feng) 富實踐的延續和發展。進入新世紀後，改革發展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經濟社會(hui) 發展麵臨(lin) 的矛盾問題更加複雜嚴(yan) 峻。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堅強領導下，新一屆政府始終堅持問題導向，分步形成了“放管服”三管齊下、全麵推進的格局。通過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you) 化服務各項改革措施，經濟社會(hui) 發展環境得到優(you) 化改善，改革綜合效應不斷顯現，在實踐中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和成效。

李克強總理在重要講話中對“放管服”改革的成效進行了全麵總結，對於(yu) 堅定改革信心、明確改革方向起到了積極的提振作用。首先，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簡政減稅減費措施並舉(ju) ，大大激發了市場活力，有效降低了製度性交易成本和生產(chan) 經營成本，促進了市場主體(ti) 存量的活躍和新市場主體(ti) 增量的快速增長，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背景下穩增長保就業(ye) 發揮了關(guan) 鍵支撐作用。其次，“放管服”改革帶動了全社會(hui) 創業(ye) 創新熱潮，加快了新舊動能接續轉換和經濟結構優(you) 化升級。“放管服”改革與(yu) 大眾(zhong) 創業(ye) 、萬(wan) 眾(zhong) 創新和“互聯網+”緊密結合，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創業(ye) 創新潛能，促進了新技術、新產(chan) 業(ye) 、新業(ye) 態、新模式蓬勃發展，深刻改變著社會(hui) 的生產(chan) 方式、人們(men) 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經濟結構呈現加快優(you) 化升級的良好態勢。再次，“放管服”改革致力於(yu) 營造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促進了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提升了開放型經濟水平。我國營商便利度在全球排名大幅躍升，利用外資規模穩居世界前列，培育了國際競爭(zheng) 新優(you) 勢。最後，“放管服”改革充分體(ti) 現了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始終聚焦企業(ye) 和群眾(zhong) 反映的突出問題，著力營造權利公平、機會(hui) 公平、規則公平的環境條件，有效調動了社會(hui) 投資積極性，增加了公共產(chan) 品和公共服務供給，更好滿足了人民群眾(zhong) 對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從(cong) 各領域實施效果看，近五年來“放管服”改革持續加力，行政審批更加規範，商事製度改革效果顯著，清費減負積極推進，特別是在便捷企業(ye) 和公眾(zhong) 辦事、轉變服務態度方麵變化尤為(wei) 明顯，對激發市場和企業(ye) 活力，釋放社會(hui) 創造力，增強經濟發展動力，產(chan) 生了重要而積極的影響，眾(zhong) 多改革舉(ju) 措也受到企業(ye) 和社會(hui) 公眾(zhong) 的普遍歡迎。近年來，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把企業(ye) 與(yu) 群眾(zhong) 的痛點、堵點、難點作為(wei) 改進政府服務的重點，分若幹批次下放、簡化和取消了一大批不必要的審批證明和繁瑣手續，普遍推行了“互聯網+政務服務”、“一窗受理、一站服務”和“多證合一、一照一碼”等利企便民舉(ju) 措，加強了以“雙隨機、一公開”為(wei) 特征的事中事後監管機製，不僅(jin) 有效降低了企業(ye) 、群眾(zhong) 辦事成本，大大減少了奔波之苦和煩擾，而且進一步優(you) 化了營商辦事環境，激發了市場活力和社會(hui) 創造力，有力支撐了經濟社會(hui) 持續健康發展。

三、正視問題與(yu) 挑戰，推進“放管服”改革縱深發展

目前，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已邁上新台階，各項改革措施已取得多方麵積極進展，社會(hui) 公眾(zhong) 和企業(ye) 的滿意度明顯提升。“放管服”改革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效，關(guan) 鍵在於(yu) 順應群眾(zhong) 期待、遵循經濟規律、尊重基層首創精神，充分調動各級各部門積極性，形成了推動改革的良好外部氛圍和強大的內(nei) 生動力。

然而，深化“放管服”改革、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是一個(ge) 全麵、係統的工作，是涉及理念、體(ti) 製機製、工作方式的深刻變革。當前改革在取得總體(ti) 進展和積極成效的同時，在一些地區和領域，推進“放管服”工作還麵臨(lin) 許多製約性因素，存在一些體(ti) 製機製性問題和障礙。不同地區、不同層級政府在深化改革方麵的實際效果存在較大差別，各領域發展也很不平衡。李克強總理在講話中明確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men) 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放管服”改革取得的成效還是初步的、階段性的，與(yu) 高質量發展要求和人民群眾(zhong) 的期盼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

在具體(ti) 改革實踐中，要進一步加強對各級各部門“放管服”改革的戰略規劃和規範指導，牢固樹立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服務意識，注重以法治方式突破體(ti) 製機製性障礙，加強政府間權力和職責調整的協同性，以問題為(wei) 導向提高改革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就各層級政府而言，越往基層，對“放管服”改革的需求越大，但是政府層級越低，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you) 化服務麵臨(lin) 的實際困難和矛盾越多，如權責不一致現象突出，放權過快與(yu) 地方政府承接能力不足，事權下放與(yu) 財權、人權不配套問題，等等。在深入推進簡政放權的背景下，一些直接麵對基層政府的中小企業(ye) 仍然無法擺脫手續繁瑣、辦事難、時限長、托關(guan) 係等問題的困擾。在經濟下行壓力下，許多民營企業(ye) 和中小企業(ye) 的生產(chan) 經營環境，與(yu) 政府推進簡政放權的力度形成了明顯的反差。這說明深化“放管服”改革，需要進一步加強中央層級的統籌規劃，細化明確改革目標和任務，建立有效的責任和壓力傳(chuan) 導機製，強化政府係統上下聯動機製，實現“放管服”改革由“數量型”向“質量型”方向的實質性轉變。

（作者係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