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政府看成具有人格、可以自由思維的主體(ti) ，對它最有利的管理模式當然是各類大權獨攬，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運用權力，從(cong) 而實現自身利益、自身工作便利度的最大化。因此，前現代“家天下”的政府，隻謀求自身利益而罔顧人民群眾(zhong) 的訴求，以至於(yu) 將政府變成了一個(ge) 肆意揮舞權杖踐踏人民利益的“利維坦”（怪獸(shou) ）。在啟蒙時代，霍布斯等思想家旗幟鮮明地提出，一個(ge) 國家治理走向現代化必須從(cong) 消滅“利維坦”開始。然而，雖然各種思想家呼籲消滅“利維坦”，但在巨大的利益與(yu) 工作舒適度麵前，鮮有政府會(hui) 主動放棄“舒適”、“愜意”、“富足”的生活，將利益與(yu) 便利讓與(yu) 人民。可以說，政府主動放棄大權獨攬的利維坦模式，無疑是一種“自殘”、“自虐”行為(wei) ，在階級社會(hui) 中，這幾乎是毫無可能的。但在消滅了剝削，消滅了階級，人人平等，政府與(yu) 人民群眾(zhong) 利益一致的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卻完全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須的。改革開放以來的一係列放權讓利改革，尤其是近年來的“放管服”改革就以曆史事實證明了這條規律的存在。

政府展開針對自身的“放管服”革命，為(wei) 人民做勇敢擔當的“雪孩子”

改革伊始，我國就開始了市場導向的“放權讓利”改革，將改革的利劍指向各級政府過程中存在不適應新時期發展的問題與(yu) 實踐領域，努力將政府管的過多、過細的事務向群眾(zhong) 個(ge) 人、向社會(hui) 團體(ti) 、向各類企業(ye) 轉移，努力地將權力過於(yu) 集中的“利維坦”政府化之為(wei) 親(qin) 民、為(wei) 民、利民的政府。在經濟學的視野裏，將自身享有的利益“拱手讓人”，是需要極大的勇氣與(yu) 魄力的，這需要“壯士斷腕”的魄力和“兼濟天下”的胸懷；在政治科學的視野裏，將自身享有的權力無條件的分享給別人，更需要勇氣與(yu) 魄力，它需要承受高光之後突感冷落的勇氣和“後天之下樂(le) 而樂(le) ”胸懷。這是一種為(wei) 了他人幸福“向自己開炮”的勇氣與(yu) 胸懷，這與(yu) 童話故事中要從(cong) 大火挽救他人，且明知會(hui) 融化自己的“雪孩子”的胸襟是一致的，但卻超越了與(yu) 大權獨攬、各種權力集中於(yu) 一身的“利維坦”邏輯的。就此而言，我國各級政府致力於(yu) 放權讓利的改革步驟，無疑是為(wei) 了人民勇敢地做“雪孩子”的英雄之舉(ju) 。

“放管服”改革進一步延續、深化了我國公共管理過程中一直以來的“雪孩子”事業(ye) 。正如李克強總理在2018年6月28日“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 轉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hui) 議”上所指出的：“‘放管服’改革與(yu) 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來市場取向改革的大思路一脈相承，是‘放開搞活’曆史經驗的延續和發展，是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豐(feng) 富實踐的重要內(nei) 容。”“放管服”改革將改革的大刀深入、廣泛地砍向政府自身，對政府自身所掌握的權力、所享有的利益展開了廣泛的“自身革命”。國務院以身作則，在這屆政府任期內(nei) 大力減少政府的微觀管理、直接幹預，放手讓企業(ye) 和群眾(zhong) 創業(ye) 創新，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hui) 創造力。經過幾年努力，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壓減超過了33%，地方各級政府也大力跟進，努力向社會(hui) 放權讓利。放權搞活很快便產(chan) 生了顯著效果，當前在全社會(hui) 固定資產(chan) 投資中，國家預算資金僅(jin) 占6%，大頭是企業(ye) 特別是民營企業(ye) 投資，很多新產(chan) 業(ye) 、新業(ye) 態、新模式快速發展壯大，甚至京東(dong) 、阿裏巴巴、騰訊、順豐(feng) 等產(chan) 業(ye) 模式成為(wei) 了世界典範。

當然，與(yu) “雪孩子”衝(chong) 進大火裏拯救他人、犧牲自己是為(wei) 了有所作為(wei) ，而不是迂腐地將自己“勇敢”地燒化一樣，政府大力放權並非要做“甩手掌櫃”，同樣匯聚了實踐智慧。2014年國務院將強化放管結合納入改革議程，2015年又將優(you) 化服務納入放權議程，使得“放的活，調（控）的好”。放、管、服的協同聯動，有效帶動了價(jia) 格、財稅、金融、社會(hui) 事業(ye) 等領域的發展，促進了社會(hui) 的全麵進步。

“雪孩子”政府改革契合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規律性

自啟蒙運動開始，人類社會(hui) 在追求現代性的道路上，逐漸形成了一套彼此嵌套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規律。實際上，所謂啟蒙其實指的就是人類社會(hui) 跨入國家治理的現代性形態，它的標識主要有三個(ge) 方麵：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而要實現這三個(ge) 方麵，需要具備兩(liang) 種技術性工具，即良好的政府管理與(yu) 有效的政府服務。無論什麽(me) 樣的國家，如果在這五個(ge) 方麵都有所具備，就代表它進入了曆史學家所講的“近代社會(hui) ”，如果三種自由度更大，則標誌著它進入了曆史學家所講的“現代社會(hui) ”。但從(cong) 國家治理視角而言，曆史學家所講的“近代社會(hui) ”、“現代社會(hui) ”實際上都是“治理現代性社會(hui) ”，也就是具備了國家治理現代性五個(ge) 條件的社會(hui) ，至於(yu) 這五個(ge) 條件是否更為(wei) 充分，隻代表它的治理現代性是否更為(wei) 濃厚。現代性的社會(hui) ，必然是政府管理、政府服務來發展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的社會(hui) ，也就是政府在其中扮演積極作用的“發展型”社會(hui) ，這與(yu) 前現代社會(hui) “利維坦”型權力獨霸、利益獨享的政府管理模式有著本質區別。就此而言，符合國家治理現代化規律的社會(hui) ，必然符合圖1所示的發展內(nei) 涵，它以政府管理、政府服務來促進社會(hui) 中人的自由、物品流通的自由、思考與(yu) 思想傳(chuan) 播的自由。在自信息社會(hui) 出現之後，現代性還包括作為(wei) 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介質的信息自由，這樣就構成了一個(ge) 兩(liang) 輪驅動四類自由不斷進步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動車”，隨著動車的不斷前進，社會(hui) 不斷進步、不斷現代化，直至“人人為(wei) 我、我為(wei) 人人”的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最終實現。這種治理現代化“動車”前進的規律，也就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逐漸實現的規律，它表現在政府管理不斷完善、政府服務不斷優(you) 化的推動下，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信息的自由不斷增加，社會(hui) 各類活力不斷迸發，最終使得社會(hui) 整體(ti) 上不斷進步。

嚴(yan) 格說，“國家治理”是特色鮮明的中國概念，具有現代社會(hui) 治理意義(yi) 上的時代特征。我國“放管服”改革在“放”的過程中，將改革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政府自身所掌握的諸多權力和享有的諸多利益，以“雪孩子”舍身救人精神來促進人民的幸福，這種放權讓利，正好從(cong) 不同的側(ce) 麵促進了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信息的自由；而為(wei) 了避免“甩手掌櫃”使社會(hui) 在“放”中走向失序所推行的“管”，為(wei) 了各類自由更易於(yu) 實現所推行的“服”，正是國家治理現代化所需要的政府管理與(yu) 政府服務的內(nei) 容，就此而言，“放管服”服務完全契合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規律，契合了一個(ge) 國家不斷走向現代性，不斷實現現代化的現代性精神。

2017年“放管服”改革強調“五個(ge) 為(wei) ”，即：為(wei) 促進就業(ye) 創業(ye) 降門檻、為(wei) 各類市場主體(ti) 減負擔、為(wei) 激發有效投資拓空間、為(wei) 公平營商創條件、為(wei) 群眾(zhong) 辦事生活增便利，實際上就指向了如何讓人（包括組織法人）辦事更自由的問題，如何讓物（產(chan) 品、貨物、商品等）的生產(chan) 與(yu) 流通更自由的問題（也就是如何使得市場更完善的問題），如何讓創新思想（創辦企業(ye) 、推進科學技術更新等）更自由的問題。2018年“兩(liang) 會(hui) ”針對“放管服”提出了“六個(ge) 一”，即：企業(ye) 開辦時間再減一半，項目審批時間再砍一半，政務服務一網通辦，企業(ye) 和群眾(zhong) 辦事力爭(zheng) 隻進一扇門、最多跑一次，凡是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證明一律取消，再一次在人的自由、物的自由、思想自由之外，又強調了“政務服務一網通辦”的信息自由問題，李克強總理甚至在2018年6月28日電視電話會(hui) 議上，將信息自由稱之為(wei) “不打烊的（電子）政府”。李總理針對“放管服”改革還提出：“變政府部門‘端菜’為(wei) 企業(ye) 和群眾(zhong) ‘點菜’，努力提高行政辦事效率”，“為(wei) 群眾(zhong) 服務是政府的本分，要把能否做到企業(ye) 和群眾(zhong) ‘辦事不求人’作為(wei) 衡量服務型政府建設成效的一個(ge) ‘試金石’”，這些設想又進一步更科學地規劃了政府管理路徑和政府服務路徑，構成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推動力、各類自由的保障力，它們(men) 與(yu) “雪孩子”的犧牲與(yu) 擔當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這種精神使得政府持續地推進優(you) 質的管理與(yu) 優(you) 化的服務，這完全契合了國家治理不斷現代化的規律。甚至我們(men) 可以說，“雪孩子”模式的“放管服”改革，不僅(jin) 契合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規律，它本身就是中國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個(ge) 抓手、一個(ge) 著力點，在它的推動下，我國各行各業(ye) 加速地實現治理現代化。

繼續以“雪孩子”政府改革謀發展，突破當前發展困局

2018年是世界經濟環境走向保守，貿易保護主義(yi) 劇烈抬頭的一年，甚至可以說是“新式粗暴新貿易保護主義(yi) 元年”。在這一年，不僅(jin) 美國頻頻向我國揮舞“關(guan) 稅武器”，而且其他西方國家也有跟進美國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進一步激發國內(nei) 社會(hui) 活力，促進物在市場上的流通，促進人在社會(hui) 上行動的自由，促進創新思想的迸發，促進信息聯通的自由，是各級政府必須要解決(jue) 的首要問題，否則我們(men) 就可能因為(wei) 過於(yu) 依賴國際市場而使國家處於(yu) 巨大的風險之中。雖然我們(men) 的“放管服”改革已經頗有成效，人、物、思想、信息已經高度自由，但與(yu) 國際先進水平相比，有些地方依然有所欠缺，比如目前國務院部門行政許可和中央指定地方實施行政許可還有1300多項、我國企業(ye) 開辦依然需要22.9天的審批。要解決(jue) 這些不夠完善之處，依然需要發揮各級政府的“勇士精神”，做勇敢的“雪孩子”，展開對自身的革命，以科學的管理、優(you) 質的服務，負責任地向社會(hui) 放權讓利，最終激發社會(hui) 整體(ti) 活力，以國內(nei) 市場的興(xing) 盛克服國際環境帶來的風險，最終帶動整個(ge) 社會(hui) 的發展進步。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發展是解決(jue) 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guan) 鍵”，就始終是中國國家治理實踐須臾不可忽視的重要經驗和理論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