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書(shu) 門下體(ti) 製研究》是關(guan) 於(yu) 唐代政治製度史的研究，準確地說，是關(guan) 於(yu) 唐代政治體(ti) 製變革的研究。從(cong) 所針對的問題來說，表麵上是一個(ge) 老大難的問題，但提出問題的角度卻與(yu) 一般政治製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於(yu) 傳(chuan) 統的職官製度史。政治體(ti) 製是一個(ge) 現代政治學的概念，從(cong) 政治體(ti) 製的角度分析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國家權力結構及其運行機製，進而取代傳(chuan) 統的職官製度史，已經成為(wei) 中國古代政治製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學術取向。

　　“三省製”和“三省六部製”這兩(liang) 個(ge) 概念並不能解決(jue) 唐代政治體(ti) 製向宋朝政治製度演進的問題

　　由於(yu) 隋唐時期國家法令(律令)規定的官僚係統基本製度框架中，尚書(shu) 、中書(shu) 、門下三省處於(yu) 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間基本處於(yu) 平等製衡的關(guan) 係中，所以就有了“三省製”的概念。又由於(yu) 三省之下的行政係統以尚書(shu) 省所屬六部為(wei) 主體(ti) ，尚書(shu) 六部是國家最高行政部門，所有其它的省(如秘書(shu) 省、殿中省、內(nei) 侍省)及寺監、諸衛、東(dong) 宮、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體(ti) 事務的部門，甚至禦史台的監察職權也是圍繞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所以“三省六部製”就成為(wei) 概括這種體(ti) 製的一個(ge) 普遍采用的提法。然而，“三省製”和“三省六部製”，從(cong) 製度演進及其時代特征的角度，主要有利於(yu) 解決(jue) 唐代政治體(ti) 製與(yu) 此前政治體(ti) 製的區別，以及魏晉南北朝以來政治體(ti) 製發展的落腳點問題。但是，這兩(liang) 個(ge) 概念並不能解決(jue) 唐代政治體(ti) 製向宋朝政治製度演進的問題。北宋的政治體(ti) 製是唐代中後期政治體(ti) 製發展變化的結果。北宋政治體(ti) 製也不僅(jin) 僅(jin) 是“使職差遣製”能夠概括的，“使職差遣製”與(yu) “三省六部製”並不在一個(ge) 層次上相對應。“中書(shu) 門下體(ti) 製”的提出，試圖回答的就是唐代政治體(ti) 製向宋朝政治製度演進的整體(ti) 軌跡問題，以及唐代中後期政治體(ti) 製的實際運作問題。

　　政治體(ti) 製的演進、官僚係統的運作、國家政務的運行，是本書(shu) 關(guan) 注的唐代政治製度史研究的三個(ge) 基本層麵。以“中書(shu) 門下體(ti) 製”作為(wei) 本書(shu) 的標題，就是試圖在這三個(ge) 層麵上加以展開。首先，“中書(shu) 門下體(ti) 製”是唐代政治體(ti) 製演進過程中的一個(ge) 階段，是在“三省製”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代表了唐代中後期政治體(ti) 製的基本特征，並奠定了北宋政治製度的基礎。其次，“中書(shu) 門下體(ti) 製”以中書(shu) 門下宰相機構(而不是三省)為(wei) 中心，以使職(而不是尚書(shu) 六部)為(wei) 行政主體(ti) ，整個(ge) 官僚係統形成了新的運作機製。再次，“中書(shu) 門下體(ti) 製”下主要國家政務的申奏和裁決(jue) ，形成了新的運行機製，體(ti) 現為(wei) 不同於(yu) 三省製的文書(shu) 形態和運作程式。

　　把唐代中後期的政治體(ti) 製定義(yi) 為(wei) “中書(shu) 門下體(ti) 製”

　　為(wei) 了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間政治體(ti) 製的變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個(ge) 敘述框架。在此前提下，需要進一步尋求新的敘述框架和研究範式。本書(shu) 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進行了探索，力圖建立一個(ge) 有利於(yu) 描述唐代政治體(ti) 製總體(ti) 變化的敘述框架。

　　首先，根據國家政務運行中最高層機構及其運行機製的變化，把唐代政治體(ti) 製分為(wei) 前後期兩(liang) 種不同的形態，前期稱為(wei) 三省製(或三省六部製)，後期稱為(wei) 中書(shu) 門下體(ti) 製(或中書(shu) 門下使職差遣製)，變化的關(guan) 節點為(wei) 開元十一年改政事堂為(wei) 中書(shu) 門下。

　　其次，重視把握製度變化的時間性，將嚴(yan) 格的時間定位引入製度史的研究。也可以說，這是對人類學所注重的曆時性研究的借鑒。對政治體(ti) 製發展變化軌跡的探尋，前提就是一些製度法令出台時間的確定。隻有對各項製度確立和變革時間以及有關(guan) 製度變革法令出台的時間進行詳盡周密的考釋，並通過對這些時間點的串通分析，整個(ge) 政治製度變化的軌跡才能詳細而立體(ti) 地呈現出來。

　　再次，為(wei) 了探索政治生活中製度的實際運行情況，就不能停留在有關(guan) 製度記載的條文上，而必須回到日常政治活動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動及其中製度體(ti) 現的記載，就是作為(wei) 實物史料留存下來的當時實際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為(wei) 主的各類文獻中的上下行文書(shu) 。所以，通過對公文書(shu) 具體(ti) 形態和應用場合的分析，將文書(shu) 形態與(yu) 製度結構和製度運作結合起來，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複原特定時期製度運作的基本程式。這在某種意義(yi) 上也可以說是受到西方史學中“結構—功能”分析方法的啟發。通過對文書(shu) 的結構和運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關(guan) 官職在官僚體(ti) 係複雜網絡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關(guan) 官職所承擔的政務環節在上下貫通的政務運行程序中的位置，是本書(shu) 所追求但目前還沒有完全達到的目標。

　　最後，由於(yu) 史料並沒有留下足以拚合和藉以解釋整個(ge) 政治體(ti) 製變化軌跡的詳盡記載，而留存下來的以敦煌吐魯番文書(shu) 為(wei) 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書(shu) 實物史料和保留在碑誌和文集中的一些經過轉寫(xie) 的文書(shu) 資料，因為(wei) 體(ti) 現出不同時期的體(ti) 製特征，恰恰成為(wei) 分析體(ti) 製變化的依據。從(cong) 體(ti) 製變化大局方麵說，公文形態的變化是分析政治體(ti) 製變遷的有效視角。尤其是對於(yu) 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悄然發生著的製度變遷，從(cong) 公文形態及其運作機製的變遷入手，就成為(wei) 一個(ge) 重要的切入點。

　　總之，本書(shu) 在對公文形態變遷與(yu) 政治體(ti) 製演進綜合研究的基礎上，把唐代中後期的政治體(ti) 製定義(yi) 為(wei) “中書(shu) 門下體(ti) 製”，這是在總結學界長期以來關(guan) 於(yu) 唐代政治製度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的，是唐代政治製度研究不斷深入的結果。

　　劉後濱

　　(作者為(wei)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shu) 館館長、曆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