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戶華為(wei) （光明日報理論部高級編輯）

　　宋人邵雍有詩雲(yun) ：“洛陽自為(wei) 都，二千有餘(yu) 年。舉(ju) 步圖籍中，開目今古間。”洛陽曆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層累積澱了厚重燦爛的文化傳(chuan) 統，諸如天下之中、河圖洛書(shu) 、會(hui) 社遺緒、伊洛淵源，等等。對於(yu) 區域社會(hui) 發展而言，文化傳(chuan) 統既是形塑地方文化特點、影響該區域民眾(zhong) 尤其是士人行為(wei) 的重要因素，也是可資發掘利用、增進區域認同的重要資源，某種意義(yi) 上，古與(yu) 今互為(wei) 因果、彼此轉換的互動一刻也不曾停歇。盡管曆經了從(cong) 中心到邊緣的變遷，但有明一代，洛陽的昔日輝煌與(yu) 厚重傳(chuan) 統仍不斷為(wei) 當地士人所稱頌和追慕，並被作為(wei) 建構地方文化的話語與(yu) 資源。無論耆老之會(hui) 對唐宋“九老品題”的仿效、陽明講會(hui) 調和二程洛學與(yu) 王學及建構伊洛學統的努力，還是對地方先賢和文化符號的崇祀與(yu) 發掘，都能使人感受到傳(chuan) 統的無處不在，以及其對當地士人行為(wei) 方式、儒學嬗變與(yu) 地方文化發展的深刻影響。

　　　“九老品題”與(yu) 耆老之會(hui)

　　“洛陽山川秀美，人物高華，古來名流率博雅會(hui) ”（《中州雜俎》卷14），長期作為(wei) 政治文化中心使其成為(wei) 士大夫匯集之地，形成了文人交遊宴集的悠久傳(chuan) 統。特別是唐代白居易等人的“九老會(hui) ”，對後世洛陽士人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九老品題”亦成為(wei) 古代文壇經久不衰的主題：“昔白樂(le) 天在洛，與(yu) 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wei) 《九老圖》傳(chuan) 於(yu) 世。宋興(xing) ，洛中諸公繼而為(wei) 之者凡再矣。”(司馬光：《洛陽耆英會(hui) 序》)北宋盡管定都開封，但“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賢而有文者，肩隨踵接”。歐陽修、張堯夫、王幾道等組成“洛中七友”，效仿前賢，悠遊唱和。文彥博留守西京時，“悉聚洛中士大夫賢而老自逸者，於(yu) 韓公第置酒相樂(le) ，凡十二人”，時稱“洛陽耆英會(hui) ”（沈括：《夢溪筆談》卷9）。這些“都人隨觀”“洛中誇以為(wei) 勝”的盛事接續“九老會(hui) ”遺緒，在繼承傳(chuan) 統的同時加以倡導弘揚，使之更加顯著地積澱於(yu) 區域文化理路之中。

　　宋元以降，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和政治中心的轉移，洛陽的中心地位不再，加之金元時期，中原戰火頻仍，舊時繁華破壞幾盡。經曆元末戰亂(luan) 和災荒雙重打擊的明初中原一片殘破景象，“數千裏沃壤之上，自兵燹以來，盡化為(wei) 蓁莽之墟”（宋端儀(yi) ：《立齋閑錄》卷1）。經過較長時間的休養(yang) 生息，明中期的洛陽經濟社會(hui) 逐步恢複，水利工程、橋梁道路、書(shu) 院祠廟等的大舉(ju) 修建反映了這一趨勢。與(yu) 此同時，洛陽科舉(ju) 中舉(ju) 人數大增，並出現了一批文化影響較大的名儒和身居要職的官員，恰如嘉慶《孟津縣誌》所說：“文獻之茂媺，甲第之蟬聯，碩彥耆英，苕樹穎列，則自有明之季暨於(yu) 國朝之初，稱極盛焉。”正是他們(men) 組織耆老會(hui) ，創立書(shu) 院，立會(hui) 講學，重修先賢祠廟，自覺發掘洛陽悠久的文化傳(chuan) 統，建構地方文化。

　　據李玉栓先生統計，明代社事地點可考的“文人結社”有645家，其中河南府（洛陽）以18家位列第十，作為(wei) 北方唯一非政治中心地區與(yu) 經濟發達、人文薈萃的江南各府一道躋身其中；而楊曉塘、扈耕田、戴霖等學者考證的數量則更多。《中州雜俎》“洛陽古會(hui) ”條，列舉(ju) 了洛陽曆代著名耆老之會(hui) ，其中晉至宋有金穀會(hui) 、香山會(hui) 、春明會(hui) 、耆英會(hui) 、同甲會(hui) 、真率會(hui) 6個(ge) ，明朝則有八耆會(hui) 、澹逸會(hui) 、同年會(hui) 、敦誼會(hui) 、惇誼會(hui) 、初服會(hui) 、崇雅會(hui) 等7個(ge) ，而那些影響較小未列其中的遠超此數。

　　從(cong) 形式和宗旨來看，洛陽的會(hui) 社與(yu) 其他地區盛行的會(hui) 社活動有諸多相似之處，也是明代文人生活方式和時代風氣使然。而仔細梳理各種會(hui) 序、會(hui) 約、往來書(shu) 劄等資料不難看出，洛陽士人結社或者記述相關(guan) 活動時很少提及其他地區的會(hui) 社，所受影響基本來自區域傳(chuan) 統，傾(qing) 注其中的是濃厚的對於(yu) 本地先賢的崇仰和傳(chuan) 承地方文化傳(chuan) 統的自覺：“洛中有社舊矣。唐會(hui) 昌中，白樂(le) 天九人社之香山禪林，謂之香山九老會(hui) 。宋元豐(feng) 間，文潞公會(hui) 其同誌十二人於(yu) 妙覺僧舍，謂之耆英會(hui) ，又謂之真率會(hui) 。二社皆兩(liang) 朝偉(wei) 人，輯之史書(shu) ，圖之繪事，侈為(wei) 美談，數百載間猶一日也”（劉贄：《初服會(hui) 序》）。

　　無論會(hui) 名、結會(hui) 形式還是具體(ti) 內(nei) 容，洛陽耆老之會(hui) 對前人的效仿和對地方文化傳(chuan) 統的接續顯而易見。如詹棟、孫應奎、王邦瑞等結八耆會(hui) ，為(wei) 表示接續傳(chuan) 統，又名續真率會(hui) 、後耆英會(hui) 。繪圖作記，“亦用元豐(feng) 故事”，其追慕前賢之情溢於(yu) 言表：“耆英會(hui) 何以義(yi) 起也，何以後名？前有作者，今仿其義(yi) 也，……迄今垂五百年，洛中猶傳(chuan) 之以為(wei) 美談，固吾洛人之所崇仰而歆慕者也。……因仰前修，竊取其義(yi) ，亦置酒尚齒，相約為(wei) 會(hui) 。雖勳業(ye) 位望不足以擬前代諸賢，顧所以為(wei) 會(hui) 之義(yi) 則一也。”（《河南府誌》卷85）

　　事實上，這一時期效仿前賢結耆老之會(hui) ，詩酒唱和、相互砥礪在洛陽蔚為(wei) 風氣，不僅(jin) 名臣宿儒好之效之，即便分封於(yu) 此的藩王及一般士紳，也紛紛附庸風雅，以預流為(wei) 榮。晚明相對安定富足的社會(hui) 局麵和士人階層的壯大是洛陽耆老之會(hui) 再次興(xing) 盛的基礎，而前人留下的會(hui) 社傳(chuan) 統與(yu) 流風遺韻則是他們(men) 互相號召的資源和動力。“九老品題”“元豐(feng) 故事”作為(wei) 地方話語和文化傳(chuan) 統深深熔鑄於(yu) 洛陽文化脈絡之中，不僅(jin) 帶有凸顯文化優(you) 勢、增進區域認同的功能，也成為(wei) 士紳建構日常生活意義(yi) 的重要資源，相關(guan) 活動時時處處流露出對前代先賢的傾(qing) 慕和刻意仿效，帶有一種強烈的接續弘揚地方文人傳(chuan) 統的意味。

　　理學之宗與(yu) 陽明講會(hui)

　　陽明心學的傳(chuan) 播極大改變了明代文化格局，“流風所被，傾(qing) 動朝野，於(yu) 是縉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hui) ，立書(shu) 院，相望於(yu) 遠近”。與(yu) 這種時代風氣相適應，明中葉洛陽接受心學的士人越來越多，並出現了尤時熙、孟化鯉、呂維祺、王以悟、張信民等大儒，他們(men) 將陽明學與(yu) 河洛理學傳(chuan) 統加以調和，興(xing) 辦講會(hui) 、聚徒講學，使得洛陽成為(wei) 心學在北方傳(chuan) 播的中心之一。

　　洛陽陽明講會(hui) 自尤時熙始，“隆慶庚午，洛中諸君子遵先生（尤時熙）約作會(hui) 城南。”他的弟子孟化鯉隨後在新安立會(hui) 講學，“薦紳韋帶之士，鼓舞踴躍於(yu) 其中”（《孟雲(yun) 浦先生集》卷3）。其後，呂維祺、王以悟、張信民等各興(xing) 講會(hui) ，蔚成風氣。“（呂維祺）講學洛陽，建明德堂，群洛人士為(wei) 明德會(hui) 。”天啟年間，呂維祺與(yu) 張信民等設立芝泉書(shu) 院，結會(hui) 講學，“百餘(yu) 人來學，布衣儒童鹹與(yu) 焉”。崇禎年間，呂維祺賦閑居洛，“與(yu) 門下士講求身心之學”，結伊洛會(hui) ，又名伊洛社、伊洛大社（《明德先生文集》卷24）。

　　洛陽王學講會(hui) 既深受陽明心學影響，同時也體(ti) 現出明顯的區域特征。正如楊念群先生所指出，儒學往往是在地區具體(ti) 曆史境況的格局下發揮其作用的，故帶有地區性的指向。這種指向不僅(jin) 形成了不同地區的儒者對儒學理解的差異性，同時也往往決(jue) 定了某一地區的儒者對政治的不同理解和由此采取不同的行動策略。洛陽理學傳(chuan) 統深厚，“河洛為(wei) 理學之宗，二程、呂、邵撰述炳焉尚已，厥後淵源所接，代不乏人”。程顥、程頤創立“伊洛之學”，形成宋以來的理學淵源和從(cong) 二程、邵雍傳(chuan) 至曹端、尤時熙等的學統，造就了洛陽在理學發展史上的獨特地位，“則斯地乃得與(yu) 洙泗並稱為(wei) 道學淵源之所，蓋謂西鄒魯也”（《河南省通誌》卷43）。正因如此，洛陽陽明學者講求心性而不廢二程傳(chuan) 統，既尊崇陽明又伴隨著本地先儒的崇祀。如孟化鯉創川上書(shu) 院，“嚐於(yu) 讀禮之餘(yu) ，建兩(liang) 賢祠，同誌即祠後建宗賢樓，以為(wei) 昕夕講學之地”（《遲悔齋文鈔》卷2）。曹端與(yu) 尤時熙都是洛陽人，前者倡明程朱理學，被譽為(wei) “明初理學之冠”；後者則宗陽明學，“河南為(wei) 姚江之學者，自尤時熙始”。同時崇祀兩(liang) 位本地先儒，既是對地方學術傳(chuan) 統的接續，也表明其調和洛學和心學之旨。

　　會(hui) 名和活動內(nei) 容都充分顯示，呂維祺等立會(hui) 講學包含著褒美鄉(xiang) 賢、弘揚地方學統的努力：“慮伊洛久湮，聖學不明，以姚賡唐、楊英等來學五十餘(yu) 人作伊洛社，講學於(yu) 程明道書(shu) 院。”（《明德先生年譜》卷4）與(yu) 其師孟化鯉尊崇兩(liang) 賢相似，伊洛社的必要儀(yi) 式是祭拜伊洛理學先儒，並號召諸生由地方先賢做起，悟道躬行：“我伊洛程明道、程伊川、邵堯夫、司馬君實、曹月川、尤西川、孟雲(yun) 浦諸先生非我輩人乎？不敢學孔子，亦不敢學諸先生耶？……故吾曹立誌要學孔子，要從(cong) 諸先生做起。”（《明德先生文集》卷8）顯然，這種崇祀儀(yi) 軌不僅(jin) 是為(wei) 了樹立榜樣和典範，對於(yu) 二程、曹端、尤時熙等學脈傳(chuan) 承的強調也帶有增進地方文化認同和接續地方學統的深意。

　　在學術追求和行事風格上，尤時熙“病學者憑虛見而忽躬行……故其論議切於(yu) 日用，不為(wei) 空虛隱怪之談”（《明史》卷283）。孟化鯉也一反王學末流狂狷空疏之風，主張在互相參證、克製私念的同時躬行實踐，發揮講學“正風俗，美教化”之功能，“人謂新安有古人風，先生之教也”。呂維祺“獨揭躬行二字”，提出“實實躬行，實實向心上證悟，方為(wei) 真學問”（《明德先生文集》卷11、卷21）。他強調“世自有世之講學，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明德先生年譜》卷1），主張既注重證悟心誌，也要實實躬行，在修身養(yang) 性的同時注重承擔挽救世運、移風易俗的社會(hui) 責任。事實上，麵對明末河洛戰亂(luan) 頻仍、災荒連年的境況，呂維祺等士紳在立會(hui) 講學、移風易俗的同時熱心地方事務，修橋補路、賑災救荒，極力維護社會(hui) 秩序，並為(wei) 地方利益呐喊奔走，“凡桑梓利害，調畫當事，如驛累議、救荒議、折漕議、鹽車議、書(shu) 劄盈廂，皆不避嫌恕，百姓陰受其福”（王鐸：《呂兵部尚書(shu) 贈太傅忠節公墓誌銘》）。

　　　伊洛淵源與(yu) 地方文化建構

　　明代洛陽士人十分重視對於(yu) 地方先賢先儒的崇祀以及書(shu) 院、祠墓修建等，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地方文化建構。天啟三年，呂維祺建七賢書(shu) 院，“祀伊洛七賢，為(wei) 宋程明道、伊川、司馬溫公、邵堯夫、明曹月川端、尤西川時熙、孟雲(yun) 浦化鯉”，所謂七賢都是對洛陽乃至整個(ge) 理學發展影響深遠的當地名儒，且完整體(ti) 現了洛陽理學發展的脈絡。“今伊洛為(wei) 二程先生道地，而秦晉如橫渠、文清諸先生以至月川、涇野，而吾新孟雲(yun) 浦先生得其宗，此孰非堯舜以來相傳(chuan) 之道、之中、之心，亦孰非孔子之道、之中、之心？”（《明德先生年譜》卷1）呂維祺還輯錄刊印七賢語錄並專(zhuan) 函請名儒楊東(dong) 明作序或祠記，“近為(wei) 芝泉書(shu) 院，……皆伊洛間人也。匯其語錄為(wei) 一書(shu) 刊之，尚未脫稿，希為(wei) 一序，或為(wei) 七先生祠記”（《明德先生文集》卷14）。

　　同時，呂維祺揭陳理學二先生諡議，提出河洛理學傳(chuan) 統悠久，真儒輩出，曹端、尤時熙、孟化鯉羽翼道統，有功聖學，應該按例從(cong) 祀：“我中州真儒輩出，後先輝映，亦難殫述。……此三先生者，上衍洙泗之流，中傳(chuan) 伊洛之缽，古道清時，正學垂後，若出一轍。海內(nei) 君子謂宜從(cong) 祀廟庭，公論在人心久矣。”強調尤、孟二人皆“卓然為(wei) 伊洛嫡傳(chuan) ，月川後勁。論其學宜在從(cong) 祀之列，稽其品寧勒尊名之典”（《明德先生文集》卷6）。此次為(wei) 尤時熙和孟化鯉請諡，主要由其弟子和再傳(chuan) 弟子推動，並動用王鐸等在京洛陽籍官員等各種師友關(guan) 係以期襄成盛舉(ju) 。

　　崇禎年間，在呂維祺、王鐸等河洛士人之間又醞釀為(wei) 伊洛名賢請諡。在《請諡伊洛名賢公議》中，呂維祺大力褒獎他們(men) 的功績：“矧河洛為(wei) 天地之中，而人文鍾嵩河之粹。自程、邵而後如曹月川、劉文靖諸君子，理學節義(yi) 事功，代不乏人。……足以彰往昭來，而河洛人文不至湮沒，三代之直道愈彰於(yu) 今日”。這次請諡的伊洛名賢包括孟化鯉、尤時熙、孫應奎、王以悟等十人。祭祀本身就凸顯著地方認同情感和不同區域的競爭(zheng) ，正如晚清湘人不斷強化對王船山的崇祀儀(yi) 軌，即是以“時賢”之思迭現“古鄉(xiang) 賢”之魂的嚐試。在明清理學地位日隆的語境中，對於(yu) 地方賢儒的褒獎和崇祀往往寄托著抬升地方名望和構建區域儒學傳(chuan) 承係統的深意。洛陽士人的上述活動同樣是作為(wei) 區域社會(hui) 建構自身文化和象征係統的一種話語，是他們(men) 有意識發掘傳(chuan) 統、崇祀先賢，建構地方文化的重要內(nei) 容。

　　這一時期，對地方儒學傳(chuan) 統的追溯與(yu) 對理學名儒和地方先賢的稱頌，在洛陽方誌和各種文集中比比皆是。與(yu) 期望通過崇祀本地先儒，努力建構伊洛學統相應，先賢先儒祠廟、書(shu) 院、舊居等遺跡的恢複修建等活動也空前活躍。洛陽一帶有周公廟、宓妃廟、薄太後廟、強項令董宣祠、範仲淹祠墓、“兩(liang) 程故裏”、邵康節祠、伊洛淵源祠等眾(zhong) 多本地先賢祠廟及遺跡。從(cong) 地方誌和碑刻資料記載來看，從(cong) 明中期開始，這些祠廟受到當地士人和官員的格外眷顧，迎來興(xing) 建或者重修的高峰。如弘治中，河南府知府陳宣“留心學校，加意民瘼，創建伊洛淵源祠及觀德亭。”嘉靖六年河南府重修文廟，由鄉(xiang) 宦孫應奎作序。隆慶四年，“邑紳劉贄、劉紳購置伊藩廢宮崇善樓建奎星閣”。“曆述古先賢哲啟迪後人者，不必他有慕也”。對於(yu) 地方士人而言，這些活動並非僅(jin) 僅(jin) 出於(yu) 對某位先賢的尊崇，還是重塑、接續本地文化傳(chuan) 統，凸顯區域文化優(you) 勢的重要舉(ju) 措。

　　明代洛陽士人對傳(chuan) 統的傳(chuan) 承與(yu) 對伊洛理學的刻意弘揚以及對本區域象征係統的著意建構，無不體(ti) 現出對區域文化傳(chuan) 統的珍視和鍾愛，也蘊涵著增強區域文化優(you) 勢的意圖，是他們(men) 建構地方文化努力的重要表現。毫無疑問，以上種種舉(ju) 動並不是偶然的，而與(yu) 洛陽地區的文化發展和區域曆史變遷密切相關(guan) ，既展現了地方社會(hui) 的延續性，又揭示了傳(chuan) 統的變遷。對於(yu) 他們(men) 而言，傳(chuan) 統既是一種鄉(xiang) 邦情感，是一種無處不在的影響，更是一種可資利用以建構地方文化並應對新的社會(hui) 問題的資源，與(yu) 此同時，這些接續與(yu) 建構本身也將成為(wei) 傳(chuan) 統。古與(yu) 今、傳(chuan) 統與(yu) 現實，在某種時空下的互動與(yu) 轉化悄然又自然。

　　《光明日報》（ 2022年02月1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