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悠久、形式浩瀚的中國傳(chuan) 統音樂(le) 文化中，有一種重要音樂(le) 形態——雅樂(le) 。雅樂(le) 出自宮廷廟堂，典雅純正，和諧莊重，“樂(le) 教”華夏綿延幾千年，塑造了中國禮樂(le) 文明，載入世界文化發展史。禮樂(le) 文化，造就了中華文明的博大氣象，塑造了崇教重文、守禮貴和的禮儀(yi) 之邦，培育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中華精神。“禮非樂(le) 不行，樂(le) 非禮不舉(ju) 。”中國禮樂(le) 文化散發著絢麗(li) 燦爛的奪目光彩，傳(chuan) 遞著曆久彌新的時代價(jia) 值和永久魅力。

　　製禮作樂(le) ，治國安邦

　　雅樂(le) 源起於(yu) 周王製禮。時光倒流到東(dong) 周時期，在周王室諸侯國曾國的宮殿上，鍾鳴鼎食，主賓們(men) 正聆聽著一種與(yu) 眾(zhong) 不同的“交響樂(le) ”，樂(le) 聲嫋嫋，餘(yu) 音繞梁……隨著歲月流逝，曆史變遷，在兩(liang) 千多年後，這一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由青銅編鍾、編磬等組成的曾侯乙編鍾呈現世人，完整再現了古代禮樂(le) 儀(yi) 式的莊嚴(yan) 場景，折射出華夏先祖創造的燦爛輝煌的禮樂(le) 文明之光。雅樂(le) 盡管有著皇宮高牆阻隔，但偶爾“天上之樂(le) ”也會(hui) 飄向百姓人家。真所謂“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間教歌舞”“此曲隻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禮記·樂(le) 記》有雲(yun) ：“樂(le) 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西周開國元勳姬旦被後世儒家尊稱為(wei) 周公，被譽為(wei) “製禮作樂(le) ”的聖人。周王朝施行的是分封製的政治製度，君主將土地賞賜給王室子弟，以宗法血緣為(wei) 紐帶，組成諸侯國或者藩地，構建中央和地方的政權格局。為(wei) 了穩固統治，宣示政權正統性、合法性，周公在古代聖賢製作的“古禮”的基礎上，創造了最初的“禮樂(le) 製度”——“周禮”，用“禮”的方式，製定行為(wei) 規範，強化等級意識。周公在禮樂(le) 文化建設中，還對遠古巫術、祭祀禮儀(yi) 進行改造，把“歌、樂(le) 、舞”與(yu) “禮”緊密聯係在一起，即“引禮入樂(le) ”，用來象征尊卑秩序和倫(lun) 理道德。如祭禮、饗禮、射禮、燕禮、迎賓、送賓等禮儀(yi) 活動中“樂(le) ”的規格、形式，均須按照“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qin) 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yu) 樂(le) ”。同時，樂(le) 舞、樂(le) 曲、樂(le) 章等，也須體(ti) 現“歌功、頌德”的藝術表演內(nei) 涵。鍾、鼓、磬等雅樂(le) 樂(le) 器須按“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的標準擺放，建構起了一個(ge) 等級嚴(yan) 明、體(ti) 係完整、政教特征突出的禮樂(le) 文明。

　　春秋時期，隨著社會(hui) 形態的演變和政治格局的變遷，逐漸出現了“禮壞樂(le) 崩”的局麵。孔子指責違反禮和破壞禮的行為(wei) “是可忍，孰不可忍”，遂以“克己複禮”為(wei) 己任，在周公“製禮作樂(le) ”的基礎上，逐漸建立以“禮”與(yu) “樂(le) ”為(wei) 核心的儒家思想體(ti) 係，宣揚“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禮樂(le) 文化。此後，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自覺繼承問禮、學禮、複禮、傳(chuan) 禮，把“禮樂(le) ”作為(wei) 倫(lun) 理道德的載體(ti) ，構建儒學政治思想和社會(hui) 倫(lun) 理思想。古老的“禮樂(le) ”觀念，逐步升華為(wei) 全社會(hui) 普遍接受和認可的社會(hui) 意識形態，成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體(ti) 內(nei) 容，對後世的政治生活、文化的發展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

　　漢唐是雅樂(le) 的鼎盛繁榮時期。西漢時，雅樂(le) 使用的目的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再僅(jin) 作為(wei) 宣示天子正統性、合法性的“正為(wei) ”，發揮教化臣民平息欲望、服從(cong) 等級製度的功能，而是重在樹立天子的權威，通過雅樂(le) 儀(yi) 式活動讓群臣民眾(zhong) 確信並服從(cong) 天子和以天子為(wei) 核心的國家製度。如《史記》所載，西漢初年大臣們(men) 上朝或者和皇帝宴飲的時候，沒有君臣之禮，還像打仗時那樣高聲喧嘩、勾肩搭背。叔孫通為(wei) 漢高祖劉邦製定了君臣朝會(hui) 宴飲儀(yi) 式。在一係列儀(yi) 式過程中，武將們(men) 個(ge) 個(ge) 表情肅穆，畢恭畢敬，往日亂(luan) 哄哄的朝堂變得尊卑有序，井井有條。劉邦很高興(xing) ，“吾乃今日知為(wei) 皇帝之貴也”，因此重賞叔孫通，授予太常的官職，黃金五百斤。通過雅樂(le) 的儀(yi) 式，一改將領們(men) 往日無拘無束的習(xi) 慣，規範了君臣之道，皇帝的絕對權威也由此樹立起來了。

　　到了大唐王朝，國風泱泱，八方來朝，笑傲世界，經濟發展程度高，社會(hui) 、文化、藝術輝煌卓著，藝術造詣和審美價(jia) 值都達到封建社會(hui) 的最高層次。史料中記載，唐朝帝王們(men) 有著愛樂(le) 、好樂(le) 的傳(chuan) 統，帝王們(men) 創作了近百首歌舞大曲、歌舞戲、器樂(le) 曲、郊廟音樂(le) 等音樂(le) 作品。特別是唐玄宗李隆基，極具音樂(le) 天賦，尤其擅長擊打羯鼓，光練習(xi) 羯鼓的鼓槌就打壞了幾箱子。名相宋璟稱讚其打鼓“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李隆基還十分精通作曲、指揮和編排，親(qin) 自參與(yu) 音樂(le) 創作，指導作品演出，甚至對表演服飾也是親(qin) 自把關(guan) ，形成了唐宮廷“尚樂(le) ”的繁榮景象。同時，唐宮廷設有太常寺、教坊、梨園等樂(le) 舞機構，行使禮樂(le) 職能，表演歌舞雜技，培養(yang) 專(zhuan) 門音樂(le) 人才，啟動編撰《吉禮》《賓禮》《軍(jun) 禮》《嘉禮》《凶禮》《顯慶禮》《大唐開元禮》等文化工程。唐朝時期國家發展繁盛，推動了禮樂(le) 製度、宮廷雅樂(le) 的空前發展和繁榮，營造“朝廷序”“君臣和”“士民勇”的風氣。但是，到了五代十國時期後，由於(yu) 統治政權變換頻繁，雅樂(le) 進入了衰敗期。

　　宋朝立國三百餘(yu) 年，國家內(nei) 憂外患，政權兩(liang) 度傾(qing) 覆，深陷“靖康之亂(luan) ”和敗多勝少的宋金戰爭(zheng) 困局，麵臨(lin) “四夷不服，中國不尊”的嚴(yan) 重社會(hui) 危機。在嚴(yan) 峻的政治形勢和強大的外力壓迫下，宋王朝把希望寄托在尋求神靈與(yu) 祖先的保佑庇護。宋金議和後，國家得到難得的和平發展機遇，經濟社會(hui) 快速發展起來，因此宮廷就越加篤信神靈的力量，更加尊崇“尊王攘夷”的儒家本體(ti) 文化意識和複古之風，以“複古”“正雅”為(wei) 出發點，繼承和發展中國禮樂(le) 教化的治國傳(chuan) 統，謹守先王之言，嚴(yan) 斥胡夷音聲，將雅樂(le) 製作與(yu) 儒家綱常倫(lun) 理、陰陽五行之說緊密結合。南宋高宗皇帝趙構尤其重視雅樂(le) 建設，投入巨資前後進行六次改樂(le) ，“禮樂(le) 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祈求國運昌盛、風調雨順、天下太平。隨著國家經濟文化的中興(xing) ，南宋的社會(hui) 價(jia) 值觀發生了巨變，雅樂(le) 的表演已經完全職業(ye) 化，向著多樣化和藝術化的方向發展。宋代雅樂(le) 上承周秦、漢唐雅樂(le) ，下啟明清、祭孔雅樂(le) ，影響深遠，盛極一時，雅樂(le) 的音樂(le) 作品和演奏形式遠播海外，在韓國、日本、越南、老撾等，至今都還有保留和延續。

　　金石之樂(le)

　　由鼓、鍾、磬等樂(le) 器組成的“金石之樂(le) ”，被譽為(wei) 中國古代的“交響樂(le) 團”。從(cong) 周朝開始，鼓被譽為(wei) “八音”之首，製定了一套鼓樂(le) 的專(zhuan) 門製度，專(zhuan) 門設置“鼓人”官職，負責製鼓、擊鼓等事務。鼓樂(le) 具有震撼力和神秘性，在天子、諸侯和貴族之間的重大典禮活動中，用鼓樂(le) 體(ti) 現皇家的浩蕩權威，賦予其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含義(yi) 。“鍾”也是極為(wei) 重要的樂(le) 器，廟堂祭祀、婚冠喪(sang) 祭、軍(jun) 事戰爭(zheng) 、宴請賓客等場合都必須用到“金奏”之樂(le) 。對於(yu) 國禮而言，“鼎食”必有“鍾鳴”，鍾和鼎一樣是最重要的禮器，也是國家權力的象征。“磬”由玉石製成，音色清脆明亮。編磬與(yu) 編鍾交相共鳴，音響“近之則鍾聲亮，遠之則磬音彰”，可謂是金石齊鳴，金聲玉振，雅樂(le) 清音，悅耳動聽，開啟了載入史冊(ce) 的“金石之樂(le) ”，在曆史上延續了三千年之久。

　　聞名世界的曾侯乙編鍾，集中反映了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在音樂(le) 聲學、樂(le) 律學、冶金鑄造、機械工程等方麵的輝煌成就。全套編鍾共65件，通過測音，每枚編鍾均可在不同部位上敲擊出相距小三度或大三度的兩(liang) 個(ge) 音。編鍾音域跨五個(ge) 半八度，和西方兩(liang) 百多年前莫紮特時期的鋼琴音域旗鼓相當。而它的音階結構竟與(yu) 今天常見的C大調七聲音階完全相同，全套編鍾的中心音，恰好就是今天鋼琴上中央C這個(ge) 音。從(cong) 1978年出土到現在，沉睡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編鍾總共奏響了三次。第一次是在編鍾出土後的三個(ge) 月，恰逢建軍(jun) 節，成功試奏了《東(dong) 方紅》。聽著來自遠古鍾磬和鳴的“金石之樂(le) ”又回蕩在耳畔，感動得在場的音樂(le) 家們(men) 潸然淚下。第二次是1979年，新中國成立30周年國慶期間，湖北省博物館與(yu) 中國曆史博物館在京聯合舉(ju) 辦“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覽”，曾侯乙編鍾原件展出並現場演奏。1997年，譚盾為(wei) 慶祝香港回歸創作大型交響樂(le) 《1997：天·地·人》，編鍾第三次發出了曆史性的聲音。

　　到了兩(liang) 宋，雅樂(le) 樂(le) 團的編製齊整，規模更加宏大，達到了曆史頂點。樂(le) 器形製遵從(cong) 上古雅樂(le) 的傳(chuan) 統，以金、石、絲(si) 、竹、革、木、匏、土八種材料製成，稱為(wei) “八音之器”，即八個(ge) “聲部”，各“部”的樂(le) 器分別為(wei) 景鍾、鎛鍾、編鍾、金錞、金鐲、金鐸；特磬、編磬；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瑟；長篴、篪、簫；竽笙、巢笙、和笙、閏餘(yu) 匏、九星匏、七星匏；塤；晉鼓、建鼓、鞀鼓、靁鼓、靁鞀、靈鼓、靈鞀、路鼓、路鞀、雅鼓、相鼓、搏拊；柷、敔等38種。樂(le) 團聲部布局考究，音色配比科學，堪比現在的“交響樂(le) 團”。薑夔在《大樂(le) 議》中表述：“金欲應石，石欲應絲(si) ，絲(si) 欲應竹”，指出了聲部之間的平衡協調，如同今日的“樂(le) 隊配器法”的原理，也像是“樂(le) 隊指揮法”，指導排練演奏實踐中的音量平衡、力度控製等注意事項，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擊鍾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將合奏時出現拍點不一致的問題，描述得惟妙惟肖。其指出“樂(le) 曲知以七律一調”“知以一律配一字”、“平、入、上、去”的歌詞聲調、“重、濁、輕、清”的譜曲原則等接近於(yu) 今日的作曲法等音樂(le) 專(zhuan) 業(ye) 技術了。

　　樂(le) 舞

　　古人認為(wei) ，“樂(le) ”與(yu) “音”不同，“音”是指沒有舞蹈的表演，“樂(le) ”是融歌唱和舞蹈為(wei) 一體(ti) 的綜合性表演，是最高級別的表演，正所謂“知音而不知樂(le) 者，眾(zhong) 庶是也。唯君子為(wei) 能知樂(le) ”。周公製禮作樂(le) ，開創了雅樂(le) 體(ti) 係，樂(le) 舞表演形式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樂(le) 舞成為(wei) “禮治”“樂(le) 治”的工具，“舞以象功”“舞以象德”，用來紀功德，祀神祇，成教化，助人倫(lun) 。從(cong) 上古堯、舜時代起，直至清代末年，雅樂(le) 舞伴隨著各個(ge) 朝代的興(xing) 衰更替，經曆了數千餘(yu) 年之久，始終居於(yu) 中國樂(le) 舞的正統地位。

　　周代王室還設立專(zhuan) 門的樂(le) 舞機構——“大司樂(le) ”，掌管樂(le) 舞的演出、樂(le) 舞教育，被譽為(wei) 我國最早的舞蹈學校。“大司樂(le) ”的設立時間之早、舞蹈教育水平之高，為(wei) 當時世界之最。周代最高等級的“樂(le) ”是六代樂(le) 舞，又稱為(wei) “六樂(le) ”。即為(wei) 六個(ge) 朝代帝王紀功的舞蹈，大多是周代以前各代的代表性樂(le) 舞。六代樂(le) 舞分門別類，用法分明，主要用於(yu) 周代宮廷祭祀禮儀(yi) ，表演的場合隆重，人數眾(zhong) 多，儀(yi) 式莊嚴(yan) 肅穆，音樂(le) 和諧平靜。包括黃帝時期的《雲(yun) 門》，堯時的《大鹹》，舜時的《大韶》，夏禹時的《大夏》，商湯時的《大濩》和周代的《大武》。到了後代，“六樂(le) ”就被稱為(wei) “先王之樂(le) ”，其舒緩、平穩、清和、淡遠的音樂(le) 在促進社會(hui) 和諧、維護國家穩定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wei) 中國兩(liang) 千多年封建社會(hui) 的重要治國理政手段。

　　唐朝時期是古代樂(le) 曲、舞蹈創作的巔峰期，在我國音樂(le) 曆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唐朝時文化大融合促進了音樂(le) 的發展，中原本土的音樂(le) 風格吸收發展了少數民族以及外國的樂(le) 曲風格，成就了《霓裳羽衣曲》這樣具有極高藝術水平的大唐燕樂(le) 。《霓裳羽衣曲》是一部名副其實的浪漫主義(yi) 歌舞精品，它充滿著唐朝特有的浪漫主義(yi) 文化色彩，配上霓裳羽衣舞，獨具商調式的清雅奢華的曲調，合著輕盈飄飄然的舞蹈，猶如我國音樂(le) 舞蹈史上璀璨奪目的明珠。作為(wei) 宮廷燕樂(le) ，全曲融合了歌曲、舞蹈、樂(le) 器演奏等藝術形式，曲體(ti) 龐大而多變，演出時長相比於(yu) 其他樂(le) 曲更長，節奏也更舒緩，給人的感覺，音樂(le) 鏗鏘有力，而又不失舒緩浩大的結構之美，正如白居易所言“千歌萬(wan) 舞不可數，就中最愛霓裳舞”。全曲分散序、中序和曲破三個(ge) 部分，共三十六段。散序通俗而言就是前奏，在前奏部分沒有舞蹈，也沒有歌唱，隻有樂(le) 器打著節奏；中序的部分加入了歌唱和舞蹈，一般而言就是伴隨著樂(le) 器的節奏邊歌唱邊舞蹈；曲破是整個(ge) 曲子的高潮部分，在這一階段，主要以舞蹈為(wei) 中心，歌唱和樂(le) 器的節奏逐漸加快，到結尾時又重新逐漸變慢，直到樂(le) 曲結束。這三部分的設計堪稱絕妙，鬆弛有度，將各個(ge) 部分糅合在一起，充分顯示了唐代宮廷音樂(le) 的輝煌卓著。

　　到了南宋，雅樂(le) 的“樂(le) 歌化”“無樂(le) 不歌”是標誌性的變化，表演形式有“登歌”“二舞”“宮架”三種。“登歌”就是40人以上的歌隊，在宮架樂(le) 隊伴奏下的集體(ti) 歌唱。“二舞”就是64人的“文舞”與(yu) “八佾之舞”。舞蹈表演通常在登歌和宮架的音樂(le) 之中進行。“宮架”表演呈現方式分為(wei) “堂上之樂(le) ”和“堂下之樂(le) ”兩(liang) 種。“堂上之樂(le) ”布局方式按照“絲(si) 不如竹，竹不如肉”“貴人聲”的祖製，將演唱的歌隊設在堂上，配以琴、瑟和單個(ge) 的黃鍾、鍾磬等少量的樂(le) 器。而“堂下之樂(le) ”規模卻十分龐大，依照東(dong) 、南、西、北四個(ge) 方位，擺放數十架編鍾、編磬等各類樂(le) 器。各方陣間的樂(le) 部，布局巧妙，“舉(ju) 絲(si) 以見瓦，舉(ju) 竹以見匏，舉(ju) 革以見木”，足見當時歌舞表演、樂(le) 隊聲學水準和舞台藝術組織水平。

　　樂(le) 譜與(yu) 黃鍾定律

　　樂(le) 譜是音樂(le) 文化的重要載體(ti) ，是評價(jia) 音樂(le) 藝術水平的主要界定依據。我國音樂(le) 曲譜曆史悠久，種類多樣，包括文字譜、減字譜、工尺譜、燕樂(le) 半字譜等，記載著曆朝曆代的寶貴音樂(le) 作品。文字譜如《碣石調·幽蘭(lan) 》，現存譜式為(wei) 唐人手寫(xie) 卷子譜，現留存於(yu) 日本京都西賀茂的神光院；燕樂(le) 半字譜如《敦煌琵琶譜》；工尺譜為(wei) 明清以來的主要記譜方式；減字譜如古琴譜等。南宋淳熙年間太常寺編修的禮製文獻《中興(xing) 禮書(shu) 》是現存最早、最全麵的記錄雅樂(le) 樂(le) 譜和雅樂(le) 操演程式的禮書(shu) ，共收錄了428首雅樂(le) 歌曲和器樂(le) 演奏曲譜，對南宋宮廷施禮用樂(le) 做了詳細的記錄。《中興(xing) 禮書(shu) 》流傳(chuan) 不廣，較少人見其麵目，連《四庫全書(shu) 》也未曾收入。明代《永樂(le) 大典》收錄了此書(shu) ，然而八國聯軍(jun) 入侵北京時，一場大火焚毀了《永樂(le) 大典》。所幸的是，清翰林院編修徐鬆從(cong) 《永樂(le) 大典》中輯錄了《中興(xing) 禮書(shu) 》，使其留存下來。徐鬆輯錄的書(shu) 稿幾經轉折，到了2002年4月，終於(yu) 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影印，重見天日。

　　《中興(xing) 禮書(shu) 》是我國古代音樂(le) 史上迄今為(wei) 止發現的最早、最大規模使用律呂譜記載雅樂(le) 的文獻。學者也嚐試著進行翻譯，其成果卻不斷遭到質疑。除技術因素外，古今音樂(le) 觀念的差異是主要原因。至上世紀20年代，我國形成了以西方音樂(le) 的基本樂(le) 理、記譜法、作曲法為(wei) 核心的技術理論體(ti) 係，與(yu) 中國傳(chuan) 統音樂(le) 觀念在絕對音高記譜法的理念、旋律線條的追求、調式規則節奏、形態等方麵都有巨大差異。21世紀初，杭州師範大學田耀農(nong) 教授主持了雅樂(le) 複建工程，吸收古樂(le) 研究專(zhuan) 家邱之稑、楊蔭瀏等的樂(le) 譜考證和翻譯成果，完成了六部雅樂(le) 代表作的表演，從(cong) 《中興(xing) 禮書(shu) 》和《風雅十二詩譜》中，選取了七首代表性曲目進行了實驗性的譯配和表演，沉睡近千年的南宋雅樂(le) 終於(yu) 複現在南宋古都杭州。

　　周代以來，確立了以雅樂(le) 重器“樂(le) 懸”為(wei) 中心的樂(le) 律“國家標準”，使雅樂(le) 成為(wei) 中國樂(le) 文化的“基因”。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編鍾，為(wei) 我國樂(le) 律學研究最詳盡的素材和寶貴樣本，其編鍾和編磬上音律銘文鑿鑿，正鼓和側(ce) 鼓部位都刻有樂(le) 律銘文，鍾體(ti) 相關(guan) 樂(le) 律銘文達2800餘(yu) 字，有曾、楚、齊、申、秦、晉等多國樂(le) 律稱謂對應記錄。其後曆朝曆代逐漸形成了以“鍾”為(wei) 標準音高的樂(le) 律基準音，基本奠定了我國傳(chuan) 統音樂(le) 的樂(le) 律體(ti) 係和範式。漢魏時期，繼承雅樂(le) “樂(le) 懸”為(wei) 基，也遵循周代定律準則，進一步統一各種音樂(le) 的用樂(le) 標準。到了隋文帝，提出“國樂(le) 以‘雅’為(wei) 稱……雅者，正也”，正式確立雅樂(le) 為(wei) 國樂(le) ，形成了“華夏正聲”的概念。到了北宋，宮廷上下極為(wei) 重視雅樂(le) 和樂(le) 律標準，尤其是對黃鍾律的音高，曾進行過六次較大調整。據《宋史》卷一百二十六記載，僅(jin) 景祐二年的一次黃鍾律音高標準的改動，就動用了7萬(wan) 多名專(zhuan) 業(ye) 工匠。其中金屬製造工153人，木工216人，皮革工49人，製陶工16人，刮磨工91人，油漆工189人。工匠們(men) 用了近五個(ge) 月的時間，進行了樂(le) 器製作、調試，做成了七整套雅樂(le) 樂(le) 器。然而使用不到三年，因為(wei) 樂(le) 器音高的偏差，又重新進行製作。每一次黃鍾律音高標準的變動，意味著編鍾、編磬和吹管類樂(le) 器等都得重新製作和調試。可見，如果沒有宋朝最高統治者的重視和支持，如此龐大而頻繁的樂(le) 器製作工程是難以為(wei) 繼的。

　　活態傳(chuan) 承與(yu) 保護複建

　　南宋後，雅樂(le) 沒有大的變化。明清雅樂(le) 基本上沿襲前代雅樂(le) 的風格和價(jia) 值功能。作為(wei) 國家層麵的祭祀典禮，雅樂(le) 隨著中國最後一個(ge) 封建王朝的終結而終止了傳(chuan) 承，但是，雅樂(le) 在中國傳(chuan) 統音樂(le) 形態、風格、樂(le) 律學、規範等方麵，具有引領和示範的重要意義(yi) ，奠定了中國傳(chuan) 統音樂(le) 的整體(ti) 風格。20世紀50年代，湖南瀏陽的祭孔雅樂(le) 還保持著活態傳(chuan) 承，楊蔭瀏先生采錄了當時的表演，記錄下珍貴的演出資料。20世紀80年代，曲阜孔廟學習(xi) 參考瀏陽祭孔雅樂(le) 形式，恢複了祭孔雅樂(le) 的表演。近年來，雅樂(le) 得以弘揚推廣，如平頂山學院複建高校雅樂(le) 團，中國音樂(le) 學院複建燕國雅樂(le) 演出等。2010年，杭州師範大學近千名師生員工耗時三年收集了南宋雅樂(le) 的文獻資料，複製了南宋雅樂(le) 樂(le) 隊的樂(le) 器、服飾、儀(yi) 仗，翻譯了數百部南宋雅樂(le) 的樂(le) 譜和罕見的舞譜，研習(xi) 排練了部分代表作品，使文獻中的南宋雅樂(le) 以“歌、樂(le) 、舞”的形式再現於(yu) 世，呈現南宋雅樂(le) 的古典魅力，傳(chuan) 承源遠流長的中華禮樂(le) 文明。

　　禮樂(le) 文化集中體(ti) 現了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體(ti) 現了中國傳(chuan) 統音樂(le) 的深刻內(nei) 涵。在中華民族走向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今天，挖掘傳(chuan) 承、創新發展雅樂(le) 這份珍貴的曆史文化遺產(chan) ，對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擴大中華文化影響力，引領人類和平發展等都具有特殊的時代價(jia) 值和深遠意義(yi) 。

　　(作者：董偉(wei) ，係杭州師範大學副教授，杭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hui) 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