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作者：和智（北京大學曆史學係博雅博士後）

　　學人小傳(chuan)

　　史金波，1940年生，河北高碑店人。西夏學家，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學部委員。1962年畢業(ye) 於(yu) 中央民族學院語文係，1966年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西夏文專(zhuan) 業(ye) 研究生畢業(ye) 後留所。現為(wei)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民族學與(yu) 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曾任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民族學與(yu) 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hui) 會(hui) 長、中國民族史學會(hui) 常務副會(hui) 長等。著有《西夏社會(hui) 》《西夏文教程》《西夏經濟文書(shu) 研究》等。

　　以黨(dang) 項族為(wei) 主體(ti) 民族的西夏（1038年—1227年），前期與(yu) 北宋、遼朝對峙，後期與(yu) 南宋、金朝鼎足，是中國曆史上一個(ge) 重要王朝。由於(yu) 曆史記載缺乏，西夏的很多社會(hui) 曆史不為(wei) 人所知，一度被稱為(wei) “神秘的西夏”。

　　20世紀初，大量西夏文文獻在黑水城遺址（今屬內(nei) 蒙古額濟納旗）被發現，西夏學研究從(cong) 此開啟。史金波先生從(cong) 1962年開始研習(xi) 西夏文史，至今已整整60年。

　　陳寅恪先生認為(wei) “一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yu) 新問題”。史金波先生正是在一代學術發展的關(guan) 鍵時期，使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開拓新領域，引領了一個(ge) 時代的中國西夏學研究。

　　啃下一個(ge) 個(ge) 硬骨頭

　　無論翻譯文獻還是做研究，史先生從(cong) 不走捷徑，從(cong) 不撿容易出成果的題目做，他總是選擇那些最重要、學術界最需要的題目，抓住要害，啃硬骨頭。

　　要讀懂西夏文獻，先得認識西夏文。明清以後，隨著黨(dang) 項族的消失，記錄黨(dang) 項語言的西夏文成為(wei) 無人使用、無人可識的“死文字”。西夏文韻書(shu) 《文海》對所收每一個(ge) 西夏字的形、音、義(yi) 都有詳備注釋，對研究西夏語言、文字有特殊價(jia) 值。同時，《文海》對字義(yi) 的解釋涉及西夏社會(hui) 的方方麵麵，也是西夏社會(hui) 曆史研究的基礎性資料。

　　1969年，蘇聯學者翻譯出版了俄譯本《文海》，但這個(ge) 譯本存在諸多不妥之處。1975年，史先生在中科院圖書(shu) 館看到俄譯本《文海》，隨即利用此書(shu) 所附的影印西夏文刻本《文海》開始重新釋讀這部韻書(shu) 。那時，學界能釋讀的西夏字隻有2000個(ge) 左右，史先生起初的翻譯工作非常艱難。經過幾年摸索，他獨自完成了譯文初稿。後來，白濱、黃振華兩(liang) 位先生加入翻譯工作。他們(men) 將譯稿油印了30份，按條裁剪，作成數萬(wan) 張卡片，以字係條，分字排列，編製出了索引，再通過這個(ge) 索引，查到每一西夏字在《文海》中出現的次數，由此推定每個(ge) 字的字形和字義(yi) 。經過不斷校對、修改，1983年，《文海研究》出版。該書(shu) 的出版大大提高了西夏文字釋讀率，確定了5000個(ge) 西夏文的字音、字義(yi) ，對西夏文獻的解讀起到關(guan) 鍵推動作用，成為(wei) 西夏研究的一個(ge) 重要裏程碑。

　　研究西夏文字的構造規律是西夏學的重要課題之一。在沒有見到《文海》以前，包括史先生本人在內(nei) 的很多研究者，主要從(cong) “偏旁”入手分析西夏字，然而這種方法無法反映西夏文字構造的本質。譯釋《文海》，使得史先生對西夏文字的結構有了全新認識。他對《文海》數千個(ge) 西夏字進行分析，歸納出60多種西夏文字構成方法，在此基礎上總結出西夏文字的構造基本為(wei) “合成法”，並擬建出西夏文字構造體(ti) 係。這一新的西夏文字構造體(ti) 係，使西夏文字構造得到合理詮釋，在國內(nei) 外西夏文字研究領域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西夏文是死文字，沒有活的語言材料，即使我們(men) 知道每個(ge) 西夏字的意思，如果不懂得西夏語語法的話，仍然不能翻譯出清晰的句子。掌握西夏語語法就成了翻譯西夏文文獻，尤其是翻譯沒有漢文可供對照的西夏文文獻所必須具備的條件。比如，西夏語中有多個(ge) 存在動詞，在閱讀西夏文文獻時，如果對這些存在動詞的類別和用法沒有足夠的認識，則很難準確翻譯原文。史先生在研究中發現，在西夏語中，不同的事物、現象，不同形式的存在，分別用不同的存在動詞表示，其間有比較嚴(yan) 格的界限。他於(yu) 1983年發表《西夏語的存在動詞》，首次係統論述了西夏語存在動詞的類別、用法和特點，使這一過去看起來雜亂(luan) 無章、難以理解的語法現象得到合理解釋。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內(nei) 容涉及西夏社會(hui) 各個(ge) 方麵，是研究西夏社會(hui) 曆史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也是目前所見翻譯難度最大的西夏文世俗文獻。1987年至1989年，蘇聯西夏學家克恰諾夫將《天盛律令》翻譯為(wei) 俄語，出版了《天盛改舊新定律令(1149—1169)》，同時刊布《天盛律令》原件照片。史先生組織團隊重新釋讀原書(shu) 。他們(men) 經過5年集中攻關(guan) ，反複推敲，至1994年，史金波、聶鴻音、白濱將全部西夏文原件漢譯，出版了《西夏天盛律令》，2000年又出版了修訂譯注本《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該譯本是西夏文文獻漢譯的代表作，全麵揭開了西夏社會(hui) 麵貌，使西夏的法律、製度、職官、經濟、軍(jun) 事、文化、民俗、宗教等麵貌呈現於(yu) 世，為(wei) 揭開神秘西夏的麵紗起到了關(guan) 鍵作用。雖然該譯本存在一些錯漏和未解決(jue) 的問題，但譯文的大部分內(nei) 容、諸多方麵至今仍難以逾越，有力推動了西夏研究。在翻譯文獻的同時，史先生還利用《天盛律令》裏的材料，首次對西夏的職官製度作了較係統論述。

　　西夏文草書(shu) 是西夏研究的難點，也是學術製高點。1908年、1909年，俄國人科茲(zi) 洛夫率領考察隊在黑水城遺址發現的大批西夏文獻，現藏俄羅斯科學院東(dong) 方文獻研究所。史先生曾數次赴俄羅斯整理西夏文獻，在未整理、登錄的110盒俄藏西夏文獻中意外發現一批西夏文社會(hui) 文書(shu) 。這1500件社會(hui) 文書(shu) ，包括戶籍、賬冊(ce) 、契約、軍(jun) 籍、軍(jun) 抄帳、告牒、書(shu) 信等，多由西夏文草書(shu) 寫(xie) 成，釋讀十分困難。經過近20年努力，史先生初步破譯了西夏文草書(shu) ，整理了《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2至14冊(ce) 西夏文社會(hui) 文書(shu) 目錄，出版了《西夏社會(hui) 》《西夏經濟文書(shu) 研究》《西夏軍(jun) 事文書(shu) 研究》等專(zhuan) 著，為(wei) 西夏社會(hui) 、經濟、軍(jun) 事狀況提供了大量原始資料，彌補了西夏缺乏正史《食貨誌》《兵誌》之類的史料，催生了西夏社會(hui) 文書(shu) 學。西夏文書(shu) 不僅(jin) 對西夏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yi) ，其中一些文書(shu) 在中國古代史上也是獨特或稀見的珍品，為(wei) 中國史學提供了新的資料。

　　在譯釋西夏社會(hui) 文書(shu) 的基礎上，史先生從(cong) 多層次、多角度透視西夏社會(hui) 經濟。他撰寫(xie) 的《西夏經濟文書(shu) 研究》一書(shu) ，首次用西夏經濟文書(shu) 係統研究西夏社會(hui) 經濟，該書(shu) “結語”部分描述了西夏黑水城地區經濟生活的鮮活場景，再現了西夏晚期社會(hui) 經濟麵貌：

　　800年前在黑水城一帶的西夏農(nong) 民生活在黑水河畔，這裏居住著番族（黨(dang) 項族）、漢族、羌族（藏族）、回鶻、契丹人，甚至還有遠道而來的大食人。他們(men) 耕種著水澆地，種植著麥、穀、大麥、糜、秫、豆類等；他們(men) 居住在自己耕地的房院中，養(yang) 畜著馬、牛、駱駝、羊等家畜，過著半農(nong) 半牧的生活。穿著不同民族服飾的人，絡繹往來，隨處可見。一般人穿著番布和漢布做的衣服，有錢人則有絹帛可穿。當地農(nong) 民耕地不少，春種秋收。他們(men) 要向政府繳納耕地租稅，計量小監在收糧庫門口收租糧，旁邊有檢視官員監察；收完租糧要付給繳糧農(nong) 民收據。此外農(nong) 民還要負擔役工、繳納草捆，特別是還要繳納數量不菲的人頭稅，種水澆地要繳納耕地水稅。秋收以後，農(nong) 民完糧納稅，車載畜馱，來往於(yu) 途。農(nong) 民平時尚可溫飽，但一遇荒旱便食糧緊缺。特別是貧困農(nong) 民在青黃不接的春季，因乏食，一些貧困人家不得不以高利貸借糧，利率超過五分，甚至達到倍利；有的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土地或牲畜，以換取度日口糧，走上更加貧困的道路。當地的地主和寺廟則乘機盤剝，大肆兼並土地。在寺廟中貸糧、賣地、租地、賣牲畜、租牲畜的農(nong) 民等候著書(shu) 寫(xie) 契約，準備在契約的當事人或證人下無奈畫押。更有甚者，其最底層的奴隸、半奴隸狀態的使軍(jun) 、奴仆無人身自由，被主人像牲畜一樣買(mai) 賣，孤苦無告。這裏往往是以物易物進行交易，也使用鐵錢和銅錢，金、銀也是流通的貨幣。交易之後有買(mai) 賣稅院的官吏收繳買(mai) 賣稅，登記鈐印。這裏基層有裏甲組織，與(yu) 軍(jun) 事組織溜抄相結合。漢族地區民間互助的社邑組織也在這裏存在，被稱作“眾(zhong) 會(hui) ”。家有疾病、喪(sang) 事，會(hui) 眾(zhong) 帶來糧食前來慰問。這裏一直到西夏末期都處於(yu) 西夏政府有效管轄之下，形成了數量可觀的官、私文書(shu) 。熟悉西夏文的先生忙著書(shu) 寫(xie) 各種文據……

　　《西夏經濟文書(shu) 研究》英文版於(yu) 2021年由荷蘭(lan) 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這是中國的西夏經濟研究首次進入國際視野。

　　三十載整理珍稀文獻

　　文獻資料是學術研究的基礎。長期以來，資料匱乏是西夏研究的主要瓶頸。俄藏黑水城文獻數量巨大，其中絕大多數是西夏文文獻，有8000多個(ge) 編號，約20萬(wan) 麵，學術價(jia) 值極高，但過去刊布的文獻極少，很多重要文獻長期不為(wei) 人所知。中國學者迫切希望出版這批文獻，以改變西夏學資料匱乏的困境。經過多方努力，1993年，中國社科院民族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與(yu) 俄羅斯科學院東(dong) 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達成協議，出版該所所藏黑水城出土的全部西夏文、漢文以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獻。

　　為(wei) 及早公布資料，完成合作出版西夏文獻的任務，史先生率隊於(yu) 1993年、1994年、1997年、2000年四次到俄羅斯工作。他們(men) 早晨帶著午飯開始工作，一直到中午12點，匆匆吃完幹糧，馬上又接著忙碌，直到傍晚才回到住處，晚上還要核對當天拍攝的膠卷。麵對高強度的工作，他們(men) 始終保持熱情，兢兢業(ye) 業(ye) ，不耽誤一個(ge) 工作日。由於(yu) 飲食條件差，長期吃幹冷食品，第二次回國後，史先生患上了慢性萎縮性胃炎，至今難以治愈，但因工作需要，他後又兩(liang) 次赴俄工作。

　　西夏文草書(shu) 書(shu) 寫(xie) 因人而異，識別難度大，整理這些文書(shu) ，既需要學術能力，又需要十足的勇氣。自1997年發現西夏文社會(hui) 文書(shu) 後，史先生就決(jue) 定去識讀它們(men) ，為(wei) 出版這些社會(hui) 文書(shu) 做定題工作。

　　破解一件西夏文草書(shu) ，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反反複複地識認、揣度，很多文書(shu) 要琢磨數十遍甚至上百遍。無論工作多忙，史先生都要擠出時間譯釋這些文書(shu) 。即使出門在外，不管是在公交車、地鐵上，還是在候機室、飛機座艙內(nei) ，他都會(hui) 拿出西夏文文書(shu) 來識讀。經過6年摸索，2003年，他整理出一份初稿，但自己不滿意，希望再花些時間盡量把整理、定題的工作做得更好些。然而，這就不得不推遲《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他壓力很大。史先生給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蔣維崧寫(xie) 信商量：“這批西夏文文書(shu) 少部分比較完整，絕大多數是殘卷，往往無頭無尾，很多隻是殘頁或殘片。這給定題帶來很大困難。”“這批文書(shu) 數量很大，且基本上沒有整理基礎。不似漢文文獻有孟列夫的目錄，其他西夏文文獻有克恰諾夫等人的目錄。”“當我經過幾番修改，把這個(ge) 初稿完成時，我的心情並不輕鬆。你們(men) 會(hui) 看到，這個(ge) 目錄是比較粗糙的，甚至是不成熟的。”“西夏文草書(shu) 的難度、基礎的薄弱、文書(shu) 的殘損、數量的巨大，與(yu) 我們(men) 的工作時間差距太大。”“我和你們(men) 一樣，希望這套書(shu) 的漢文部分和西夏世俗部分盡早完成，然而我也深知你們(men) 和我一樣，希望它完成得很好，能夠符合學術規範，為(wei) 學術界提供經過科學編輯的資料。盡管我也參考了不少漢文社會(hui) 文書(shu) ，特別是唐、宋時期的文書(shu) ，但由於(yu) 草書(shu) 的未能盡解，在文書(shu) 的分類上一些文書(shu) 仍沒有很大的把握，在定題方麵還不能說很規範、很準確、很細致。我想根據這兩(liang) 年進展的情況，如果假以時日，再花一兩(liang) 年時間，西夏文草書(shu) 會(hui) 有更大的進展，可能會(hui) 拿出一份比較滿意的目錄來。”他鄭重建議上海古籍出版社推遲這3冊(ce) 西夏文社會(hui) 文書(shu) 的出版，率先出版較容易編輯的佛經部分。

　　《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計劃是依據俄羅斯專(zhuan) 家登錄的目錄製定的，原計劃第1至6冊(ce) 為(wei) 漢文文獻，7至11冊(ce) 為(wei) 西夏文世俗文獻，從(cong) 第12冊(ce) 開始出版西夏文佛教文獻。西夏文社會(hui) 文書(shu) 的發現打亂(luan) 了原出版計劃。發現這批西夏文社會(hui) 文書(shu) 時，第11冊(ce) 已經出版，出版社因此改變了出版計劃，增加3冊(ce) ，將這些社會(hui) 文書(shu) 放在第12—14冊(ce) 出版，第15冊(ce) 以後再出版西夏文佛教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意暫緩出版這3冊(ce) 西夏文世俗文獻，不過沒有同意先出佛教文獻的提議。2005年，史先生提交了《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2—14冊(ce) 社會(hui) 文書(shu) 部分的定題目錄。盡管其中仍有部分殘頁難以定題，已定題的仍有進一步推敲的餘(yu) 地，但比起初稿有了很大改進。《俄藏黑水城文獻》於(yu) 1999年出版第11冊(ce) ，2006年出版第12冊(ce) ，中間停滯7年。2007年出版第13冊(ce) ，2011年出版第14冊(ce) ，中間又停滯4年。西夏文社會(hui) 文書(shu) 編輯的複雜過程，沒有參與(yu) 其中的人是很難理解的，因此外界產(chan) 生了不少誤解。

　　現在，史金波、魏同賢、克恰諾夫主編的《俄藏黑水城文獻》已出版到第31冊(ce) ，隻剩下最後2冊(ce) 尚未完成。這批古籍基本涵蓋了流失到俄國的全部黑水城文獻，為(wei) 西夏研究提供了大量重要資料，使西夏研究形勢得到根本改觀，為(wei) 西夏學開辟了廣闊前景，有力推動了西夏學和相關(guan) 學科的發展。近些年西夏研究的重要成果和主要突破，多與(yu) 這批文獻有關(guan) 。

　　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至今已持續近30年，真可謂曠日持久。30年間，上海古籍出版社換了4屆領導，《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兩(liang) 位主編克恰諾夫、魏同賢先後去世，史先生從(cong) 中年到了耄耋之年。

　　把學術當成生命

　　除了讀書(shu) 、工作，史先生沒有其他愛好。學術之於(yu) 史先生，是興(xing) 趣所在，是情感所係，他已經把學術和自己的生命融為(wei) 一體(ti) 。

　　他常說，一個(ge) 人如果抓緊時間，一天可以工作十個(ge) 小時，休息日也可以工作。假若另一個(ge) 人每天工作五六個(ge) 小時，一輩子下來就差了半輩子工作時間，兩(liang) 相比較，在業(ye) 務上可能會(hui) 逐漸拉開很大距離。因此，史先生格外珍惜時間。他的生活中，沒有周末，沒有假期，也沒有春節，每天伏案工作八至十小時，一年365天，天天如此，數十年如一日。如果哪一天沒有新進展、新收獲，他就會(hui) 自責，就感到不安。

　　20世紀60年代讀研究生時，史先生在導師王靜如先生指導下，從(cong) 抄寫(xie) 《番漢合時掌中珠》入手，記西夏字的形、音、義(yi) ，研究西夏語語法，翻譯西夏文文獻。第一學期，他就熟記書(shu) 中1000多個(ge) 西夏字，完成論文《從(cong) 〈番漢合時掌中珠〉看西夏文語法》，並能翻譯一些簡單的西夏文，有時還能找出一些規律，漸漸接近國內(nei) 最好水平。1964年，史先生參加敦煌西夏洞窟考察，負責抄錄、翻譯莫高窟和榆林窟中的西夏文題記。那時，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生活條件很差，洞窟的護欄尚未完全修好，每天爬上爬下很不方便。他們(men) 喝的是敦煌莫高窟下流淌的黨(dang) 河水，堿性很大，喝了容易腹瀉。加上敦煌氣候幹燥，在那裏工作的3個(ge) 月，史先生經常拉肚子、流鼻血。但能夠到敦煌工作，他的第一感覺是興(xing) 奮和幸運，從(cong) 未以之為(wei) 苦。

　　即使在“文革”期間，史先生也沒有丟(diu) 下自己的學問。1970年，他被下放到河南幹校勞動。第二年，他乘探親(qin) 之機，將《國立北平圖書(shu) 館館刊·西夏文專(zhuan) 號》和《辭源》帶到幹校，每晚在二層床上落下蚊帳，躲在裏麵學習(xi) 。1972年回京後，他一麵查找、學習(xi) 蘇聯和日本專(zhuan) 家出版的西夏研究著作，一麵抄錄資料，製作了幾萬(wan) 張資料卡片，編輯西夏文字典。他又在北京圖書(shu) 館（今國家圖書(shu) 館）係統閱讀、整理了該館所藏100餘(yu) 部西夏文文獻。1974年，他的第一篇考釋西夏文文獻的論文在《考古》雜誌上發表。1976年，他與(yu) 白濱先生到西夏故地調查，收獲頗豐(feng) ，還在酒泉發現了西夏後裔鐫刻的《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

　　史先生熱愛自己的工作，對待學術活動也很認真。他有一個(ge) 習(xi) 慣，每次參加會(hui) 議，都要盡量看完會(hui) 議論文集。即使年紀大了，從(cong) 事西夏學的學者多了、會(hui) 議論文集變厚了，他也要讀完大部分論文。2016年9月，寧夏大學舉(ju) 行一次西夏學研討會(hui) ，滿頭白發的史先生不僅(jin) 全程參與(yu) 了為(wei) 期兩(liang) 天的會(hui) 議，點評了部分論文，做了會(hui) 議總結，還抽空給寧夏大學人文學院師生做了一場學術報告，與(yu) 會(hui) 學者無不為(wei) 史先生的勤奮、認真、執著而動容。

　　從(cong) 發現西夏文社會(hui) 文書(shu) 開始，史先生的學術重心發生了轉向，近20多年始終將解讀和研究西夏文社會(hui) 文書(shu) 作為(wei) 主業(ye) 。他不僅(jin) 對西夏文社會(hui) 文書(shu) 產(chan) 生濃厚興(xing) 趣，還與(yu) 之建立了深厚感情，他曾動情地說：“我對這些社會(hui) 文書(shu) 有濃厚的興(xing) 趣，沒有絲(si) 毫的厭倦情緒。”“麵對被鉛筆、圓珠筆寫(xie) 畫得淩亂(luan) 、模糊，翻閱得發舊、泛黃的西夏文經濟文書(shu) 複印件或照片，感慨良多。我在它們(men) 身上傾(qing) 注了十多年的心血，它們(men) 就像我養(yang) 育了多年的孩子，不知被我撫摸過多少次，我感到十分親(qin) 切。”

　　填補西夏曆史研究空白、恢複西夏社會(hui) 曆史真實麵目，史先生將此作為(wei) 自己義(yi) 不容辭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