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蓓蓓（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人文主義(yi) ”這個(ge) 稱謂由德國教育家尼特哈麥於(yu) 19世紀提出，指代歐洲文藝複興(xing) 時期出現的一種“以人為(wei) 本”的思潮。早在14世紀，這種思潮就已出現於(yu) 意大利的佛羅倫(lun) 薩，15世紀以降，開始逐漸輻射至歐洲乃至其他地區。

　　在大江健三郎的文學道路上，法國人文主義(yi) 給予他的影響不容忽視。特別是兩(liang) 位重要人物：薩特和渡邊一夫，他們(men) 都曾在不同時期深刻地影響大江，這些影響亦如實投射於(yu) 大江的文學作品中。大江早期作品中不斷且重複出現“被監禁、被封閉”的意象，正是源自薩特的“無出口”“徒勞”意識，直至1964年《個(ge) 人的體(ti) 驗》刊行，這些意識才逐漸從(cong) 其文學作品中退出。早在此前一年的1963年，大江的長子大江光出生時罹患腦疝，與(yu) 此同時，大江在事業(ye) 上亦陷入了困境。在絕望的現實麵前，大江認為(wei) 薩特及存在主義(yi) 沒能幫助自己和家庭克服眼前的困難，因而決(jue) 定重新學習(xi) 法國文藝複興(xing) 時期的人文主義(yi) 思想，尤其是經由其大學時代的導師渡邊一夫所譯介的著作及其思考。大江將這些思考植入中後期的創作中，在接受渡邊一夫以“寬容”為(wei) 核心的人文主義(yi) 思想的基礎上，進而提出“反省”，以“勇敢戰鬥的人文主義(yi) 者”的姿態重構了其人文主義(yi) 精神。

　　Ⅰ對薩特及存在主義(yi) 的繼承

　　存在主義(yi) 是一種在危機和災難中誕生並流傳(chuan) 開來的哲學思想，因此正如法國哲學家加羅蒂評價(jia) 的那樣，存在主義(yi) “由於(yu) 局麵混亂(luan) 和大難臨(lin) 頭而給當代哲學提供了一種新的風格和一種悲劇性的風格”。

　　薩特是存在主義(yi) 哲學的代表人物，他指出存在主義(yi) 把人當作人，注重人的尊嚴(yan) ，因此它是一種人道主義(yi) 。在《存在主義(yi) 是一種人道主義(yi) 》中，薩特提出“存在先於(yu) 本質”，他認為(wei) 先是有了人的存在，人才有可能進行自由選擇，同時，人也要為(wei) 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這種“自由選擇”為(wei) 在荒誕、悲觀的現實世界中掙紮的人們(men) 提供了一條出路。此外，薩特亦在出版於(yu) 1947年的《何為(wei) 文學》中提出了“介入文學”，在他看來，寫(xie) 作就是要揭露、要說話、要介入，要真實地表現自己的時代。對於(yu) 揭露以及介入的內(nei) 涵，薩特則認為(wei) 要做正義(yi) 的召喚，要揭露一切非正義(yi) 的行為(wei) 。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存在主義(yi) 在德國出現。很快，田邊元等日本學者便將其介紹至日本。日本人經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men) 憂慮不安、身心俱疲，存在主義(yi) 的適時出現成為(wei) 治愈他們(men) 內(nei) 心創傷(shang) 的良藥。1938年，薩特因為(wei) 長篇小說《惡心》而享譽歐洲文壇並逐漸蜚聲世界，同時他的存在主義(yi) 亦成為(wei) 當時社會(hui) 最具影響力的哲學思想。1945年日本戰敗，美國對日本實行軍(jun) 事占領，日本人的精神信仰被瞬間擊潰，他們(men) 開始反省自身的存在並由此追問人生的意義(yi) 。在這種情況下，存在主義(yi) 在日本的發展走向高潮。

　　存在主義(yi) 在日本廣泛流傳(chuan) 的時候，大江正值青少年時期，曾多次在隨筆、自傳(chuan) 中毫不隱諱地表達了自己如何迷戀薩特及存在主義(yi) 。當然，這與(yu) 他自小持續解讀魯迅有著較大的關(guan) 係。魯迅和薩特的思想源頭中都有著克爾凱郭爾思想及其學說，出於(yu) 這個(ge) 緣故，當大江在大學時代邂逅薩特及存在主義(yi) 時，便不自覺地受到了吸引。《惡心》等薩特前期作品中均透露著“無出口”和“徒勞”意識，作品中的人們(men) 無一例外都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是荒誕且虛無的，他們(men) 找不到出路，覺得一切都是徒勞，人生亦充滿痛苦和絕望。在薩特與(yu) 本尼·萊維的對話錄《今天的希望》中，薩特表示“雖然經曆絕望，但希望從(cong) 未遠離過自己”，《存在與(yu) 虛無》以後的著作中“再也找不到這種絕望了”。盡管如此，其前期作品中顯現的悲觀與(yu) 絕望亦客觀存在。

　　日本戰敗時大江十歲，正值小學五年級。那時美國占領了日本，整個(ge) 日本頓時像是被封閉在了“牆壁”之中。薩特文學中的“無出口、徒勞”意識使得大江感同身受，這些影響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隨處可見。

　　1957年，大江通過《奇妙的工作》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這部小說一經麵世就獲得了當年的“五月祭獎”，成功引起文藝評論家平野謙的注意。該作品呈現了一個(ge) 發生於(yu) 二戰後的故事，故事中，東(dong) 大學生“我”、女學生、私立大學生三人為(wei) 了賺取生活費而替醫院屠殺用來進行實驗的狗，最終不僅(jin) 三人都沒能獲取報酬，“我”還被狗咬傷(shang) ，既無賠償(chang) 還必須自行承擔醫療費。大江將二戰後的日本學生描述成喪(sang) 失敵意的狗，在美國的“監禁”下沒有個(ge) 性、麻木不仁。顯然，無論是“監禁”的狀態，“惡心”的工作內(nei) 容，還是“徒勞”的結局，都受到了薩特的影響。

　　此外，發表於(yu) 同年9月的另一部短篇小說《死者的奢華》也有著同樣的風格。《死者的奢華》一經問世，便成為(wei) 當年“芥川文學獎”候選作品。這部小說同樣刻畫了一個(ge) 二戰後的故事，講述大學生“我”和一位懷孕的女大學生一起前往醫學部打工，兩(liang) 人與(yu) 解剖室管理員一同搬運屍體(ti) ，最後由於(yu) 事務所工作人員的失誤，三人麵臨(lin) 可能無法獲取報酬的尷尬局麵。在作品中，數次出現“監禁”“徒勞”“絕望”等表述，毫無疑問又是一篇“薩特”風的小說。

　　其實，不僅(jin) 以上兩(liang) 部短篇小說，1958年出版的小說集《死者的奢華》亦為(wei) 同樣主題。該小說集由包括前述兩(liang) 部作品在內(nei) 共九篇短篇小說構成。大江對於(yu) 這些小說有著整體(ti) 的構想，他在小說集的後記中說道：“我一貫的主題是思考被監禁的狀態、思考被封閉在牆壁中的生存狀態。”的確，其時的大江一直將薩特及存在主義(yi) 視作自己的精神食糧，吮吸著其中的汁液，從(cong) 中感受到的思想也就必然投射於(yu) 他的創作中。

　　1947年，日本相繼頒布《日本國憲法》與(yu) 《教育基本法》，推進了日本社會(hui) 和教育等領域的民主改革，然而自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起，這兩(liang) 部大法便麵臨(lin) 著被修改的危險，與(yu) 此同時，戰前和戰爭(zheng) 期間被軍(jun) 國主義(yi) 者奉為(wei) 教育領域之圭臬的《教育敕語》屢屢受到肯定與(yu) 擁護。麵對這些令人絕望的局麵，大江在創作中自然無法展現積極與(yu) 樂(le) 觀，卻也在隨後發表的《掐去病芽，勒死壞種》中，讓希望開始萌發。在該小說中，主人公“我”的結局在初稿中是“被村民殺害”，後來則改為(wei) “向更加黑暗的樹叢(cong) 、更加黑暗的草叢(cong) 跑去”。大江說這樣的改動是來自母親(qin) 的建議，因為(wei) 母親(qin) 告訴他，盡管絕望，我們(men) 還是要對未來充滿希望。“黑暗”的重複使用，增強了外部世界的危險性以及不確定性，但“我”卻因此獲得了一個(ge) 生存下去的希望，這時的希望在大江文學中或許仍然渺茫，卻已不同於(yu) 之前毫無希望的絕望。1964年，隨著其代表作《個(ge) 人的體(ti) 驗》刊行，微弱的希望開始在大江文學中呈現出勃勃生機。

　　在這部重要作品中，主人公“鳥”的妻子誕下一個(ge) 腦組織外溢的智障兒(er) 。麵對這個(ge) 殘酷的現實，鳥開始了一場充滿糾葛的內(nei) 心之旅，經過漫長的心靈煉獄，他最後幡然醒悟，決(jue) 定與(yu) 孩子共度苦難而漫長的人生。這部植根於(yu) 大江親(qin) 身經曆之上的作品延續了之前“痛苦與(yu) 絕望”的基調，不過在小說的結尾，鳥卻作出了與(yu) 智障兒(er) 共生的決(jue) 定。大江認為(wei) 正是這樣的轉變，才能夠使得小說從(cong) 否定朝著正麵回轉過來，也正是通過這部小說，他從(cong) 因嬰兒(er) 誕生而陷入的困境中真正走了出來。

　　2000年，大江訪問北京。在一次演講中，大江表明，在他的家庭因兒(er) 子的出生而陷入困境之時，薩特式的立場反而將自己困在難以抽身的危機之中。在稍後的談話中，大江更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在兒(er) 子光誕生後意識到必須重塑其精神，而這種重塑精神的武器，就是經由其大學時代導師渡邊一夫所傳(chuan) 授的法國人文主義(yi) 思想。由此可見，《個(ge) 人的體(ti) 驗》象征著大江的文學開始出現轉折，亦宣告了大江與(yu) 薩特及存在主義(yi) 的“悲觀文學”開始分道揚鑣，還是其再度認識法國人文主義(yi) 傳(chuan) 統的標誌。當然，薩特對大江的影響不僅(jin) 僅(jin) 體(ti) 現在他悲觀的“無出口”“徒勞”等消極意識之中，還有一直影響大江至今的“介入文學”，薩特提出的“寫(xie) 作就是要揭露、要說話、要介入”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大江，使得大江不僅(jin) 將這些體(ti) 悟反映在文學中，亦貫穿至現實行動中。

　　Ⅱ對渡邊一夫及人文主義(yi) 的超越

　　《鐵炮記》《日本教會(hui) 史》以及《亞(ya) 洲誌》都認為(wei) 在16世紀40年代初，歐洲人與(yu) 日本列島有了最初的接觸。16世紀80年代，日本九州地區的天主教大名開始向歐洲派遣使節，歐洲人亦向日本派遣船隊。英國人威廉·亞(ya) 當斯便是在這個(ge) 時候乘坐利夫德號來到日本，這條船的船尾安放了荷蘭(lan) 人文主義(yi) 思想家伊拉斯謨的雕像，這便是人文主義(yi) 由歐洲首次傳(chuan) 播至日本的證據。時至18世紀，日本的商品經濟快速發展，町人階級開始形成，這些人提出“人性解放”“追求自由”“四民平等”等具有人文主義(yi) 傾(qing) 向的主張。至20世紀，日本社會(hui) 曾兩(liang) 次激烈探討人文主義(yi) ，一次是60年代前後，日本逐漸完成戰後複興(xing) 之時；另一次則發生在世紀末，日本走向新世紀之際。

　　就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第一次激烈探討人文主義(yi) 前夕，大江正在東(dong) 京大學跟隨渡邊一夫教授學習(xi) 法國人文主義(yi) 思想。渡邊一夫是研究法國文藝複興(xing) 時期文學和思想的重要學者，也是法國文藝複興(xing) 時期經典巨著《巨人傳(chuan) 》的日譯者。他在將拉伯雷及其作品譯介至日本的同時，還將拉伯雷前後的法國人文學者及其生平和思想移植到日本。長子光出生後，與(yu) 智障兒(er) 共生的決(jue) 心促使大江重新建構和檢討自己的人文主義(yi) 精神，於(yu) 是便開始重讀渡邊一夫的作品以及法國文藝複興(xing) 時期的典籍。

　　1994年，大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斯德哥爾摩麵向世界的講演中，大江介紹了自己的導師渡邊一夫，同時表達了對其人文主義(yi) 的肯定。作為(wei) 渡邊一夫的弟子，大江希望通過小說家這份工作向日本人和全世界傳(chuan) 遞這種精神，而他為(wei) 此付出的不懈努力亦體(ti) 現在其言行與(yu) 作品中。

　　“寬容”是渡邊一夫對人文主義(yi) 最具代表性的解讀。在《為(wei) 了保護自己，麵對不寬容，寬容應該成為(wei) 不寬容嗎？》一文中，渡邊指出，必須時刻保持寬容，即便他人對己不寬容，也要寬容待人。在此基礎上，大江進而提出“保持具有人性的反省”。在大江看來，渡邊一夫疾呼寬容正是因為(wei) 日本社會(hui) 缺少寬容精神，大江的父親(qin) 在戰爭(zheng) 時期被當地官員以語言壓製的經曆便是這種現象的表征，兒(er) 子大江光在生活中受到的歧視甚或辱罵亦是這種表征。1998年，大江在寫(xie) 給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的信中指出，不寬容現象已經發展成國家性行為(wei) 。因此，大江認為(wei) 日本人需要反省，日本這個(ge) 國家需要反省，他將這種強烈的信念表達在作品及言行之中。在其長篇隨筆《廣島劄記》中，大江記錄了自己與(yu) 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幸存者們(men) 一同參加反核運動的過程以及由此引發的反省；在另一部長篇隨筆《衝(chong) 繩劄記》裏，大江則提升了反省的力度，不僅(jin) 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更是立足於(yu) 加害者的立場反思戰爭(zheng) ；為(wei) 了維護和平憲法，大江與(yu) 加藤周一等人共同創建了民間和平組織“九條會(hui) ”，甚至在斯德哥爾摩向世界表示“改憲是背叛行為(wei) ”；當日本所謂的“愛國心”教育卷土重來之際，大江又借助晚期長篇小說《水死》為(wei) 孩子們(men) 找尋希望……

　　“信仰”是渡邊一夫人文主義(yi) 精神的又一種表現形式，大江及其文學則賦予信仰“希望”之名。1967年，大江發表長篇小說《萬(wan) 延元年的Football》，並將小說的整體(ti) 基調定為(wei) “由死向生”。該小說以“朋友的死”開篇，又使“噩夢”“焦灼”等遣詞貫穿小說整體(ti) ，然而結尾一改開篇的絕望，顯示出對嬰兒(er) 誕生的期待感，由此可見，即使曆經劫難，大江的最終旨歸還是“希望”。同一年，大江表達了與(yu) 陶淵明筆下“桃花源”意思相近的“烏(wu) 托邦”思想。“烏(wu) 托邦”一詞意為(wei) “現實中不存在的理想之所”，源於(yu) 希臘文ou和topos。在《萬(wan) 延元年的Football》之後，大江開始在《洪水淹及我的靈魂》等一係列長篇小說中構建希望的烏(wu) 托邦。例如《洪水淹及我的靈魂》中那些“自由航海團”的年輕人，為(wei) 了反抗社會(hui) 暴力而選擇與(yu) 象征國家權力的警察隊進行槍戰，從(cong) 而能夠遠離日本前往烏(wu) 托邦生活……盡管該小說的結局並不盡如人意，卻也向讀者呈現出了些微的希望。又如《同時代的遊戲》中拒絕歸屬天皇製國家的村民們(men) ，為(wei) 了建立起自己的烏(wu) 托邦而與(yu) 天皇的軍(jun) 隊展開遊擊戰，雖然這場為(wei) 時50天的戰爭(zheng) 與(yu) “自由航海團”的抗爭(zheng) 一樣以失敗告終，但作為(wei) 反抗天皇製的象征，大江的烏(wu) 托邦夢想卻得以延續。此外，在《M/T與(yu) 森林中的奇異故事》中，大江創建出一個(ge) 顛覆以往男性主宰的新型社會(hui) ，力圖表現“反對天皇製”，進而“建構烏(wu) 托邦”的思想。20世紀90年代以降，大江更是為(wei) 象征未來和希望的孩子們(men) 陸續寫(xie) 下《康複的家庭》等四部長篇隨筆、《二百年的孩子》等長篇小說，意在告訴孩子們(men) 積累至今的經驗與(yu) 教訓並為(wei) 他們(men) 尋找希望；在後期長篇小說《水死》以及《晚年樣式集》中，大江亦呼籲人們(men) 為(wei) 下一代尋求希望。

　　反省也好，希望的信仰亦罷，大江用文學關(guan) 注人的生存、關(guan) 注現實問題，這些都是其欲表達的人文主義(yi) 精神。從(cong) 薩特到渡邊一夫，大江的人文主義(yi) 觀經曆了從(cong) 絕望到希望的過程。當然，隨著思考的逐步深入，大江對人文主義(yi) 的看法還會(hui) 發生變化，然而無論如何，其思想底流中都有著薩特及渡邊一夫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