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開啟中國文化史學的序幕，今年恰好120周年。北京師範大學張昭軍(jun) 教授的新作《中國文化史學的曆史與(yu) 理論》（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以文化史學為(wei) 核心範疇，對梁啟超以來中國文化史研究120年的曆史、學術成就及其理論方法進行了係統的總結、反思和討論。筆者讀後深受啟發，認為(wei) 該書(shu) 的貢獻是多方麵的，在此，著重從(cong) 學科建設角度談談其意義(yi) 和價(jia) 值。

　　一

　　中國文化史學起自何時？作者沿流探源，明確提出文化史學是史學近代轉型的產(chan) 物，源自20世紀初由歐洲和日本傳(chuan) 入的文明史學。更重要的是作者進而指出，我國這方麵的史學研究不是西方史學的複製，而是與(yu) 中國本土的文化傳(chuan) 統和時代環境相結合形成了自身的風格和特點，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ei) 影響了中國文化史學的發展。

　　該書(shu) 係統梳理了“史界革命”以來中國文化史學興(xing) 起、發展、沉寂、重興(xing) 的曆史，將中國文化史學的學科化進程分為(wei) 兩(liang) 大連續的曆史時段。20世紀前50年，是第一大階段。20世紀初，梁啟超等發起“史界革命”，由此，中國人確立了比較明確的文明史和文化史觀念。至20年代，在新文化運動和“整理國故”運動中，胡適、梁啟超等發表了係列論述曆史研究法的著作，探索如何研究文化史。五四運動以來，柳詒徵、陳登原、錢穆等，將文化史學的理論方法具體(ti) 運用於(yu) 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實踐，形成了中國文化史著述的第一個(ge) 高峰。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是第二大階段，經曆了80年代的文化啟蒙、90年代的回歸傳(chuan) 統，再到當下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三大體(ti) 係”的過程。該書(shu) 將第一階段的文化史著作劃分為(wei) 科學派、新人文派和史觀派，將第二階段的文化史格局概括為(wei) 思想文化史為(wei) 主幹、學術文化史和社會(hui) 文化史為(wei) 主枝、新文化史為(wei) 生力軍(jun) ，從(cong) 整體(ti) 上較好地把握了中國文化史學的曆史內(nei) 涵。

　　該書(shu) 編撰花費15年時間。此前，雖有學者嚐試對中國文化史的研究曆程作鳥瞰回顧，但如此長時間地專(zhuan) 注於(yu) 研究這120年曆史進程的學者，並不多見。客觀地說，這部文化史學史著作，對我國的文化史研究做了很好的學術史總結。

　　　二

　　文化史學作為(wei) 曆史學的一種類型，中外學界從(cong) 史學理論層麵的討論和反思不足。近二十年來，文化史研究出現了碎化、泛化等傾(qing) 向，不能說與(yu) 理論建設的乏力無關(guan) 。該書(shu) 以問題為(wei) 導向，通過史學史的梳理和理論的思考，探尋中國文化史學的內(nei) 涵、理路和風格，為(wei) 中國文化史研究的發展探索路徑。作者十分重視通過史學史研究揭示和解答史學理論問題。在作者看來，史學史不隻是過去的記錄，還是“曆史研究之眼”。借助它，我們(men) 辨識道路，認清方向，與(yu) 前人對話，做史學反思。該書(shu) 通過研究梁啟超的史學思想，辨析文明史、廣義(yi) 文化史與(yu) 文化專(zhuan) 史之間的關(guan) 係；通過研究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討論作為(wei) 新史學形式的文化史與(yu) 中國曆史文化精神如何實現結合；通過研究錢穆的《國史大綱》，揭示以文化為(wei) 本位的文化通史的學術特點及其曆史價(jia) 值……簡言之，從(cong) 文化史研究的具體(ti) 曆史出發，注重史學理論與(yu) 實踐的互動，善於(yu) 從(cong) 史家的具體(ti) 學術操作中提出並解決(jue) 普遍關(guan) 心的史學理論問題，構成了該書(shu) 的一大特色。

　　論從(cong) 史出，以文化史學的發展史為(wei) 依據，該書(shu) 致力於(yu) 解答當下中國文化史研究麵臨(lin) 的困惑和問題，重點闡述了文化史學是什麽(me) 、文化史研究的路徑和方法、中國文化史學的發展道路和未來方向。作者指出，傳(chuan) 統的文化史與(yu) 新文化史具有內(nei) 在一致性，均要求揭示曆史事實之間的複雜關(guan) 係，並究明關(guan) 係得以展開的背後因素，探求曆史背後的理性精神、科學法則、意義(yi) 和價(jia) 值。作者根據史家對文化史的理解及其學術實踐，將目前的文化史研究取向概括為(wei) 三，即“社會(hui) 的文化史”“文化的社會(hui) 史”和“文化的文化史”。作者強調，上述三種研究取向在文化史研究中互不可替代：確立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弄清文化事象的來龍去脈，研究文化事象的形成、發展和變化及其規律，是開展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文化史研究的特色之一就在於(yu) 它采用文化的視角，甚至將文化史作為(wei) 一種曆史研究方法，既要重視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又要重視其獨具的方法，這是由文化史家的專(zhuan) 業(ye) 分工和職責所決(jue) 定的。作者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具有一定普遍性，對於(yu) 文化史研究者頗具啟發意義(yi) 。

　　值得指出的，該書(shu) 在史學理論層麵的研究，並沒有局限於(yu) 中國史本身，而是盡可能擴大視野，將中國文化史放在世界史學的背景下考量，參考了西方和日本的史學理論和文化史理論，注意運用比較研究，彰顯中國文化史學的特色和理路。

　　　三

　　正如該書(shu) “緒論”所示，其寫(xie) 作動力源自作者在科研和教學中的困惑和疑問：文化史學是什麽(me) ？研究文化史的意義(yi) 和價(jia) 值何在？中國的文化史學從(cong) 哪裏來、到哪裏去？對於(yu) 這些關(guan) 係到學科建設的基本理論問題，多數文化史研究者都會(hui) 有所思考，但卻少有人作專(zhuan) 門性討論和深究。正是因為(wei) 書(shu) 中所提出的問題來自作者在一線教學研究中的切身體(ti) 驗和感悟，故對問題的回答也往往具有針對性和現實意義(yi) 。換言之，這本書(shu) 的特點不在就理論談理論，而是腳踏實地，重在學以致用，服務具體(ti) 的曆史研究實踐，追求理論與(yu) 實踐的統一。

　　就其大者而言，該書(shu) 對於(yu) 學科化進程的作用，至少有三點：其一，為(wei) 中國文化史學科搭建一個(ge) 史學史與(yu) 史學理論的框架，為(wei) 從(cong) 總體(ti) 上認識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曆史和理論提供了重要參考。其二，對文化史學的研究對象、主題、理論方法和社會(hui) 作用等所作的綜合性探討，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前進了一大步，對於(yu) 鞏固文化史的學科地位將會(hui) 發揮重要作用。其三，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該書(shu) 不僅(jin) 係統地回答了中國的文化史學“從(cong) 哪裏來”的問題，而且對認識其“到哪裏去”多有啟示，無論對中國文化史學科建設還是具體(ti) 的學術研究，均有重要的價(jia)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