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學術筆談】

　　作者：李世愉、賀曉燕（分別係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men) ：一個(ge) 政權的鞏固和發展，離不開各項製度的建設，科舉(ju) 製度便是突出的一例。科舉(ju) 製度曆經隋唐宋元明清諸朝，推行時間長達1300年之久，其選官功能經久而未衰，是中國古代最有效的選官製度。1300年的科舉(ju) 發展史證明，科舉(ju) 製度的創立、發展、完善，體(ti) 現了製度建設的全過程，而且科舉(ju) 製度的建設始終伴隨著曆代考試的實踐，在實踐中不斷調整、改進，從(cong) 未停止，甚至在廢科舉(ju) 前還在努力變革。科舉(ju) 製度的建設發展是一個(ge) 艱辛、複雜的過程，也是一個(ge) 不斷有所創新的過程。回顧科舉(ju) 製度建設的全過程，可以看到以下四個(ge) 特點。

　　製度建設的全麵性

　　科舉(ju) 是通過設科考試來選拔官員的製度，涉及諸多方麵、諸多環節。因此，從(cong) 唐代開始就注重製度建設的全麵性，以確保該製度的有效實施，如對考試科目的設置、考生資格的確定、考官的選任、考場的管理、閱卷的程序、主管部門的確定等，都做了詳細規定。宋以後各朝更是為(wei) 之不斷努力，科舉(ju) 製度建設的全麵性不斷顯現出來。宋代不僅(jin) 在考試科目上做了重要調整，還確立了三年一開科及殿試製度，同時確立了固定的考場（貢院），推行回避製度，建立了一套防止舞弊的措施，使科舉(ju) 製度更加完善。明代推行“科舉(ju) 必由學校”（《明史·選舉(ju) 一》），增加了童生試，又推行八股文，使考試向標準化的方向邁進，當然這也帶有負麵效應。清代的科舉(ju) 製度集曆代之大成，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其一，以各種方式增加科舉(ju) 名目，如恢複製科，廣開恩科，建立宗室科目，設立翻譯科，旨在為(wei) 更多的人提供入仕的機會(hui) 。其二，在會(hui) 試中采取分省取士，以確保各省士子都有登科的機會(hui) ；在鄉(xiang) 試中實行編號製度，分別規定錄取名額，以確保偏僻之鄉(xiang) 及少數民族子弟有中式者。其三，進一步完善科場條例，從(cong) 童生試起一直到鄉(xiang) 試、會(hui) 試的資格審查，以及考官選派、出題、閱卷、錄取等各個(ge) 環節都有詳細的規定，以加強對整個(ge) 考試過程的監管力度，旨在保證公平取士。對邊遠小省的政策傾(qing) 斜，對土司科舉(ju) 之放寬，彰顯了科舉(ju) 取士的籠絡功能。其四，吸取曆代之教訓，全麵推行落第政策，盡力安撫、安置鄉(xiang) 、會(hui) 試落第者，如發領落卷、恩賞老年落第者、推行舉(ju) 人大挑，旨在求得社會(hui) 的相對穩定。其五，對科舉(ju) 經費的使用及管理完全製度化，如舉(ju) 人盤費、考官路費、科場支出等項開支，均按定製執行。可以說，清代的《科場條例》涉及考試的方方麵麵，可謂無所不包，甚至細到考場用筆的顏色都有明確規定：鄉(xiang) 會(hui) 試考生用墨筆，謄錄書(shu) 手用朱筆，對讀生用赭黃筆，內(nei) 簾主考用墨筆，同考用藍筆，內(nei) 監試官用紫筆，內(nei) 收掌官及書(shu) 吏用藍筆，等等，以體(ti) 現各有專(zhuan) 司，各負其責。

　　製度建設的持續性

　　科舉(ju) 製度自創建以來，不斷在改進、完善之中。可以說，科舉(ju) 製度的建設在1300年間從(cong) 未間斷，即使在廢除科舉(ju) 前的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為(wei) 改革考試科目，還特開經濟特科，以破格求才。科舉(ju) 製度的核心內(nei) 容是公平公正，但幾乎與(yu) 科舉(ju) 製度同時誕生，違背公平競爭(zheng) 的各種舞弊取巧行為(wei) 就出現了。因此，防止舞弊從(cong) 一開始就是科舉(ju) 製度建設的一項重要內(nei) 容。我們(men) 僅(jin) 以此為(wei) 例，看看曆朝在這一點上持續不斷的努力。唐代實行科舉(ju) 之初，還保留有公薦製度，因此造成考場請托盛行。長慶元年（821年），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ju) ，接受請托，引起不滿，穆宗下令“覆試”，結果已錄取的14個(ge) 官員子弟有11人被黜落，由此開創了榜後覆試製度。會(hui) 昌三年（843年），禮部尚書(shu) 王起權知貢舉(ju) ，提出“凡有親(qin) 戚在朝者，不得應舉(ju) ”，以限製公卿子弟入仕。宋代為(wei) 保證公平取士，廢除了“公薦”及“公卷”製度，“一切以程文為(wei) 去留”（陸遊：《老學庵筆記》卷5）。同時嚴(yan) 格了考場紀律，嚴(yan) 格了貢院管理，考生入場前要進行搜檢，以防夾帶文字資料入場。後又做了技術性改進，如淳化三年（992年）開始實行“糊名考校”，即將試卷封印糊名。真宗時，始行謄錄製度，即將考生試卷謄錄後再送考官評閱。此外，早在雍熙二年（985年）即設立了親(qin) 屬回避的“別頭試”製度，即考官與(yu) 應舉(ju) 之人有姻親(qin) 者，令設考場別試。金朝在考生入場搜檢環節非常嚴(yan) 格，以至有人指責“解發袒衣，索及耳鼻”，非“待士之禮”。故金世宗大定年間行“沐衣更衣之法”，令考生入場前先沐浴，“官置衣為(wei) 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kui) 禮”（《金史·選舉(ju) 一》）。明代防弊製度更為(wei) 嚴(yan) 密，除專(zhuan) 設監試禦史，以及彌封、謄錄、對讀、監門、搜檢等專(zhuan) 管官員外，還令考生入場後每人單獨一號舍，由號軍(jun) 看守，發現有挾帶舞弊者，“於(yu) 場前枷號一月，滿日問罪革為(wei) 民”（萬(wan) 曆《明會(hui) 典》卷77《禮部·科舉(ju) 》）。清代對考生入場時的穿戴及攜帶文具等有嚴(yan) 格規定，甚至所帶糕餅餑餑都要切開查看。此外，為(wei) 保證公平取士，清代創設了許多新的規定，如審音製度、搜落卷製度、覆試製度、回避製度等。審音製度是在童生試中，為(wei) 防止考生冒籍跨考而采取的一項措施，即考生入場前先核對口音，確認為(wei) 本州縣人，方準入場。可見在科舉(ju) 製度的建設中，曆代對公平取士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過。

　　製度建設的規範性

　　科舉(ju) 製度的發展，也是其本身不斷規範化的過程。唐玄宗時，科舉(ju) 主管部門由吏部改為(wei) 禮部，標誌著科舉(ju) 考試機構完全從(cong) 官員銓選機構中脫離出來，取得相對的獨立性，這是科舉(ju) 製度向規範化發展邁進的重要一步。曆經宋元，自明代始，科舉(ju) 製度的發展有一個(ge) 非常明顯的特點，即各級考試的規範化，這也是科舉(ju) 製度成熟的標誌。如明代規定，子、卯、午、酉年鄉(xiang) 試，醜(chou) 、辰、未、戌年會(hui) 試；鄉(xiang) 試在八月，會(hui) 試在二月；鄉(xiang) 會(hui) 試各考三場，分別於(yu) 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進行；考前一日入場，後一日出場；鄉(xiang) 會(hui) 試三場試題範圍形式相同，且有明確規定，屆時主持者照章辦事即可。清沿明製，隻是會(hui) 試時間改為(wei) 三月，三場試題略有變化。而清代在規範性的管理上更進一步。如鄉(xiang) 試主考官一律由京官派出，且必須是進士出身。為(wei) 保證主考官的文化素質，雍正朝開始推行“考差”製度，即對有資格任主考的官員進行考試選拔，稱“考試試差”，簡稱“考差”。凡任鄉(xiang) 試正副主考者，均按省份之遠近頒發路費，且規定起程的時間。各省鄉(xiang) 試試卷一律官辦，均以官尺長一尺、寬四寸為(wei) 標準，每本卷價(jia) 定為(wei) 一錢二分，全國劃一。鄉(xiang) 試揭曉，大省於(yu) 九月十五日內(nei) ，中省於(yu) 九月十日內(nei) ，小省於(yu) 九月五日內(nei) 。榜後鹿鳴宴，均在各省布政司設宴。鄉(xiang) 試結束後，各省主考例應將考試情況上奏折匯報，稱“試竣折”。清代對“試竣折”中應匯報的內(nei) 容也有明確規定。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為(wei) 督促各省主考認真搜落卷，特補充規定，“各房落卷，令主考照例盡數搜閱，有無取中，於(yu) 奏報試竣折內(nei) 聲明”（《清高宗實錄》卷815，乾隆三十三年七月辛亥）。各省舉(ju) 子進京會(hui) 試，均按路程遠近發給盤費，時稱“公車銀兩(liang) ”。鄉(xiang) 會(hui) 試放榜後十日，均發還落卷，令落第者領回閱看，以示至公。

　　製度建設的適應性

　　科舉(ju) 製度在發展的過程中，遇到過各種情況，如朝代更迭的動蕩，王朝的對峙（宋與(yu) 遼、金），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元、清）等，但它始終表現出驚人的適應性，科舉(ju) 製度不但沒有停下發展的腳步，反而形成諸多適應性的特點。如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他們(men) 在科舉(ju) 製度的建設上體(ti) 現了濃厚的民族特色。元代取士，把蒙古人、色目人分作一類，漢人、南人分作一類，所考科目、難易程度均有區別。錄取亦分兩(liang) 榜，元代尚右，故蒙古人、色目人為(wei) 一榜，揭於(yu) 中書(shu) 省門之右，稱“右榜”；漢人、南人為(wei) 一榜，揭於(yu) 中書(shu) 省門之左，稱“左榜”。金代為(wei) 適應女真人應試，特設女真進士科。清初，為(wei) 突出八旗的特殊地位，曾推行“滿榜”與(yu) “漢榜”，後不分滿漢，但規定各自的取中名額。雍正元年（1723年）設立翻譯科，隻準八旗士子參加，凡鄉(xiang) 試中式者稱“翻譯舉(ju) 人”，會(hui) 試中式者稱“翻譯進士”。這些舉(ju) 措大大迎合了少數民族士子的需求，也將科舉(ju) 製度籠絡讀書(shu) 人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清政府在治理西南土司地區的過程中，也推行了科舉(ju) 製。為(wei) 了使科舉(ju) 適應這裏的特殊情況，清政府采取了優(you) 惠政策，不僅(jin) 在州縣遍設官學，大力興(xing) 辦書(shu) 院和義(yi) 學，還在地方官學專(zhuan) 門設置少數民族子弟和土司子弟的入學名額，並嚴(yan) 禁他省士子到這裏來冒籍跨考。同時，增加鄉(xiang) 試及進士名額。這些措施體(ti) 現出科舉(ju) 適應時代的發展，適應特殊情況的需要，但又不違背公平公正的原則。因此，科舉(ju) 在西南土司地區呈現出一派興(xing) 旺的景象，自雍正以來，不斷有土司呈請參加科舉(ju) 考試，便是有力的證明。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曆史研究院重大曆史問題研究專(zhuan) 項〔20@WTC01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