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安湘（湖北大學副教授）

　　文學史上所謂“中古”，即通常所說的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賦的創作主要是沿著東(dong) 漢後期抒情小賦的道路繼續發展，並呈現出抒情化、駢儷(li) 化的衍變趨勢。中古賦論，也在其時文學思潮的熏陶下，在兩(liang) 漢賦論和賦文學創作的基礎上有了明顯的轉變和發展，已開始體(ti) 現出真正從(cong) 文藝角度論賦的自覺批評意識。

　　中古近四百年的賦論遞嬗曆程，可分為(wei) 曹魏、兩(liang) 晉與(yu) 南北朝三個(ge) 階段。

　　曹魏賦論以曹丕、曹植和嵇康為(wei) 代表。曹丕《典論·論文》標舉(ju) “詩賦欲麗(li) ”，以一個(ge) “麗(li) ”字突出賦的特點，而與(yu) 漢代揚雄“麗(li) 以則”“麗(li) 以淫”相區別；曹丕還引入“氣”這一概念評價(jia) 賦家，以才性評議取代了漢代的人格評議。這是其時賦論自覺批評意識兆顯的標識。其後，曹植、吳質、卞蘭(lan) 等或以“美麗(li) ”“瑰偉(wei) ”，或以“煥炳”“華藻”等詞語來評價(jia) 漢代和當時辭賦。曹植還以“雅好慷慨”揭示個(ge) 人賦風和時代特征，並在《與(yu) 楊德祖書(shu) 》中稱“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yi) ，彰示來世”以表明對辭賦政治功利價(jia) 值的否認。嵇康在《琴賦序》中首次從(cong) 題材角度對以往樂(le) 器為(wei) 題的音樂(le) 賦進行評價(jia) ，表達其創新求變的辭賦創作觀，提出由體(ti) 物之形進入到究物之“理”的嚐試，並在解讀《大人賦》時表現出對“超然”賦風的向往。

　　兩(liang) 晉賦論內(nei) 容豐(feng) 富，在對漢魏賦學遺產(chan) 進行比照與(yu) 批評的基礎上，針對當時賦創作發表了種種評論意見，具有“總結性”和“當代性”的雙重特色。首先是對賦之體(ti) 、類的梳理。如傅玄、摯虞、陶淵明等對七、答難兩(liang) 體(ti) 以及京都、誌、情、藝術類題材的整理與(yu) 總結。這不僅(jin) 能比照出同體(ti) 類題材創作的優(you) 劣得失，也為(wei) 後世賦選如《文選》等的“類聚區分”提供了有益借鑒。第二，引發“古今”之辨。摯虞將辭賦分為(wei) “賢人失誌”之賦和“今之賦”兩(liang) 類，從(cong) 《詩》源思想出發批判“今之賦”有“麗(li) 靡過美”等“四過”，指責其“背大體(ti) 而害政教”。與(yu) 此相反，葛洪反對貴古賤今，他在《抱樸子·鈞世篇》高度評價(jia) 漢晉大賦辭采之“豔”與(yu) “壯”，並認為(wei) 其超過了《詩經》。第三，發表不同於(yu) 前人的新見。左思《三都賦序》針對漢代體(ti) 物大賦名篇誇張虛構的弊端，聲稱自己寫(xie) 賦是“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shou) 草木，則驗之方誌”，強調“依其本實”的創作原則。這種“依本、征實”的論調為(wei) 皇甫謐所推賞，認為(wei) 賦應“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但又從(cong) 藝術形式上著眼，指出賦“敷弘體(ti) 理”“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為(wei) “美麗(li) 之文”的藝術特征。陸機則在《文賦》中提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ti) 物而瀏亮”說。其“曆史貢獻應當是表現出對詩、賦兩(liang) 大統緒的辨別與(yu) 匯攏，從(cong) 而強化了賦‘體(ti) ’的理論意識”（許結《中國辭賦理論通史》，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264頁）。陸雲(yun) 在《與(yu) 兄平原書(shu) 》中多處有“言情、情言……情文……少情”的評述。如評陸機《述思賦》“深情至言，實為(wei) 清妙”，對其賦作中“情”予以高度肯定。其“附情而言”的主張與(yu) 《世說新語·文學》中“文生於(yu) 情”的文學創作理論相呼應。《世說新語》還載有晉代數十名流談賦、品賦的內(nei) 容，展現了兩(liang) 晉士人的重賦之風。

　　南朝賦論有新變、折中、崇古三派，在理論的交流碰撞中呈現賦學理論獨立、自存的征象。謝靈運、沈約、蕭綱等為(wei) 新變派代表。創新求變意識在謝靈運《山居賦序》中表現為(wei) “言心”賦用觀、“文體(ti) 宜兼”賦體(ti) 觀、探新域的題材觀以及“去飾取素”的審美觀。沈約是提倡和宣傳(chuan) 聲律最力者，對講究聲律之美的辭賦很重視。蕭綱對崇古派懦鈍、闡緩文風深為(wei) 不滿，強調詩賦當“吟詠情性”、“寓目寫(xie) 心”，不受陳規之束縛，而應變古翻新。崇古派代表裴子野則以明道致用來詮量新的賦學現象，在《雕蟲論》中既批判詩賦“繁華麗(li) 靡”，也不滿以“情性”為(wei) 旨歸的新變風尚，認為(wei) “擯落六藝、吟詠情性”的創作是“淫文破典”“非止乎禮義(yi) ”。蕭統、劉勰歸屬折中一派。蕭統所纂《文選》以“綜輯辭采，錯比文華，事出於(yu) 沉思，義(yi) 歸於(yu) 翰藻”的原則，別立屈騷，單列賦體(ti) ，以類區分、衡量品鑒，體(ti) 現了對辭藻華美、鋪陳富麗(li) 的漢魏六朝賦的高度重視。

　　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諸篇中，以圓通的論賦視野較為(wei) 全麵地論述了賦的體(ti) 製源流、曆史發展、創作原則、楚漢魏晉賦家賦作、韻律修辭、與(yu) 騷、詩、隱語關(guan) 聯等內(nei) 容，建構了自己的賦論體(ti) 係，真可謂“體(ti) 大而慮周”。其中，“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ti) 物寫(xie) 誌”的賦體(ti) 界定，簡明圓融，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劉勰以“明體(ti) ”為(wei) 中心，以辭賦附合經義(yi) ，樹立起了賦之“麗(li) 詞雅義(yi) ”的新典範，成為(wei) 中古時期最有成就的賦學理論批評家。

　　北朝賦論遠不及南朝豐(feng) 富，除史傳(chuan) 中零星記載外，唯有由南入北的顏之推和庾信發表過若幹論賦見解。顏之推尊奉儒學，主張經世致用，對辭賦多有批評。庾信《趙國公集序》對賦的發展演變作了分期，提出了“雕蟲篆刻，其體(ti) 三變”說；他標舉(ju) “性靈”，在情感發抒上“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wei) 主”，偏重哀怨之情，在表現內(nei) 容上則要求“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

　　中古賦論論題廣泛、內(nei) 涵豐(feng) 贍、言說形態多樣，其理論價(jia) 值主要在於(yu) 兩(liang) 端：

　　建構了較為(wei) 係統的理論話語體(ti) 係。首先，提出了若幹重要的賦學命題。如“詩賦欲麗(li) ”“體(ti) 物瀏亮”“鋪采摛文，體(ti) 物寫(xie) 誌”“寫(xie) 物圖貌，蔚似雕畫”“依本宜實”“分賦物理”“形似”“娛情”“悲美”等，它們(men) 是構成辭賦“明體(ti) ”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漢代賦論基礎上的大力拓展。其次，產(chan) 生了較為(wei) 豐(feng) 富的賦學批評形態。批評載體(ti) 較前朝更為(wei) 豐(feng) 富多彩，出現了頗有特色的賦序、賦注、選本、專(zhuan) 論等諸多賦學批評形態。最後，具備較為(wei) 廣泛的論述範疇，包括文體(ti) 論、創作論、作家論、功能論、鑒評論、賦史論等，第一次比較全麵地對漢代及中古賦學現象進行了總結性的研究與(yu) 批評。

　　體(ti) 現了“以賦論賦”的自覺批評意識。盡管此期也有“依經立義(yi) ”的理論回溯，但持“新思”立場的論賦者大體(ti) 上擺脫了“以《詩》論賦”的詩教批評意識的羈牽，於(yu) 傳(chuan) 承中結合時變，注重賦作藝術形式技巧及賦家才情品性等主觀因素的分析評價(jia) ，注重對賦體(ti) 創作內(nei) 部規律的探討，體(ti) 現了自覺的“以賦論賦”的批評意識，從(cong) 而實現了賦學批評角度的轉變。即由漢代重諷諫功用的政治批評轉向了“尚麗(li) ”、“重情”的文學審美批評。從(cong) 本體(ti) 論角度，強化了人們(men) 對中古賦學即情性之學和美飾之學的認知。

　　中古賦論產(chan) 生於(yu) 人文意識張揚、學術思想活躍的時期，賦論之論題內(nei) 涵、批評形態與(yu) 論賦思維都折射出了那個(ge) 時代的特有色澤和創作印跡。它近乎完整地展示了由漢代重“賦用”到魏晉南北朝重“賦體(ti) ”“賦藝”的演變過程。自茲(zi) 以後，賦體(ti) 之賦用和賦藝，成為(wei) 中古以後不同曆史時期賦論不斷遷流爭(zheng) 鋒的兩(liang) 端。故中古賦論在我國古代賦論史上具有重要的價(jia) 值與(yu) 地位。

　　曆代治賦者對此期賦論之探究興(xing) 趣甚濃，研究成果甚夥(huo) 。現當代的賦論研究，自何新文《中國賦論史稿》（1993）專(zhuan) 章論述“魏晉南北朝賦論”以後，相關(guan) 論著迭出：斷代賦論研究有李翠瑛《六朝賦論之創作理論與(yu) 審美理論》（2002）、冷衛國《漢魏六朝賦學批評研究》（2012）和彭安湘《中古賦論研究》（2013）；通代賦論研究有何新文、蘇瑞隆等《中國賦論史》（2012）、許結《中國辭賦理論通史》（2016）以及蹤凡《中國賦學文獻考》（2020），各書(shu) 均有魏晉南北朝“賦論”或“賦學文獻”部分。這些成果針對中古時期辭賦創作、批評與(yu) 文獻開展，既有全麵賦學史料鉤稽，又有縱向史跡梳理和橫向範疇詮釋。這種“批評之批評”的賦論史撰寫(xie) ，是建構新世紀科學的賦學批評方式與(yu) 理論闡釋體(ti) 係的有益嚐試。

　　《光明日報》（2023年06月2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