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賀紹俊（沈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潘凱雄和我一起步入文壇，不僅(jin) 一起編報刊，而且一起寫(xie) 文章，我對他太熟悉不過了。他有一種職業(ye) 的熱情，能夠敏銳地發現文學現場的新動向和新現象；他閱讀作品，總是能抓住要點，加以闡發；他的發言思路清晰，邏輯力強，不由得你不信服。這一切仿佛在說明，他就是當一名文學批評家的料！那時候，我們(men) 倆(lia) 一起合作寫(xie) 文章，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後來他離開了文學現場，但很快又回歸文學，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負責人。盡管回歸了文學，但他必須把全部精力放在出版業(ye) 務上，無暇去進行文學批評的寫(xie) 作。憑我對他的了解，文學批評絕不會(hui) 從(cong) 他內(nei) 心完全拂去，文學批評猶如潛伏在他身體(ti) 內(nei) 的一頭睡獅，遲早會(hui) 要醒來發威的。果然，這幾年他的批評文章接連不斷地在報刊上亮相了。

　　《直言》是繼幾年前的《坦率》之後潘凱雄出版的又一本文學批評集。這兩(liang) 本書(shu) 收錄了作者一百餘(yu) 篇批評文章，是他近幾年來重拾文學批評的成果。我從(cong) 這兩(liang) 本書(shu) 中首先感受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真誠。那時，潘凱雄和我步入文壇都帶著一些懵懂，更帶著一腔青春的熱望，把自己的文學批評寫(xie) 作看成很崇高的事情。這似乎也是當時普遍的風氣，那時候的文學批評有一些毛糙，缺一些修飾，但絲(si) 毫不會(hui) 影響到它擔當起在思想解放和複興(xing) 文學大潮中應有的責任。後來的文學批評變得更加精致、學理化、技術化，但也逐漸少了一些真誠，少了與(yu) 文學現場的親(qin) 密接觸。讀潘凱雄的批評集不由得回想起四十多年來當代文學批評所發生的變化，便發現他仍是四十多年前的那位熱血澎湃的青年，仍是那樣在寫(xie) 作中滿懷真誠，確如他的書(shu) 名所示，他是以坦率直言的方式來進行文學批評寫(xie) 作的。

　　潘凱雄所說的“直言”內(nei) 涵很豐(feng) 富。這既體(ti) 現了一名文學批評家所秉持的公正立場，也是為(wei) 了擔當起文學批評家捍衛文學的職責。在他的心目中，直言必須是真誠之言。所謂真誠，就是對作家的一種尊重，因為(wei) 尊重，他的直言裏透出友善，沒有絲(si) 毫的指責、嘲諷或輕蔑。從(cong) 直言中我也看到潘凱雄對批評家身份的修正。過去我們(men) 習(xi) 慣於(yu) 將批評家視為(wei) 文學的“法官”，由他們(men) 決(jue) 定對文學作品好壞的裁判，盡管這一觀點已經過時了，但現在仍有批評家無意識中以“法官”的身份對待文學批評的寫(xie) 作，或者走向另一個(ge) 極端，幹脆放棄了文學批評中應有的價(jia) 值判斷。潘凱雄和我當年進行文學批評時，在“揮斥方遒”的痛快中多少也帶有一些“法官”的意識，但這種意識在潘凱雄如今的批評集裏蕩然無存。他以對話者和觀察者的身份進入文學批評寫(xie) 作，因此他的直言既意味著他絲(si) 毫不遮掩自己對作品的看法，同時也飽含著對作者的期待，當他言及作品的不足時，有一種替作者的惋惜和遺憾。直言同時也是直接麵對文本的發言，用潘凱雄本人的話說，就是要“立足文本就作品說作品、就現象說現象”。在這方麵，潘凱雄充分顯示出他細讀文本的功夫。細讀文本，這應該是文學批評之本，有時候衡量一篇文學批評的分量，往往就在是不是細讀文本上見分曉。

　　潘凱雄的寫(xie) 作是有備而來的。他在知識和理論上有著充分的準備，他的準備還包括平時的閱讀積累和對文學現場的熟悉。這一切為(wei) 他的文學批評構成一個(ge) 堅實而又開闊的平台。因此他在評論一部文學作品時，從(cong) 來不是孤立地談這一部作品，而是將其置於(yu) 宏闊的背景下加以比較和辨析——或者是從(cong) 文學史的縱向角度，或者是從(cong) 文學現場的橫向角度，或者是從(cong) 作者個(ge) 人創作史的角度。比如他評論餘(yu) 華的《文城》，就是從(cong) 餘(yu) 華寫(xie) 《活著》以來的敘述風格的變化，看到了餘(yu) 華在結構故事上的用心。由此他還提出了他關(guan) 於(yu) 故事性的見解。人們(men) 都肯定《文城》有一個(ge) 好故事。但潘凱雄認為(wei) ，小說中的“好故事”不能簡單地等同於(yu) 一般意義(yi) 上的“好故事”，小說中的“好故事”更在於(yu) 如何寫(xie) ，“它對文字功力有頗高的要求，不隻是情節的設計，更在於(yu) 對文字使用的功夫及味道”。又如他評論範穩的《太陽轉身》，則是將其與(yu) 一批以脫貧攻堅現實生活為(wei) 題材的作品進行比較，認為(wei) 《太陽轉身》“是我看過的脫貧攻堅題材長篇小說中特別‘小說化’了的一部作品”。他指出這類長篇小說往往拘泥於(yu) 就人說人、就事論事，“形成了某種新的‘圈套’”，而《太陽轉身》則能將脫貧攻堅納入更加廣闊的社會(hui) 、時代與(yu) 文化背景中去思考和書(shu) 寫(xie) ，因此他稱讚範穩的寫(xie) 作是成功的“破圈轉身”。在對《野地靈光》的評論中，我能真切感受到潘凱雄密切參與(yu) 文學現場的程度。這是李蘭(lan) 妮以自己身患抑鬱症的經曆為(wei) 素材所寫(xie) 的第二部作品，當她患病後動下念頭要以親(qin) 身經曆來寫(xie) 作時，潘凱雄便認真聽取她的想法，並提出有效的建議。在寫(xie) 作過程中，他始終保持著與(yu) 作者的交流與(yu) 溝通。他肯定李蘭(lan) 妮這種寫(xie) 作實踐的人文價(jia) 值，認為(wei) 這是一本“生命之書(shu) ”，讚譽她的寫(xie) 作是“一種勇敢尋找光明與(yu) 播撒芳香的努力”。

　　潘凱雄的文學批評還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因此他就能夠從(cong) 對一部作品的評論拓展開來，觀照文學創作的整體(ti) ，對一些文學創作的共性問題作出自己的回答。比如他在評論孫甘露長篇小說《千裏江山圖》時，就提出一個(ge) “主題性”創作如何與(yu) 藝術個(ge) 性相統一的問題。他認為(wei) 唯有藝術個(ge) 性更張揚，“主題性”才會(hui) 更突出更鮮明。在評價(jia) 《重卡雄風》這一類型化程度明顯的網絡文學作品時，潘凱雄發現作者在塑造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條件下新型工人群像所作出的努力。在評論《勞動者的星辰》這本普通勞動者文學小組成員業(ye) 餘(yu) 寫(xie) 作的散文合集時，他則由文學與(yu) 生活的老命題出發，討論什麽(me) 是“真正的文學”。由問題帶出理論，以理論統領批評，這是潘凱雄文學批評的重要特點。

　　潘凱雄的批評文字是質樸和明快的，他從(cong) 不炫耀術語概念，也不故弄玄虛，因此他的文章平易近人，他的理論性和知識性埋伏在他的行文過程中。一個(ge) 優(you) 秀的文學批評家，隻有在理論上和知識上做好了充分準備，才能寫(xie) 出有分量的批評文章來。潘凱雄是有備而來的，我相信今後將會(hui) 不斷在文壇上聽到他的坦率直言。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1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