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3日是第十個(ge) 國家公祭日。侵華日軍(jun)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各類藏品總量已達19.3萬(wan) 件（套）。

　　自2014年設立首個(ge) 國家公祭日以來，紀念館新增860件（套）文物，其中一級文物63件（套）、二級文物204件（套）、三級文物593件（套）。文物無言，曆史有聲。記者從(cong) 新增文物中選取四件，還原曆史真相，警醒國人勿忘國恥。

　　南京保衛戰最後一道堅守作戰命令

　　這是一份成文於(yu) 1937年12月11日24時，有關(guan) “死守南京”的作戰命令——“衛參作第44號”命令。該命令由當時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向教導總隊隊長桂永清下達，右上方加蓋有“南京衛戍司令長官關(guan) 防”章。

　　“衛參作第44號”命令。受訪單位供圖

　　作戰命令上，唐生智要求第八十三軍(jun) 和第八十八師、第八十七師、第七十四軍(jun) “固守”光華門等區域陣地，並嚴(yan) 令“非有命令不得放棄違者按連坐法治罪”。然而僅(jin) 一天之後即12月12日，唐生智奉蔣介石命令下達守軍(jun) 撤退令。守軍(jun) 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數滯留城內(nei) ，被日軍(jun) 大量屠殺，損失慘重。

　　該文物由日本友人岩鬆要輔於(yu) 2007年在日本佐賀縣唐津市一家書(shu) 店裏發現，並於(yu) 2017年3月底捐贈給紀念館。與(yu) 該文物一同捐贈的，還有教導總隊的作戰計劃、口令、防禦工事說明等原始文件。

　　“完整的作戰命令文本十分稀缺，這份史料使我們(men) 對衛戍長官司令部所發作戰命令的數量、指揮模式及撤退前的部署，有了清晰了解。”江蘇省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員孫宅巍說。

　　蓋有“極密”印章的侵華日軍(jun) 戰鬥詳報

　　已經泛黃的封麵上，“極密”印章尤為(wei) 顯眼，這是一份《自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二月十三日 步兵第三十三聯隊 南京附近戰鬥詳報》。

　　侵華日軍(jun)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工作人員展示封麵標注為(wei) “極密”的步兵第三十三聯隊的《南京附近戰鬥詳報》。新華社記者李博 攝

　　負責征集這份戰鬥詳報的日本愛知縣圓光寺住持大東(dong) 仁說：“戰鬥詳報是日軍(jun) 的官方記錄，是當時、當天記錄下來的日誌，非常可信。日本有一部分人不承認有南京大屠殺的事實，但這就是鐵證！”

　　史料顯示，日軍(jun) 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三十三聯隊於(yu) 1937年12月10日抵達南京東(dong) 郊，在紫金山附近與(yu) 中國守軍(jun) 展開激戰；13日，占領天文台、太平門，在太平門附近屠殺了約1300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jun) 人……

　　江蘇省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員王衛星認為(wei) ，這份戰鬥詳報來自直接參與(yu) 進攻南京並實施大屠殺的日軍(jun) 主要部隊，記錄了作戰命令、戰鬥經過、戰地日誌等。從(cong) 日方視角印證了南京保衛戰之慘烈，反映了中國軍(jun) 隊付出的重大犧牲。

　　南京審判日本戰犯軍(jun) 事法庭庭長石美瑜的印章

　　1946年2月，中國設立南京審判日本戰犯軍(jun) 事法庭，史稱“南京審判”。南京大屠殺案主犯穀壽夫被引渡到南京接受審訊，最終被判處死刑。

　　該法庭判決(jue) 書(shu) 顯示：“計於(yu) 中華門花神廟、寶塔橋、石觀音、下關(guan) 草鞋峽等處，我被俘軍(jun) 民遭日軍(jun) 用機槍集體(ti) 射殺並焚屍滅跡者，有單耀亭等19萬(wan) 餘(yu) 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屍體(ti) 經慈善機關(guan) 收埋者15萬(wan) 餘(yu) 具。被害總人數達30萬(wan) 人以上。”

　　當時，擔任該法庭庭長的就是石美瑜，在穀壽夫判決(jue) 書(shu) 上，也蓋有他的印鑒。

　　2004年，石美瑜的兒(er) 子石南陽將石美瑜自存的穀壽夫判決(jue) 書(shu) 底稿、部分日本戰犯的審判筆錄等文物，捐贈給了紀念館。2017年，石南陽又將石美瑜在判決(jue) 書(shu) 上使用的印章捐贈給了紀念館。“父親(qin) 最後一次使用這枚印章，就是南京審判。”石南陽在捐贈儀(yi) 式上說。

　　報道日軍(jun) “百人斬”暴行的美國報紙

　　“根據《東(dong) 京日日新聞》報道，兩(liang) 名日本軍(jun) 官比賽看誰能先殺死100名中國士兵，結果都殺了超過100人，雙方打平殺了106人，他們(men) 又同意重新比賽殺到150人為(wei) 止，12月6日是89比78，12月1日是56比26。”這是1937年12月14日發行的《芝加哥每日論壇》中，一篇有關(guan) 兩(liang) 名日本軍(jun) 官進行“百人斬”殺人競賽的報道節選。

　　1937年12月14日刊發的《芝加哥每日論壇》(節選)。受訪單位供圖

　　在1937年12月6日發行的《紐約時報》中，也登載了有關(guan) 日軍(jun) “百人斬”殺人競賽的報道。報道稱，來自上海前線的一份電報詳細介紹了兩(liang) 名日本軍(jun) 官之間的一場比賽，看誰先殺死100名中國人。年紀分別為(wei) 25歲和26歲的日本軍(jun) 官把賭注壓在了這項“成就”上。

　　1937年12月6日刊發的《紐約時報》(節選)。受訪單位供圖

　　這兩(liang) 份報紙由美籍華人魯照寧捐贈。“百人斬”殺人競賽是日軍(jun) 殘酷暴行的典型案例。這種罪惡行徑不僅(jin) 是殺死中國人，更是以虐殺為(wei) 樂(le) ，充分暴露侵略者的本質。江蘇省行政學院教授楊夏鳴認為(wei) ，西方媒體(ti) 的相關(guan) 報道，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物和展陳價(jia) 值。

　　■相關(guan) 閱讀

　　以“數”證史

　　這位曆史學者以新視角揭示南京大屠殺真相

　　來源：12月12日《新華每日電訊》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蔣芳 邱冰清

　　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專(zhuan) 家中，有一個(ge) 主攻“人數”的人——孫宅巍。

　　孫宅巍，1940年出生，1962年畢業(ye) 於(yu) 南京大學曆史係，當了7年兵、做了7年工、在市委機關(guan) 做了7年文秘工作。1983年，43歲的孫宅巍“歸隊”江蘇省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

　　40年時光如梭，孫宅巍專(zhuan) 注一件事：研究南京大屠殺曆史，主攻“人數”這一關(guan) 鍵問題。他從(cong) 細數埋屍記錄到細究放下武器卻遭屠殺的士兵，以“數”證史，日積跬步，壘土成山。

　　孫宅巍的新書(shu) 《“數”說南京大屠殺》即將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書(shu) 用紮實的數字揭示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如同他研究生涯的一次“綜述”。“研究數字40年，就好像在挖一口井，或許也有人中途來挖一鏟子、刨幾下，但一定沒有我挖得深。”他說。

　　最新成果：872、599、77

　　南京大屠殺中的872次屠殺暴行、西方人士記錄和報告的599件日軍(jun) 暴行、77名中國遇難軍(jun) 警名單，這是孫宅巍今年拿出的最新研究成果。這三組新數據均為(wei) 首次提出，以新的視角揭示了南京大屠殺的真相。

　　第一組，日軍(jun) 在南京不同地點進行的872次屠殺。包括160次集體(ti) 屠殺（注：10人以上的屠殺為(wei) “集體(ti) 屠殺”）與(yu) 712次分散屠殺。南京審判的戰犯穀壽夫判決(jue) 書(shu) 的附件中，僅(jin) 列出28次集體(ti) 屠殺，較孫宅巍統計出的160次集體(ti) 屠殺案例，在數量上要少很多。此外，該附件中列出分散屠殺案例858次，但為(wei) “一事一例、一日一例”，而孫宅巍以屠殺地點為(wei) “坐標”，統計出分散屠殺712次，即“一地一例”，可能一例就覆蓋了附件中的一二十個(ge) 案例，信息量更大。

　　孫宅巍告訴記者：“872這一數字，足以詮釋‘屍滿大街小巷’的慘象，更足以證明一個(ge) 血腥的事實：侵華日軍(jun) 在南京城郊，確實是進攻到哪裏就屠殺到哪裏。”

　　第二組，西方人士記錄與(yu) 報告的599件日軍(jun) 暴行。無論是田伯烈所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jun) 暴行》，還是徐淑希編的《南京安全區檔案》，有關(guan)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hui) 搜集的日軍(jun) 暴行記錄一般為(wei) 444條，中間還有若幹條空缺，在孫宅巍這樣的“數據控”看來仍不完整。他先是利用國際委員會(hui) 相關(guan) 人士文獻，完整展現了“原件編有序號的470件日軍(jun) 暴行”，又進一步發現大量未規律編序的日軍(jun) 暴行報告與(yu) 記錄，它們(men) 散見於(yu) 各國際委員會(hui) 委員、國際紅十字會(hui) 南京委員會(hui) 委員的日記、書(shu) 信中。經仔細搜尋、梳理，又得129件。兩(liang) 項數據相加，共計599件。

　　“這些數據來自第三方，且有時間、地點、報告者姓名，更凸顯了客觀真實，是日軍(jun) 暴行的有力見證。”孫宅巍說。

　　第三組，77個(ge) 放下武器卻遭到屠殺的軍(jun) 警的姓名。在關(guan) 於(yu) 戰爭(zheng) 的統計中，有一類死難者常常被忽略——放下武器的士兵，這在南京大屠殺中尤為(wei) 突出。在戰後開展敵人罪行調查時，由於(yu) 軍(jun) 人沒有戶籍，一般在南京沒有親(qin) 人、家庭，因此要從(cong) “死難者名錄”和“殉難將士名錄”中確認被屠殺者中的軍(jun) 人身份，難度很大。孫宅巍說，30萬(wan) 死難者中大約有八九萬(wan) 名軍(jun) 人，然而他們(men) 姓甚名誰？

　　國內(nei) 外的學術會(hui) 議上，很多人得知孫宅巍研究南京保衛戰，也會(hui) 問他這個(ge) 問題。“我之前也回答不上來，這個(ge) 問題成了我的一個(ge) 心病。”孫宅巍說。

　　近年來，他在著述《南京保衛戰史》和編撰《南京保衛戰全史》的基礎上，逐步厘清了參加南京戰役的11支不同建製部隊的參戰人數、損失人數與(yu) 最終撤退至後方的人數。再結合各種資料，首次列舉(ju) 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中的52名軍(jun) 人和25名警察的姓名，填補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一個(ge) 名字就是一條鮮活的生命，我們(men) 應當向曆史、記憶拿出一份有更多名字的名單來。”他說。

　　《“數”說南京大屠殺》封麵。受訪者供圖

　　四個(ge) 渠道“數”屍體(ti)

　　40年來，孫宅巍圍繞南京大屠殺的“論”與(yu) “證”進行研究，出版了10多本專(zhuan) 著和數百篇論文。新書(shu) 《“數”說南京大屠殺》中，分量最重的內(nei) 容就是“人數”。

　　“遇難者300000”——國家公祭儀(yi) 式現場西南側(ce) 的“災難之牆”上，用多國文字鐫刻這組數據，也在昭告世人，這場浩劫不僅(jin) 是中華民族的國恥國殤，更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屈辱回憶。

　　然而人數問題，一直是繞不開的爭(zheng) 論點。

　　麵對日本右翼挑釁，包括孫宅巍在內(nei) 的曆史學家深感重任在肩。“對這一數字進行實證研究，仍是勢在必行的重要工作。”孫宅巍說，計數無外乎兩(liang) 個(ge) 方法，一是將各地被日軍(jun) 殺害的人數相加，二是數屍體(ti) 。第一種方法已難以實現，因為(wei) 沒有哪個(ge) 人能親(qin) 眼看見到底多少人被殺害，日軍(jun) 即便掌握這一數字也絕不會(hui) 公布。

　　那就隻有數屍體(ti) 了。孫宅巍這一數，就是幾十年。

　　他對死難者屍體(ti) 收埋與(yu) 處理的四個(ge) 渠道分別進行統計，包括慈善團體(ti) 、市民群體(ti) 、偽(wei) 政權機構與(yu) 日軍(jun) 部隊。“當年的埋屍隊都留下了記錄，尤其是慈善團體(ti) ，他們(men) 是埋屍的主力。其中又以崇善堂最多，埋了112266具。崇善堂為(wei) 了確保數字不出錯，甚至專(zhuan) 門安排人計數記錄。”孫宅巍說。

　　成立於(yu) 清嘉慶二年（1797年）的南京崇善堂設在城南金沙井32號。該堂於(yu) 戰後呈送給審判戰犯軍(jun) 事法庭的埋屍統計表中記載：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5月1日，組織“崇字掩埋隊”，堂長周一漁親(qin) 任隊長，共收埋男屍109362具，女屍2091具，孩屍813具，共計112266具。

　　隨著對檔案資料的深入挖掘，孫宅巍統計發現：8家慈善團體(ti) 共收埋了19.8萬(wan) 餘(yu) 具屍體(ti) ，8個(ge) 市民群體(ti) 共收埋4.2萬(wan) 餘(yu) 具屍體(ti) ，6個(ge) 偽(wei) 政權機構共收埋了1.6萬(wan) 餘(yu) 具屍體(ti) ，扣除明顯重複交叉，總數已達24.6萬(wan) 餘(yu) 具。此外，他還找到了165件市民自行收埋死難者屍體(ti) 的記錄，35宗日軍(jun) 動用部隊和強令市民收埋、毀滅、處理屍體(ti) 的記錄。

　　“這仍然是不完全統計。”孫宅巍說，還有被毀棄的屍體(ti) 。考慮到有關(guan) 毀屍記錄相互之間重複的可能，以及毀屍與(yu) 部分埋屍數字之間交叉的可能，認定有若幹萬(wan) 具屍體(ti) 被日軍(jun) 拋入長江或焚屍滅跡，應當是沒有疑問的。另外，還應充分估計到有相當數量的屍體(ti) ，沒有被統計到任何一種屍體(ti) 處理的數字中，如已被親(qin) 友個(ge) 別、零散收埋的，一直未被收埋的等，麵廣量大、不可忽視。

　　孫宅巍說，上述各種記錄與(yu) 統計，足以印證“30萬(wan) ”這一死難者的規模與(yu) 層級是確定無疑的。

　　40年打一口井

　　“打撈”史料40年，孫宅巍覺得時間過得飛快。他還記得43歲剛“歸隊”的時候，一時不知道該把什麽(me) 作為(wei) 研究方向。1982年，在日本右翼篡改教科書(shu) 的刺激下，江蘇省和南京市有關(guan) 部門著手為(wei)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建館、立碑、修史”。剛到研究所不久，還沒有其他研究課題的孫宅巍被安排參與(yu) 這一重要工作。從(cong) 此，孫宅巍與(yu) 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結緣。

　　“感覺自己在專(zhuan) 業(ye) 上失去的時間太多了，於(yu) 是就給自己設置了‘幾不’，不休星期天、不休節假日、不到十二點不睡覺……玩命地、瘋狂地‘補課’。”孫宅巍說，那時候他是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的“常客”，一待就是半個(ge) 月、一個(ge) 月，每天開館進、閉館回。

　　孫宅巍的愛人也畢業(ye) 於(yu) 南京大學，她常陪著孫宅巍一起去檔案館查閱資料、做摘記。一杯開水、兩(liang) 個(ge) 饅頭，就是兩(liang) 個(ge) 人的一頓午飯。

　　曆史研究者要在浩如煙海的資料爬梳中逐步廓清曆史。中方檔案資料，如南京審判的判決(jue) 書(shu) 、72卷《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等；日方相關(guan) 資料，如侵華日軍(jun) 士兵的日記、戰鬥詳報；西方人士相關(guan) 資料，如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等，都是孫宅巍反複查閱的對象。他還常委托精通英語的同事，訪學時在美國的大學圖書(shu) 館搜集相關(guan) 資料。

　　孫宅巍特別注意分類搜集有關(guan) 南京大屠殺方方麵麵的資料。隻要在一份材料上看到掩埋、處理屍體(ti) 的記錄，他就會(hui) 立刻摘記下來，確保每條資料都不會(hui) “走失”。他翻閱了幾百本與(yu) 南京大屠殺史實有關(guan) 的書(shu) 。有些書(shu) 因反複翻閱，已被翻爛了。例如孫宅巍經常翻閱的錄有穀壽夫判決(jue) 書(shu) 的《侵華日軍(jun) 南京大屠殺檔案》，以及他本人撰寫(xie) 的《南京保衛戰史》，均已換了兩(liang) 本。“第一本是真的翻爛了，紙上的字都看不清了，第二本是線膠版，翻到書(shu) 散了。”他說。

　　常常為(wei) 了一個(ge) 案例，孫宅巍要把一本書(shu) 從(cong) 第一頁翻到最後一頁，甚至不止一遍，隻為(wei) 交叉查證、反複對比。

　　在孫宅巍諸多的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成果中，最為(wei) 突出和具有代表性的是幾部有關(guan) 南京大屠殺曆史的專(zhuan) 著。《侵華日軍(jun) 南京大屠殺史稿》使他走上南京大屠殺曆史研究事業(ye) 的道路；《南京大屠殺》是在他的設計、主持和主編下，與(yu) 其他幾位專(zhuan) 家共同完成的史學專(zhuan) 著；《澄清曆史——南京大屠殺研究與(yu) 思考》則是他獨立完成的一部史論性專(zhuan) 著。

　　孫宅巍是以抱病之軀完成《澄清曆史——南京大屠殺研究與(yu) 思考》的。著書(shu) 期間，孫宅巍動了一場手術，切除了部分器官，剛開始寫(xie) 這本書(shu) 時他的體(ti) 重是150斤，寫(xie) 完後體(ti) 重不到110斤。

　　如今，早已著作等身的他仍有若幹小目標，“我是一個(ge) 五髒六腑不健全的人，卻一直想寫(xie) 一本又一本完整的書(shu) 。”孫宅巍說，我們(men) 這代研究南京大屠殺曆史的人，研究過程很辛苦、很複雜，但目的十分簡單，就是四個(ge) 字——以史為(wei) 鑒，決(jue) 不允許日本軍(jun) 國主義(yi) 複活，決(jue) 不允許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悲劇重演，要讓和平的陽光沐浴大地。

　　這不僅(jin) 僅(jin) 是研究南京大屠殺曆史的學者的胸懷，也是飽經滄桑、飽受災難的南京人民的胸懷與(yu) 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