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已有8家人體(ti) 器官獲取組織，由醫護工作者組成專(zhuan) 業(ye) 協調員團隊持證上崗

　　器官捐獻協調員：一邊麵對死亡一邊迎接新生

　　本報記者 黃尖尖

　　6月11日是第六個(ge) “中國器官捐獻日”，在疫情防控下，一個(ge) 簡短的器官捐獻宣傳(chuan) 活動在上海長海醫院的門診大廳舉(ju) 行。長海醫院人體(ti) 器官捐獻協調員向來參與(yu) 活動的市民講述了關(guan) 於(yu) “一個(ge) 人的籃球隊”的故事。

　　“16歲男孩葉沙不幸因病去世，他的父母把兒(er) 子的心、肝、肺、腎、角膜捐獻給了7個(ge) 身患重病的人，讓他們(men) 重獲新生。葉沙生前最喜歡打籃球，於(yu) 是這7人中的5人組成了一支特殊的籃球隊，代替他延續夢想……”

　　人體(ti) 器官捐獻是倡導公民在生命不可挽救時，自願、無償(chang) 地捐獻能用的器官，讓生命以另外一種方式延續。從(cong) 2015年起，公民自願捐獻成為(wei) 我國移植器官唯一合法來源。截至2022年6月9日，中國器官捐獻登記人數已超過477萬(wan) ，較2015年2.5萬(wan) 餘(yu) 例實現了百餘(yu) 倍的增長。但我國每年仍有30萬(wan) 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而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其中僅(jin) 6%的患者能夠實現器官移植。

　　上海目前共有8家人體(ti) 器官獲取組織(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s，簡稱OPO)，皆掛靠在綜合三級甲等醫院中，由具有相關(guan) 醫學工作背景的醫護工作者組成的專(zhuan) 業(ye) 協調員團隊持證上崗。一邊麵對死亡，一邊迎接新生，是人體(ti) 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工作日常。

　　無力

　　長海醫院重症監護室門外，73歲的許老先生坐在角落裏一言不發。妻子和兒(er) 媳在一旁低聲啜泣。病房裏，老許45歲的大兒(er) 子在昏迷中，靠儀(yi) 器維持著一線生機。距離發生意外已經第8天，能想的辦法醫生幾乎都試過。老許心裏那個(ge) 模糊的念頭變得愈發清晰。

　　“我現在還能為(wei) 我兒(er) 子做什麽(me) ？”第一次與(yu) 高曉剛見麵時，老許問。“臨(lin) 床上已經判定腦死亡，接下來，或許您可以考慮器官捐獻。”同樣的話，高曉剛跟很多身處絕望的病患家屬說過。每一次，都格外沉重。

　　剛開始，所有人都強烈反對。“你怎麽(me) 能這樣對待我們(men) 的孩子！”老伴哭著指責他。老許心裏也萬(wan) 分不舍，但看著兒(er) 子的各項指數一天天下降，他知道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可猶豫。3天後，老許做了個(ge) 決(jue) 定，讓兒(er) 子的生命以另外一種方式延續下去。

　　那日，病房來了幾個(ge) 親(qin) 戚，圍著兩(liang) 位老人一番勸說：“不到最後一刻不能放棄啊！”“您老要孩子死無全屍嗎？”話說得越來越難聽，老許一直雙唇緊閉。

　　“選擇器官捐獻的家屬會(hui) 受到各種輿論壓力，很多病例都會(hui) 遇到這樣的狀況。”此刻，高曉剛也有點擔心家屬會(hui) 動搖。但老許平靜地對他說：“他們(men) 隻是來探視的，過一會(hui) 兒(er) 他們(men) 就走了。”老爺子心裏堅信，捐獻器官才是唯一能讓兒(er) 子“活”下去的方法。

　　然而就在這時候，病人的心髒停止了跳動。沒有機會(hui) 了。心髒停止，血液便不再流動，新陳代謝停止，器官很快就會(hui) 喪(sang) 失活性。

　　“從(cong) 器官變成移植物，要經過檢查、化驗、摘取、保存等嚴(yan) 格的流程，還有很多法律流程要走。”高曉剛說，而這一切都在心髒停止跳動的一刻戛然而止。

　　困局

　　高曉剛是器官移植外科醫生，從(cong) 2015年開始，他擁有了另外一個(ge) 身份——人體(ti) 器官捐獻協調員，帶領3名具有相關(guan) 醫學工作背景的醫護工作者組成了長海醫院的協調員團隊。

　　疫情期間，團隊也沒有停歇，從(cong) 今年3月下旬至5月底，長海聯合OPO的人體(ti) 器官捐獻協調員在封閉管理環境下成功實現3例器官捐獻，捐獻產(chan) 生的移植器官挽救了11位患者的生命。

　　潛在捐獻者來源於(yu) 長海醫院及其服務轄區醫院的急診室、重症病房，以神經外科、腦部創傷(shang) 和血管性疾病的病人為(wei) 主。每天隨時都會(hui) 有腦損傷(shang) 病人的信息報送到OPO辦公室。“我們(men) 隻是跟蹤病人的情況，不幹預任何治療環節，這是國際上OPO通行的工作標準。”

　　協調捐獻工作有一些不成文的規則。比如當家屬還在為(wei) 搶救患者而積極努力的時候不適合談捐獻。比如第一次跟家屬接觸，應先幫助家屬和醫院溝通病情，等病情得到判定，家屬認識到病情已經無可逆轉的時候，才慢慢轉入捐獻環節。和家屬交流時不能以談判的姿態麵對麵地坐，要盡量並排而坐，減少距離感，與(yu) 家屬共情……

　　“目前在我國，推動器官捐獻工作主要有兩(liang) 個(ge) 困境。”高曉剛說，第一重阻力來自對死亡判定標準的理解。“我國病人死亡有三種判定標準：腦死亡、心髒死亡以及腦心雙死亡。當患者符合腦死亡判定標準且家屬接受腦死亡判定時，腦死亡患者的心髒還保持跳動，如果器官健康沒有遺傳(chuan) 疾病，就有機會(hui) 成為(wei) 器官捐獻者。但由於(yu) 對死亡判定標準的認可度不同，一些家屬會(hui) 擔心自己的親(qin) 人失去被搶救的機會(hui) 。”而第二重阻力，來自人們(men) 對保持死者遺體(ti) 完整的傳(chuan) 統觀念，這往往比前者更難突破。

　　從(cong) 事器官捐獻工作會(hui) 遭遇各種情況。“有一聽到器官捐獻就問多少錢的，還有要求了解器官受者信息、逢年過節要去‘看看’的……遇到這些情況，我們(men) 都要堅決(jue) 回避，絕對不能做利益交換。”高曉剛說，“我們(men) 必須跟潛在捐獻者家屬明確：捐獻者不是因為(wei) 捐獻器官才死亡，而是死亡後同意了才有捐獻，是大愛的行為(wei) 。”

　　按規定，器官捐獻一直是無償(chang) 的。今年全國兩(liang) 會(hui) 上，全國人大代表、尋子網“寶貝回家”創始人張寶豔建議建立“人體(ti) 器官捐獻撫恤製度”，比如返還人體(ti) 器官捐獻者生前承擔的個(ge) 人醫療費用，免除處理後事的喪(sang) 葬費用，以及對直係親(qin) 屬日後治療各種疾病過程中適當提高報銷福利或者全額報銷。張寶豔指出，很多捐獻者生前是家裏的頂梁柱，當他們(men) 身亡後，家庭陷入生活困境。在這種情況下，他們(men) 還願意作出捐獻，是高尚價(jia) 值觀的體(ti) 現，社會(hui) 應該給他們(men) 一些補償(chang) 。這對死者和家屬是一種慰藉，也可促使更多人願意捐獻器官。

　　“去年，上海共完成104例器官捐獻手術，占上海2487萬(wan) 常住人口的百萬(wan) 分之四點一八。”百萬(wan) 人口年捐獻率是衡量捐獻普及率的重要指標。“目前我國百萬(wan) 人口年捐獻率雖達到4.1，在全世界位於(yu) 中等水平，但是世界上不少國家的捐獻率已達到了20到30。”高曉剛說。

　　協調員不是勸捐員。“我們(men) 的身份有點尷尬，不受歡迎、遭到拒絕是常事。一個(ge) 案例沒有成功，就意味著可能有幾位器官衰竭的病人將在等待器官移植中逝去。”一邊麵對死亡，一邊麵對新生；一邊吸收著大量負麵情緒，一邊給陷入悲痛的潛在捐獻者家屬以陽光的指導和希望。“別人說我們(men) 總‘盯’著病人的器官，但這是因為(wei) 器官移植是人類目前有限的對抗死亡和讓生命延續的方法。”而這也是高曉剛能一直堅持下來的原因。

　　道別

　　小夏是個(ge) 有點瘦小的男生，爸爸早年去世，他由媽媽一手拉扯大，借住在爺爺奶奶家。有一天，小夏媽媽突發腦出血，醫生宣布腦死亡。

　　當人體(ti) 器官捐獻協調員第一次跟小夏談及是否考慮捐獻媽媽的器官以挽救他人生命時，他一時無法接受，“絕對不行！”協調員開導他：“你的媽媽也不想離開你，你想讓她的生命延續嗎？”男孩泣不成聲。

　　良久，高曉剛拍拍他道：“成長的過程很痛苦，但接下來的路需要你自己走下去。”他答應小夏，以後如果爺爺奶奶生病了，可以來長海醫院OPO辦公室，無論哪位同事在，都會(hui) 幫忙協調二老看病。“這樣你也可以為(wei) 家裏做點事，在叔叔和姑姑麵前證明你已經長大，可以獨當一麵了……”

　　2天後，小夏媽媽的生命體(ti) 征已很難繼續維持。最後時刻，男孩在捐獻手術同意書(shu) 上簽了字。醫院給小夏開了特例，幫他換好無菌隔離衣進入手術室，和媽媽道別。

　　手術室內(nei) ，麻醉醫生、人體(ti) 器官獲取團隊、護士和家屬圍站在捐獻者床前，在上海市紅十字會(hui) 協調員的見證下，進行一個(ge) 簡短的道別儀(yi) 式。醫生按照國家規定的流程做出死亡判定，見證人回顧捐獻者的生平，眾(zhong) 人對捐獻者三鞠躬，默哀。

　　新生

　　器官移植病人有兩(liang) 個(ge) 生日。除了自己原本的生日，另一個(ge) “生日”便是移植手術日。

　　在長海醫院人體(ti) 器官獲取辦公室門外的走廊上，有一麵書(shu) 信牆，上麵貼著許多移植病人寫(xie) 給捐獻者的信——雖然這些信永遠不會(hui) 抵達他們(men) 的收信者。

　　最近，一位小男孩捐獻者的媽媽經常來醫院，希望了解受贈者的消息。剛開始醫護人員還有些擔心，但這位媽媽再三表示，隻是想看看那個(ge) 孩子。

　　協調員幫忙安排了一次視頻見麵。工作人員到了受贈小男孩家中，在對方媽媽的陪同下撥通了微信視頻。那一頭，一個(ge) 小男孩對著鏡頭喊了一聲：“大媽媽好呀。”這一頭的媽媽熱淚盈眶……

　　等視頻關(guan) 上，雙方的聯係也就留在了“雲(yun) 端”。高曉剛說，很多家長當看到自己孩子的器官在另一個(ge) 孩子身上存活得很健康，會(hui) 釋懷。

　　“小孩的器官捐獻等待時間更長，移植手術也更複雜。”高曉剛說起有一個(ge) 父親(qin) ，抱著先天性輸尿管畸形的3歲孩子跑遍了全國各地求醫。在長海醫院透析的半年時間裏，幾乎每天他都會(hui) 來OPO辦公室打聽，看有沒有適合孩子的腎髒。

　　不久前，這位父親(qin) 終於(yu) 等到了好消息。真正到了這一刻，他的內(nei) 心卻十分複雜：“自己的孩子有希望了，就代表著有另外一個(ge) 孩子不幸離世。”

　　“現在我每次做移植手術時，心裏想的都是我必須盡一切努力挽救患者，否則我就對不起捐獻這個(ge) 器官的逝者和家庭。”高曉剛說。

　　“人在喪(sang) 失至親(qin) 之時，是最孤立無援的。我很慶幸自己能陪伴他們(men) 走過這最艱難的一程。”捐獻結束了，有時高曉剛會(hui) 和其中一些家屬保持聯係，在對方有困難的時候提供一些幫助。

　　但有一些人，則不再去打擾。比如那個(ge) 男孩小夏，高曉剛再也沒有和他聯係過，隻是偶爾從(cong) 朋友圈裏看到他長高了，交女朋友了，大學畢業(ye)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