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順(曾任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遼寧省文化廳副廳長；先後主持牛河梁、東(dong) 山嘴等遺址考古發掘工作，被稱為(wei) “紅山文化第一人”)

　　我今年85歲了。雖然1998年就退休，但一直到今天，很多工作、會(hui) 議、采訪還是來找我，人們(men) 還是關(guan) 注紅山文化。

　　我這輩子印象最深的考古現場，就是在牛河梁。泥塑的女神頭像出土時，仰麵朝天，好像微笑欲語。特別是嵌玉片的眼睛，眼神炯炯，一時間大家都圍上去看。這是我們(men) 第一次看到五千年前祖先的形象。

　　瘦弱的小孩，“不拔尖”的北大學生

　　上初中時，我個(ge) 子小小的，是班上最矮的，體(ti) 育課總是不及格，連雙杠都上不去。人也比較保守。人家都是留分頭，我還是光頭，照相就戴個(ge) 帽子。上了大學，他們(men) 還說我像戴紅領巾的小孩。

　　可能是受家裏的影響，我挺喜歡讀書(shu) 。我是河北張家口宣化人，聽我父親(qin) 講，我祖父是當地的舉(ju) 人。辦的柳川書(shu) 院，是宣化一中的前身。我父親(qin) 也曾從(cong) 事教育工作。新中國成立初，我父親(qin) 把家裏的300多冊(ce) 藏書(shu) 和祖宅38間房都捐給了宣化一中。我自己讀書(shu) ，家裏人不怎麽(me) 管，主要還是靠學校。

　　我中學讀張家口一中，是全專(zhuan) 區招考，我初中考第八名，高中第六名，考試還總提前交卷。其實我平時不太用功，隻是記憶力比較好，俄語單詞記得快，做作業(ye) 也快，做完了就在教室裏拉二胡。我們(men) 班主任說我，“就是學習(xi) 比較會(hui) 抓重點”。那時候張家口是察哈爾省的省會(hui) ，離我們(men) 家不過30公裏，但交通不便，我半年才回一次家。

　　我成熟得晚，也沒什麽(me) 特殊的想法和愛好。1957年，我參加高考，那時候的趨勢都是考理工專(zhuan) 業(ye) 。我一隻眼睛有弱視，考生手冊(ce) 說眼睛弱視無立體(ti) 感，報理工科專(zhuan) 業(ye) 要吃虧(kui) ，就臨(lin) 時改成文科。我一看文科也沒有多少專(zhuan) 業(ye) ，就報了曆史學。當時察哈爾省撤銷了，我們(men) 家搬到了河北省省會(hui) 保定。我回到家，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shu) 就來了。

　　在北京大學曆史係讀完大一，到了分專(zhuan) 業(ye) 的時候，有個(ge) 學長推薦我選考古。我想著考古可能比讀文獻能多幹一些實際的事，於(yu) 是就報了。後來發現，也確實是在考古實習(xi) 中，加強了我對專(zhuan) 業(ye) 的認識。

　　各種文化往中間聚，匯聚成中國的“中”

　　要說我此生考古工作唯一的遺憾，就是外語沒學好，不能很好地將考古研究成果向外推廣。我們(men) 讀研究生時，才開始學英語，剛把音標學了一年，就出去考古實習(xi) 了。

　　我們(men) 班是北京大學第一屆接受係統考古訓練的班級，要經曆生產(chan) 實習(xi) 、寫(xie) 學年論文，再進行畢業(ye) 實習(xi) 、寫(xie) 畢業(ye) 論文。我的兩(liang) 次實習(xi) 都是在河南洛陽的王灣遺址，它的時間跨度比較大，從(cong) 仰韶文化一直過渡到龍山文化，特征很明顯，出土的器物也很豐(feng) 富。我對這批材料印象很深，但更深入的認識是之後產(chan) 生的。

　　1962年，我考了蘇秉琦先生的研究生，深入研究新石器時代考古。當時，蘇先生的中國考古學文化區係類型理論還沒有正式提出，但我們(men) 已經受到了這方麵教育的影響。

　　研究生實習(xi) 時，我到了山東(dong) ，整理大汶口遺址的材料。這個(ge) 遺址和王灣遺址的時間接近，兩(liang) 者一東(dong) 一西。王灣遺址中發現的“鼎豆壺”陶器組合，正是大汶口文化的主要特征，根據演化過程判斷，洛陽王灣遺址曾受到山東(dong) 大汶口文化的影響。

　　當時，中國考古界盛行“中原中心論”，認為(wei) 中原仰韶文化等起源最早，對四周影響最大。1965年，蘇秉琦先生發表了著名的文章《關(guan) 於(yu) 仰韶文化的若幹問題》，就提出了“東(dong) 方影響中原”的觀點，這在當時很是創新。他認為(wei) ，中國的“中”，不是一根蠟燭往四周放光芒，而是像車軸，各種文化往中間聚，匯聚才體(ti) 現“中”。

　　我到遼寧工作之後，逐漸在實踐中體(ti) 悟這個(ge) 想法，這影響了我一生的考古工作。

　　遼寧“無古可考”嗎

　　1968年，我被分配到遼寧省博物館工作時，是有點“盲目”的。上學的時候，我們(men) 都覺得遼寧“無古可考”。除了有一處西漢村落遺址，很少知道遼寧其他的考古材料。隨著業(ye) 務工作的恢複，我先是接觸到一批窖藏的商周青銅器，又發掘了一座西周的墓葬，進一步確認了青銅器的年代，我也感覺到遼寧考古“有了點意思”。

　　曆史學家傅斯年以前就提過，商文化起源於(yu) 東(dong) 北。我們(men) 發掘的成果也指向這一點——在更早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中，我們(men) 還看到了一些近似商代青銅器花紋的彩繪陶器圖案，包括等級明確的墓葬、房址建築的習(xi) 俗，都比較成熟。這說明，北方地區的古文化有自己的發展過程，水平可能不低於(yu) 中原，甚至和中原地區相互影響，它不隻是被動接受中原文化的影響。

　　1979年，遼寧開展文物普查工作，我們(men) 發現了東(dong) 山嘴遺址。這裏發掘了一座左右對稱、南圓北方依中軸線分布的石砌建築遺址，還出土了一件龍形玉飾、兩(liang) 件孕婦小塑像——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我當時就想到了文明起源的問題。

　　這是中國第一個(ge) 與(yu) 女性崇拜有關(guan) 的祭祀遺址，也是我國新石器考古對祭祀遺址進行的首次正式考古發掘。歐洲從(cong) 舊石器晚期就出土過人體(ti) 雕像，我們(men) 國家發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幾百處，但一直沒有發現過。時任中國曆史博物館館長的俞偉(wei) 超先生在東(dong) 山嘴開現場會(hui) 時說，“這是考古界等了30年的發現”。

　　1981年，我和孫守道先生合作寫(xie) 了一篇文章，叫《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yu) 龍的起源》，把中國文明起源的時代從(cong) 距今四千年提前到了五千年。這個(ge) 問題在當時比較敏感，我們(men) 提出來也遇到了一些挫折，文稿沒有收入會(hui) 議文集。當時，文明起源的判斷標準還是金屬、文字、城市三要素。這三者都有，才叫文明起源。但我們(men) 認為(wei) ，中國文明有自己的特點。

　　旅美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就曾經提出，中國文明起源所走的道路與(yu) 西方不同，西方是以發展技術、貿易為(wei) 主進入文明社會(hui) 的，而以中國為(wei) 代表的東(dong) 方，具有天、地、神、人不同層次的宇宙觀，是以通神取得政治權力進入文明社會(hui) 的，就對待自然界而言，西方是“破裂性文明”，東(dong) 方是“連續性文明”。

　　龍是中國文明起源最重要的一個(ge) 象征。1971年，赤峰就發現了著名的墨綠色大玉龍，東(dong) 山嘴也出土了龍形玉飾，說明他們(men) 的信仰已經很成熟了，這不是原始社會(hui) 能有的，而是文明社會(hui) 的產(chan) 物。

　　之後又陸續發現了一些玉器，但一直找不到出土地，看不到確切的地層關(guan) 係，就無法確定年代，隻能推測是紅山文化時期的文物。在找這些玉器出土地的過程中，我們(men) 發現了牛河梁遺址。我們(men) 寫(xie) 的那篇《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yu) 龍的起源》也在《文物》期刊發表。

　　找到牛河梁，看見五千年前的祖先

　　1981年，我給遼寧省朝陽市建平縣做文物普查培訓，一個(ge) 參加培訓的鄉(xiang) 文化站長跟我說，他們(men) 鄉(xiang) 馬家溝村老鄉(xiang) 家裏有個(ge) “玉筆筒”。我們(men) 借了幾個(ge) 自行車，騎了15公裏去看，還真見到了，就放在他家櫃子上，裏麵插著幾支筆。我一看，這哪是什麽(me) 筆筒，這不就是我們(men) 要找的斜口筒形玉器嗎？這是紅山文化的代表性玉器之一！

　　我一問出土地點，村民把我們(men) 領到村西部101國道南側(ce) 的一個(ge) 山梁，這就是後來揭示中華五千年文明起源的牛河梁。

　　從(cong) 1983年起，我開始主持牛河梁遺址的考古發掘。我們(men) 在這個(ge) 遺址群中，先後發現了女神廟、祭壇、積石塚(zhong) 等重要遺址。這些新發現，每一項都是極為(wei) 重要的，但對我而言最為(wei) 難忘的，還是泥塑的女神頭像。

　　當時我們(men) 考古隊住在老鄉(xiang) 家裏，牆上糊了很多報紙。頭頂上有一張是當年《遼寧日報》登的，報道說有個(ge) 歌星開演唱會(hui) ，唱了一首歌，歌詞是：“一把黃土塑成千萬(wan) 個(ge) 你我，靜脈是長城，動脈是黃河，五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脈搏，提醒你、提醒我，我們(men) 擁有個(ge) 名字叫中國。”

　　我一看，“一把黃土”，這女神頭像不就是我們(men) 黃土做的祖先嗎？蘇秉琦先生稱她為(wei) “紅山人的女祖”，也是“中華共祖”。中國沒有傳(chuan) 統的宗教，以血緣為(wei) 紐帶的祖先崇拜就是中國人信仰和崇拜禮儀(yi) 的主要形式。而紅山文化晚期的宗教信仰，就已經由自然崇拜和圖騰崇拜，進入祖先崇拜階段。

　　同時，我們(men) 還在牛河梁發現了起三層圓的祭天遺址，這座祭壇和東(dong) 山嘴的圜丘都位於(yu) 遺址南部，而方形建築的廟址在遺址北部。這種北廟南壇的布局，被中國曆代王朝繼承下來，直到明清時期的北京城。

　　後來，蘇秉琦先生將牛河梁的“壇廟塚(zhong) ”與(yu) 明清時期北京的天壇、太廟、明十三陵聯係起來，認為(wei) “壇廟塚(zhong) ”就是中華文明的象征。他不設什麽(me) 標準，也不管那些概念，認為(wei) 文明就在於(yu) 傳(chuan) 遞。世界上其他文明都斷了，而中華文明不斷，這個(ge) 連綿不斷的根就在這兒(er) 。紅山文化，就是中華文明這顆大樹總根係中的“直根係”。

　　這麽(me) 一看，東(dong) 北地區不僅(jin) “有古可考”，還很有自己的特點，有時甚至走在前麵。我在東(dong) 北工作、生活了50多年，成家立業(ye) 都在沈陽，現在還住在沈陽。有關(guan) 中華文明起源的討論仍在進行，我算是這個(ge) 問題較早的提出者、參與(yu) 者和見證人。

　　現在我很少到考古現場了，但腦子裏還在思考。這個(ge) 月月初，我還做了一個(ge) 講座，講從(cong) 紅山到滿族的遼河文明，他們(men) 生活在東(dong) 北森林草原地帶，以采集漁獵為(wei) 生，是流動、開放的文化，依賴自然，也尊重自然。紅山人是這樣，他們(men) 把外來的因素吸收過來變成自己的，不排外不忌諱。滿族人也是如此，入關(guan) 以後，他們(men) 基本繼承了明代的北京城，沒有搞大的拆改。

　　蘇秉琦先生談起考古尋根時，把我的家鄉(xiang) 張家口宣化比喻為(wei) “三岔口”，因為(wei) 紅山文化、仰韶文化以及河套古文化，在這一帶接觸交流。我從(cong) 上學、工作到晚年，一直在探究中華民族文化根脈——也是這個(ge) 幾代學人苦苦求索的課題，真是一種緣分，每想到這裏，內(nei) 心滿是幸福感。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xi) 記者杜佳冰根據郭大順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