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ti) 學習(xi) 時強調：“經過幾代學者接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wan) 年的人類史、一萬(wan) 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績顯著，但仍然任重而道遠，必須繼續推進、不斷深化。”

　　在20多個(ge) 學科的400多位學者共同努力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圍繞浙江餘(yu) 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陝西神木石峁等遺址，實施重點發掘，並對這些遺址周邊的聚落群開展大規模考古調查，取得顯著成績。近日，本報記者采訪了3位參加遺址考古的學者，傾(qing) 聽他們(men) 探尋中華文明之源的故事。

　　——編者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寧遠——

　　多學科聯合，精準複原古代地貌

　　7月，江南酷熱。站在高處眺望良渚古城遺址，北、西、南三麵被天目山餘(yu) 脈圍合，古河道逶迤而過，與(yu) 縱橫交錯、星羅棋布的河流湖泊形成山環水抱的格局。

　　天氣雖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科技考古室主任王寧遠（見圖③，範疇攝）卻沒有停下野外考察。“我們(men) 正聯合地質學者，對以良渚古城遺址為(wei) 中心的周邊1000平方公裏的平原區域，進行萬(wan) 年以來古環境的精準複原，對這個(ge) 區域開展人地關(guan) 係的深入研究。”王寧遠說。

　　時間回到2019年7月6日，第四十三屆世界遺產(chan) 委員會(hui) 會(hui) 議通過決(jue) 議，將“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chan) 名錄》。在現場的王寧遠，喜悅中帶著平靜。“申遺成功是水到渠成，是我們(men) 在研究良渚古城遺址道路上遇見的美麗(li) 風景。”王寧遠說。

　　1968年出生的王寧遠，畢業(ye) 於(yu) 南京大學曆史學係考古專(zhuan) 業(ye) 。2000年，王寧遠來到良渚工作。“良渚遺址80多年的考古史就像一篇文章，4個(ge) 段落起承轉合，吸引著一代代考古人。”王寧遠說，“‘起’是上世紀30年代發現良渚遺址，並將其視為(wei) 山東(dong) 龍山文化南漸的成果。從(cong) 1949年到1986年，可以算作‘承’，1959年，良渚遺址從(cong) 龍山文化區分出來，單獨命名。以1986年反山發掘為(wei) 標誌，良渚考古進入了第三階段‘轉’，瑤山、莫角山、匯觀山、塘山等重要發現接踵而來。”

　　“2007年良渚古城遺址發現以後，這個(ge) 階段可稱為(wei) ‘合’。”王寧遠說，“我們(men) 發現了古城的三重結構和外圍水利係統，還原了遺址群裏兩(liang) 三百處遺址點的真實功能，良渚考古從(cong) 遺址群時代跨入都邑考古時代。”

　　在王寧遠看來，“合”的另一層意義(yi) 是多學科形成合力。2011年，良渚古城外圍水利係統的整體(ti) 揭示，與(yu) 遙感技術應用有關(guan) 。

　　2011年，良渚考古團隊得到了一個(ge) 幾十年前的衛星影像。王寧遠在辦公室電腦上找到古城位置，連續點擊放大時，吃了一驚，“呈現出來的景象，震撼無比。”王寧遠說。那天下午，他無意間發現畫麵上兩(liang) 個(ge) 近圓形的山體(ti) 間連著很長的一條壟，很可能是人工堆築的。王寧遠十分激動：“如果這是人工堆築的壩，那它們(men) 和塘山就構成了整體(ti) ！”

　　王寧遠立刻讓技工帶上洛陽鏟去勘探，2天時間就證實，那條長壟果然是人工堆築的壩。這條壩的東(dong) 西兩(liang) 側(ce) ，還有兩(liang) 條人工短壩。

　　王寧遠再次打開衛星影像仔細觀察，在西側(ce) 又有三四個(ge) 新的發現。經過近10次鑽探調查，王寧遠和考古隊員在梧桐弄發現了草裹泥。王寧遠介紹，草裹泥是在沼澤地上取土，用茅荻包裹土塊，以縱橫交錯的方式堆築，從(cong) 而提高泥土的抗衝(chong) 刷能力。這個(ge) 發現讓考古人員認識到高壩和塘山並非獨立的水利設施，而是4條低壩共同構成的一個(ge) 水利係統。“這說明良渚古城除宮殿、內(nei) 城、外城的三重結構外，還被規模宏大的水利體(ti) 係包圍著，涉及麵積達100平方公裏。”王寧遠說。

　　作為(wei)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點遺址，申遺成功後，工作還在繼續。王寧遠說，以往人地關(guan) 係研究，多把良渚遺址放在現在的地貌中分析，而長三角平原地貌經過了巨大變化，這會(hui) 影響分析結果。為(wei) 了準確了解古代環境，團隊正在對1萬(wan) 年前至4000年前的曆史地貌進行精準複原。

　　環境複原主要通過鑽孔的鑽芯判讀。南方地下水位高，洛陽鏟的探查深度隻有6到7米，而一些地區早期的地麵可能位於(yu) 地下深處10到20多米，因此隻能使用機轉探查。因為(wei) 建設高鐵、地鐵、高速公路等工程都涉及勘探，王寧遠便和省地質調查院合作，利用3萬(wan) 個(ge) 鑽孔資料進行精細分析，相當於(yu) 收集了各個(ge) 時期的曆史地貌資料。

　　良渚考古是一個(ge) 團隊性的工作，持續80多年，是四代考古人接續奮鬥的結果。“我們(men) 無法真正還原曆史，但我們(men) 會(hui) 盡最大的努力和誠意，無限接近曆史。”王寧遠說。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田建文——

　　考古與(yu) 史籍結合，嚴(yan) 謹考證陶寺遺址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田建文（見圖④，胡續光攝）讀中學時就對考古感興(xing) 趣。1980年，15歲的他考上了北京大學考古係。田建文非常珍惜這樣的學習(xi) 機會(hui) ，發憤圖強，不斷汲取著知識。

　　40多年來，田建文練就了一項“絕技”，掂一片陶器碎片在手，便能準確地說出年代。一張密密麻麻掃描有30多種陶鬲的考古卡片，他瞟一眼就能按照時間順序排列。“顏色的流變，壺口和提手位置的變化……在接觸陶器時，從(cong) 7個(ge) 方麵觀察就能看出區域文化的演變過程。”田建文解讀陶器，腦海裏有著充足的知識支撐。

　　出生於(yu) 山西襄汾縣的田建文，畢業(ye) 時申請到當時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他知道晉南這片土地，是考古“富礦”。

　　田建文快速融入工作，但第二年所裏決(jue) 定培養(yang) 他去讀研。在考古學大家蘇秉琦推薦下，他來到吉林大學，師從(cong) 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由此結下了一輩子的師生情。張忠培“讓材料牽著鼻子走”、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的治學方法，深刻影響著田建文。研究生畢業(ye) 後，他再次回歸鄉(xiang) 野和故土。他給自己立下一個(ge) 目標：找到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時期遺址，填補空白。

　　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田建文和隊員們(men) 風餐露宿，全身心投入考古發掘工作。田建文至今清楚地記得，1991年5月11日中午時分，在晉南翼城縣棗園村調查時，他在一個(ge) 牛蹄刨開的黃土下麵，發現有紅光一閃——一片紅陶殘片映入眼簾。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田建文盯著眼前那片殘陶，紅色在陽光照射下，仿佛發出了曆史的光彩。他想起張忠培先生發表的一篇文章，判斷這可能是仰韶文化時期的殘片，換句話說，這有可能是山西新石器時期最早的陶器殘片。經過清理挖掘，他們(men) 複原出20多件陶器，這些陶器被命名為(wei) “棗園H1遺存”，棗園文化由此被發現。

　　多年來，田建文在陶寺遺址發掘中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陶寺遺址發掘數量多、類型豐(feng) 富，工作量巨大。田建文白天在工地上一片一片整理歸類，晚上寫(xie) 文章到半夜，從(cong) 不知疲倦。那段時間，田建文發表了大量論文，將考古成果與(yu) 史籍結合論證，提出陶寺遺址可能為(wei) 堯帝時期都城。

　　天有不測風雲(yun) 。1997年，田建文在從(cong) 遺址發掘地騎摩托車回家時，與(yu) 一輛轎車相撞，頭部受到重創，被診斷為(wei) 腦出血，必須手術。然而，開顱手術僅(jin) 40天後，田建文便回到了工作崗位上。隨後，傷(shang) 口因為(wei) 顛簸再度撕裂，又經過兩(liang) 次大手術，田建文才脫離危險……

　　這次受傷(shang) ，讓田建文的語言、行動能力幾乎喪(sang) 失，大半個(ge) 身子動彈不得。他從(cong) “牙牙學語”開始，一步一步走得異常艱難。妻子背著他偷偷抹淚，同事薛新民等人一次次地帶他去工地現場。“在這裏他才能恢複得更快！”薛新民說。在考古現場，田建文找到了重新出發的勇氣……回憶這段經曆，田建文微微一笑說：“這給了我重新生活的機會(hui) ，我可以靜下心來做考古卡片了。”

　　田建文用左手熟練地打開電腦，繁複的文件夾裏，是更為(wei) 精細的分類，點進去是一張張密密麻麻的卡片，他幾乎掃描整理、加工和標注了遺址裏的每個(ge) 編號文物。瓦、盆、鬲……這些複雜的文物器型，通過細微的變化拉成一條年代線。他的大腦就像一個(ge) 博物館，裏麵裝著大量的文物。“幾天不做卡片，心裏就難受。”田建文說。

　　現在，雖然語速慢，隻有左手能自如轉動，但田建文依然樂(le) 觀地工作著，“倒是把我的右腦開發出來了。”靠著左手，他一字一字地敲鍵盤，20多年來寫(xie) 出了100餘(yu) 篇學術論文。他和同事發現了絳縣的橫水墓地，揭開了古老的“倗國”麵紗；在蒲縣，他敏銳地從(cong) 一個(ge) 墓碑上發現了西漢匈奴人遺跡——這是黃河以東(dong) 、山西最南的匈奴人活動痕跡。

　　田建文是個(ge) 樸實的人。他愛穿千層底布鞋，挎一個(ge) 綠色的軍(jun) 用包；他會(hui) 在閑暇時寫(xie) 一首打油詩，當作考古日記，也作為(wei) 精神消遣；他會(hui) 在考古工地撿一片別致的樹葉，當作驚喜送給妻子；他這幾年每天坐單程7塊錢的公交，往返於(yu) 聞喜縣和侯馬市。來找田建文“鑒寶”的人很多，但他一一回絕；年輕考古工作者向他請教，他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邵晶——

　　精細發掘，揭開石峁遺址神秘麵紗

　　6月29日一早，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石峁遺址考古隊副隊長邵晶（見圖⑤，趙向輝攝）來到辦公室，十幾塊大大小小的陶片擺滿茶幾。“這是4000多年前的，這幾片紅陶是4500多年前的，這塊是尖嘴瓶的一部分，可能有4800多年的曆史。”邵晶介紹。

　　5天5夜，奔波4000多公裏，為(wei) 的就是這些陶片。它們(men) 的出土地都圍繞著一個(ge) 中心——坐落於(yu) 陝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鎮的石峁遺址。邵晶彎下腰，仔細端詳這些陶片：“我們(men) 不僅(jin) 要發掘研究石峁遺址，還要擴大對周邊同時期文物的對比研究。”

　　2012年，27歲的邵晶第一次踏入這片斷壁殘垣，通過遙感影像、全覆蓋式鑽探，團隊考證出了一個(ge) 400萬(wan) 平方米的城址，這個(ge) 距今4000多年的史前遺址橫空出世，一舉(ju) 刷新了中國史前城址的紀錄。

　　剛到石峁，邵晶就和考古隊員們(men) 住進了廢棄多年的舊窯洞。一遇到下雨天，外麵下大雨，窯裏下小雨。沒水，隊員們(men) 就每天從(cong) 鎮上拉水；沒電，就備足粗蠟燭；沒信號，隊員們(men) 就把手機掛在門口的樹枝上。“下雨時，當地老鄉(xiang) 急著收衣服，我們(men) 急著收手機。”邵晶說。

　　2013年，邵晶的母親(qin) 和妻子帶著剛剛滿月的女兒(er) 也在石峁紮下了根。“拖家帶口”為(wei) 考古，邵晶不是個(ge) 例，有的考古隊員還把孩子送到了附近鎮上上學。

　　條件雖然艱苦，但大家依然堅守在考古現場。考古隊員用手鏟和毛刷，一寸一寸地揭開了石峁遺址的神秘麵紗，皇城台、內(nei) 城和外城構成的三重城垣結構展現在人們(men) 麵前。在這裏，發現了中國最早的甕城防禦設施，出土了目前已知年代最為(wei) 久遠的口簧；此外，還發掘出石雕人頭像、鱷魚骨板、彩繪壁畫等珍貴文物……

　　邵晶說：“考古人有時候要有一定的想象力。”在陝西考古博物館，一隻雙足站立、展翅欲飛的陶鷹格外引人注目。

　　2016年，考古隊員在皇城台發掘出幾塊碎陶片，邵晶仔細端詳後認為(wei) ，這可能是鳥的爪子。此後，在這些碎陶片附近又出土了大量陶片。當天中午，大家都在休息，邵晶卻開始衝(chong) 洗這些陶片，稍微晾曬後便開始拚接，石峁的第一隻陶鷹穿越時空，出現在他麵前。邵晶難掩激動，“那一刻實在太震撼了，這隻陶鷹好像要扇動翅膀，迫不及待地向我講述石峁的秘密。”兩(liang) 三年間，考古隊員從(cong) 皇城台陸續發掘出3000箱陶片。它們(men) 屬於(yu) 20多隻陶鷹，最高的陶鷹超過1米。

　　皇城台底大頂小，呈金字塔狀，四周包砌了多達9級的層階狀護坡石牆。考古隊員推斷，這裏是大型宮殿及高等級建築基址的中心區域。東(dong) 門外還有一個(ge) 2000多平方米的正方形廣場。邵晶介紹：“我國古代都城的正門往往都會(hui) 有廣場，說明這樣的形製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經出現了。石峁龐大的城牆和建築群，單靠城內(nei) 居民是無法建造完成的，這也反映出石峁社會(hui) 的高度複雜化和強大組織能力。”

　　“都邑性城址、社會(hui) 背景以及禮製傳(chuan) 承，都昭示了石峁或許已經具有了國家形態。石峁的發掘不斷刷新著人們(men) 對中國北方史前文明發展的認識，它蘊藏著華夏文明的源頭密碼。”邵晶說。

　　在邵晶的辦公室，研究資料擺滿了桌子，邵晶每天就在其中伏案工作。這個(ge) 彎弓搭箭的是哪位戰功赫赫的英雄？這個(ge) 騎著牛並把住牛角的又是哪位曆史人物？每每翻看一張張石峁出土的平麵石雕拓片，邵晶都會(hui) 陷入無盡遐想。“每每想到這些，我都深深地為(wei) 中華文明感到自豪。考古人要有家國情懷，不斷為(wei)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添磚加瓦。”邵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