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研究空白被填補？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格局添了哪些實證……日前，“202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在京揭曉，湖北十堰市學堂梁子（鄖縣人）舊石器時代遺址、河北尚義(yi) 縣四台新石器時代遺址、甘肅慶陽市南佐新石器時代遺址、河南安陽市殷墟商王陵區及周邊遺存、雲(yun) 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銅時代遺址、寧夏賀蘭(lan) 縣蘇峪口西夏瓷窯址等6個(ge) 項目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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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十堰市學堂梁子（鄖縣人）舊石器時代遺址

　　為(wei) 人類演化史再添實證

　　“學堂梁子遺址因曾發現兩(liang) 具古人類頭骨化石（‘鄖縣人’1號和‘鄖縣人’2號）而聞名。為(wei) 解決(jue) 相關(guan) 學術問題，也為(wei) 活化曆史場景等，2021年以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yu) 古人類研究所等單位對該遺址進行新一輪的考古發掘與(yu) 研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陸成秋對學堂梁子（鄖縣人）舊石器時代遺址的介紹從(cong) 該遺址的發掘緣起切入。

　　從(cong) 地理位置看，學堂梁子（鄖縣人）舊石器時代遺址位於(yu) 湖北省十堰市鄖陽區青曲鎮彌陀寺村，坐落於(yu) 漢江北岸、曲遠河口西邊。

　　據陸成秋介紹，遺址保存了100多萬(wan) 年來不同時期的地層堆積，是一處集古人類、古動物和舊石器遺存於(yu) 一體(ti) 的舊石器時代遺址。1989年至2008年，曾開展過5次考古發掘工作，發現了“鄖縣人”1號和“鄖縣人”2號頭骨化石、豐(feng) 富的動物化石以及石器遺存。

　　對陸成秋來說，2022年5月18日是一個(ge) 難忘的日子——在距“鄖縣人”1號頭骨發現33年後的同一天，在相距33米遠的考古發掘地層壁麵上，“鄖縣人”3號頭骨麵世。時隔半年多，2022年12月3日上午9時許，“鄖縣人”3號頭骨化石被順利提取出土。

　　“非常難得的是，3號頭骨沒有明顯變形，提供的性狀信息比以前發現的兩(liang) 具頭骨更豐(feng) 富，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前兩(liang) 具頭骨變形帶來的缺憾。”陸成秋說。

　　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王幼平看來，此次新發現有助於(yu) 推動對中國境內(nei) 及東(dong) 亞(ya) 直立人來源和發展方向的認識，對全球人類演化係統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材料。

　　相關(guan) 專(zhuan) 家表示，新發現的“鄖縣人”3號頭骨是迄今歐亞(ya) 內(nei) 陸發現的同時代最為(wei) 完好的古人類頭骨化石，保留了該階段人類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學特征；該化石處在古人類近200萬(wan) 年演化曆程的中間和關(guan) 鍵環節上，為(wei) 探討東(dong) 亞(ya) 古人類演化模式、東(dong) 亞(ya) 直立人來源、東(dong) 亞(ya) 直立人與(yu) 智人演化關(guan) 係等重大課題提供了翔實而關(guan) 鍵的證據。本次發掘的收獲為(wei) 實證中華大地百萬(wan) 年的人類演化史，講好東(dong) 方人類故鄉(xiang) 先民演化和文化發展的故事，提供了關(guan) 鍵節點的重要依據與(yu) 信息。

　　“未來，將進一步獲取‘鄖縣人’3號頭骨的形態、結構、遺傳(chuan) 及其共生的文化遺物、遺跡所富含的珍貴科學信息，揭示其在人類演化階段和文化發展地位上的科學價(jia) 值，為(wei) 後期複原古人類行為(wei) 、解讀其生存適應方式、文化能力等提供材料與(yu) 依據。”陸成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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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尚義(yi) 縣四台新石器時代遺址

　　實證中國北方地區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現

　　在河北省張家口市尚義(yi) 縣石井鄉(xiang) 四台蒙古營村南，有一處引發關(guan) 注的遺址——四台新石器時代遺址。該遺址地處蒙古高原南緣，是近年冀西北地區發現的一處麵積最大、保存較好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址。

　　據四台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趙戰護介紹，2020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聯合對四台遺址開展新一輪的發掘和研究。發掘房址40餘(yu) 座，出土了陶、石、骨、貝類遺物800餘(yu) 件。依據地層、測年、遺存特征將其劃分為(wei) 年代不同的五組遺存，其中尤以第一、二組最為(wei) 重要。

　　第一組遺存發現6座半地穴式房址，第二組遺存發現4座半地穴房址。趙戰護進一步分析表示，第一、二組遺存，無論在房址結構還是出土陶器、石器特征方麵，都體(ti) 現出了連續發展的過程。陶器的燒製，石器的壓剝打製技術都非常成熟；房址中發現的舌形石核毛坯石料、楔形石核、錐狀石核、細石葉，完整地展現了一個(ge) 由楔形石核到錐狀石核的發展過程。

　　“細石器技術的發展演變體(ti) 係，為(wei) 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證據，實現舊—新石器時代無縫連接。陶器壓印的紋飾有似‘之’字紋、網格紋、窩點紋等，與(yu) 西遼河流域興(xing) 隆窪文化、太行山東(dong) 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遺址出土遺存有相似的文化因素，為(wei) 探討中華文明的起源過程提供了一個(ge) 新的視角。”趙戰護說。

　　相關(guan) 專(zhuan) 家表示，以壓印紋筒形陶罐、陶板狀器、細石葉石器、研磨器等典型器物為(wei) 代表的第一、二組遺存，文化特征鮮明，初步判斷為(wei) 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是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考古的重要突破。考古所見成組房址，實證了北方地區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現，展現出人類生存方式從(cong) 舊石器時代的流動性棲居到新石器時代早期逐漸定居的發展轉變。細石器工業(ye) 繼承自泥河灣盆地1萬(wan) 餘(yu) 年的楔形細石核技術傳(chuan) 統，表現出文化與(yu) 人群的連續性，為(wei) 中國北方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提供了典型和直接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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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肅慶陽市南佐新石器時代遺址

　　仰韶晚期具有都邑性質的大型高等級中心聚落

　　位於(yu) 甘肅省慶陽市西峰區後官寨鎮南佐村的南佐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於(yu) 20世紀50年代末。1984到1996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等先後對遺址進行了兩(liang) 個(ge) 階段6次考古發掘，發現了較為(wei) 豐(feng) 富的仰韶文化晚期遺存。

　　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館員張小寧介紹，為(wei) 理清黃土高原尤其是隴東(dong) 地區的文明化進程，2021、2022年，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南佐遺址展開第三階段的考古發掘工作，確認該遺址是一處仰韶晚期具有都邑性質的大型高等級中心聚落。

　　“這個(ge) 階段的考古收獲包括，發現了由9座夯土台圍成的麵積約30萬(wan) 平方米的遺址核心區，發現了布局嚴(yan) 整、中軸對稱的‘宮城’，發現了大型宮殿建築，在‘宮城’內(nei) 出土了大量製作水平高超的高規格器物，發現大量碳化水稻。”張小寧說。

　　南佐遺址考古工作一開始就將多學科合作研究作為(wei) 重要組成部分，包括碳十四測年、動植物考古、陶器殘留物分析、陶器科技分析等諸多方麵。

　　據介紹，植物鑒定顯示南佐宮殿區主要農(nong) 作物為(wei) 水稻，其次是粟黍；陶器殘留物分析顯示彩陶平底瓶可能裝過穀芽酒，白泥堆紋罐盛放或烹煮過肉類；陶瓷科技考古分析顯示南佐“宮城”區出土物還體(ti) 現出與(yu) 長江中遊、黃河下遊等地區的遠距離聯係。“陶器燒成溫度絕大多數高於(yu) 1000℃，最高能達到1116℃，表明已達到很高的燒造水平。”張小寧說。

　　在“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2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活動上，張小寧關(guan) 於(yu) 南佐遺址的報告結束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張弛在點評時用“好幾個(ge) 不可思議”來形容南佐遺址。

　　相關(guan) 專(zhuan) 家表示，南佐遺址的發現表明，距今5000年前後隴東(dong) 地區已經進入早期國家或文明社會(hui) 階段，這對於(yu) 客觀認識黃土高原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的關(guan) 鍵地位，對於(yu) 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具有極為(wei) 重要的意義(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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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陽市殷墟商王陵區及周邊遺存

　　推動對商代陵墓製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

　　殷墟考古90年來，發現了豐(feng) 富的晚商文化遺存，大型宮殿建築、商王陵、甲骨刻辭、青銅器和玉器等冠絕當時，實證中國有文字可靠的曆史早到距今3000年前的商代，也見證了中國古代青銅時代鼎盛時期的輝煌文化、國家政治形態以及技術水平，在古代世界中彰顯出中國古代文明的獨特風格。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殷墟遺址範圍內(nei) 的洹河以南和東(dong) 麵的大司空地區發現商代晚期幹道；從(cong) 殷墟西部、今安鋼廠區向東(dong) 貫穿有商代晚期的幹渠及其支渠，兩(liang) 者構成殷墟大邑商都城空間的骨幹框架。”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世山介紹說，“但這樣一些重要的現象，在洹河北岸以商王陵區為(wei) 中心的區域都沒有發現。2021年，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規劃和實施新一輪殷墟考古工作，期望獲得進一步突破。在此背景下，我們(men) 開展商王陵及周邊區域的考古勘探。”

　　此次考古勘探目標有3個(ge) ——首先是通過勘探尋找小屯宮殿區到王陵區之間的幹道，其次是搞清商王陵區的範圍，後續搞清洹河北岸地區的功能區劃。

　　據牛世山介紹，通過新一輪考古工作，新探明王陵區有兩(liang) 個(ge) 圍溝，東(dong) 西並列，各自閉合。綜合多重因素可知，兩(liang) 個(ge) 圍溝與(yu) 商王陵園有明確關(guan) 聯關(guan) 係，屬於(yu) 圍繞商王陵園的隍壕。以圍溝外邊界為(wei) 基準，確定了王陵區的範圍。

　　“以往考古發現所見鳳翔秦雍城南的春秋時期秦公陵園，在各組秦公大墓周圍有隍壕，殷墟王陵區陵墓隍壕的確認，將此規製上推到商代晚期。這些發現將推動對商代陵墓製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時，也為(wei) 殷墟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牛世山說，“新發掘的祭祀坑，為(wei) 研究商代社會(hui) 性質、商代祭祀活動及其形式等提供了新資料。”

　　此外，還有一些新發現，如王陵區東(dong) 南方向半扇形空白區域的發現；確認王陵區西南部西周遺址的麵積超過4萬(wan) 平方米，將推動周人滅商以及周王朝國家治理方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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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yun) 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銅時代遺址

　　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yu) 發展的考古實證

　　河泊所青銅時代遺址位於(yu) 雲(yun) 南省昆明市晉寧區上蒜鎮河泊所村附近，遺址中心區東(dong) 北1公裏處便是著名的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

　　據雲(yun)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誌龍介紹，2014年以來，雲(yun)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遺址開展了考古勘探與(yu) 發掘工作，確認了“台地——河道”相間的遺址分布模式。截至目前，河泊所遺址經過考古發掘的地點有10處，曆次考古發掘揭露出商周至秦漢時期的文化遺存，構建了滇池盆地商周之際至秦漢時期完整的考古學文化序列。

　　2021年、2022年，雲(yun)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村東(dong) 南1.1公裏處的上蒜鎮一小地點進行考古發掘。“這個(ge) 階段最主要的發現是封泥、簡牘等遺物，道路、疑似大型建築的遺跡及相關(guan) 建築遺存。”蔣誌龍說。

　　據蔣誌龍介紹，封泥集中出土於(yu) 北部發掘區東(dong) 北角的河道廢棄堆積中，共計837枚。主要為(wei) 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其中官印封泥有“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涵蓋了漢代益州郡24縣中的20個(ge) 縣名，私印封泥有“宋虞之印”“君馮(feng) 私印”等。另外還有少量道教封泥。

　　簡牘發現於(yu) 南部發掘區的H18中，該灰坑現僅(jin) 發掘了1/4。出土帶字簡牘殘片1000餘(yu) 枚，不帶字的簡牘殘片逾萬(wan) 枚。其中，帶字簡牘中釋讀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文字，應是公文文書(shu) 。

　　此外，通過開展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等多學科合作，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植物遺存研究發現了不同時期的稻、小麥、粟等作物遺存，可複原滇中湖區整個(ge) 青銅時代居民的生業(ye) 模式變遷及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發展狀況；動物遺存研究發現了鹿等野生動物，家豬等家養(yang) 動物，確認了河泊所遺址先民的動物性食物來源及可能存在的家畜飼養(yang) ；環境考古研究表明整個(ge) 青銅時代，滇池的水位處於(yu) 較低的狀態，在漢代時期，滇池的水位要比現今低3米左右。

　　相關(guan) 專(zhuan) 家認為(wei) ，河泊所遺址的發現意義(yi) 重大。首先，通過考古發現的相關(guan) 遺存，可確認漢代益州郡治位於(yu) 上蒜一小附近，但城牆、城門及城中的建築布局有待進一步明確；其次，相關(guan) 封泥和簡牘等文書(shu) 資料的發現，說明西漢時期中央政府就對邊疆雲(yun) 南地區開始了有效的行政管轄；第三，多年考古工作成果生動展現了該區域從(cong) 多元走向一體(ti) 的完整過程。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白雲(yun) 翔認為(wei) ，河泊所遺址考古新發現是雲(yun) 貴高原地區考古的突破，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ti) 格局的實證個(ge)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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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夏賀蘭(lan) 縣蘇峪口西夏瓷窯址

　　揭示了全新的窯業(ye) 類型

　　蘇峪口西夏瓷窯址位於(yu) 寧夏賀蘭(lan) 山蘇峪口內(nei) 約10公裏處，於(yu) 2017年考古調查時發現，占地麵積約4萬(wan) 平方米，有窯爐13處。

　　2021年至2022年10月，為(wei) 探索西北地區精細白瓷生產(chan) 的窯業(ye) 麵貌、找尋西夏陵等出土細白瓷產(chan) 地等學術問題，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複旦大學進行正式發掘。

　　“此次發掘麵積達1000平方米，揭露了包括兩(liang) 座窯爐在內(nei) 的完整作坊遺跡，出土了大量全新的精細白瓷產(chan) 品和各類窯具，並在窯場周圍發現了開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製瓷原料與(yu) 燃料的礦坑。”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柴平平說。

　　就蘇峪口西夏瓷窯址考古發掘的價(jia) 值，相關(guan) 專(zhuan) 家表示，首先是發現了一個(ge) 新的窯業(ye) 類型——賀蘭(lan) 窯。該窯主要生產(chan) 精細白瓷，胎白質堅，釉白溫潤，透光性強；工藝采擷兩(liang) 宋南、北各窯之菁華，原料與(yu) 燃料等均采自窯址區；文化麵貌與(yu) 審美迥異於(yu) 當時南、北各窯。這一發現填補了中國西北地區燒造精細白瓷的空白，對於(yu) 探索兩(liang) 宋時期中國製瓷業(ye) 的交流與(yu) 發展意義(yi) 重大。其次，窯業(ye) 技術獨特而高超。這是首次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區發現大規模用釉封匣缽口的裝燒技術，也是首次在瓷胎、瓷釉中發現大量使用石英的製瓷技術。

　　關(guan) 於(yu) 大家關(guan) 注的蘇峪口西夏瓷窯址是否西夏官窯，柴平平解釋說：“窯址產(chan) 品主要出土於(yu) 西夏陵、賀蘭(lan) 山西夏離宮等高等級遺址，窯址出土了‘官’字匣缽，產(chan) 品在南宋都城臨(lin) 安亦有發現，綜合以上幾個(ge) 因素，蘇峪口西夏瓷窯址與(yu) 西夏皇室關(guan) 係密切，初步認定其具有西夏‘官窯’性質。”

　　複雜的窯業(ye) 麵貌反映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的發展進程。作為(wei) 西夏瓷窯場，在北方傳(chuan) 統窯業(ye) 技術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南方湖田窯等先進的窯業(ye) 技術，創造了別具一格的窯業(ye) 類型，反映出兩(liang) 宋時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實。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23年02月27日 第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