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

　　習(xi) 近平主席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賀詞中強調：“泱泱中華，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這是我們(men) 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回望波瀾壯闊的中華文明曆史，經史子集裏書(shu) 寫(xie) 著一脈相承的文字，水墨丹青中飽含著“弦歌不絕”的期待，龜甲木牘裏蘊藏著“思接千載”的心緒。放眼今日之中國，中華文化的“一池春水”生機勃勃，神州大地升騰起“鬱鬱乎文哉”的盛大氣象。

　　本版今起推出“講述·賡續曆史文脈 譜寫(xie) 當代華章”係列人物報道，關(guan) 注那些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傳(chuan) 承者。

　　2023年9月，考古遺址研學聯盟在山西太原成立。來自良渚遺址、陶寺遺址等18處中華文明遺址的考古領隊，共話考古發掘和遺址活化利用等課題。

　　本期報道聚焦其中4位考古領隊，記錄他們(men) 躬身田野、潛心考古、薪火相傳(chuan) 的生動故事。

　　山西陶寺遺址考古領隊高江濤——

　　“考古的魅力就在於(yu) 常常有驚喜”

　　陶寺遺址位於(yu) 山西省襄汾縣，距今4300年至3900年，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四大早期都邑性遺址”之一。1978年，陶寺遺址正式開始挖掘。40多年來，大規模墓葬群、280萬(wan) 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氣勢恢宏的宮城宮殿遺址等先後被發現。

　　高江濤（見圖，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供圖）與(yu) 陶寺遺址結緣是在2003年，剛進入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生院讀博士的他，來到陶寺遺址實習(xi) 。

　　“剛來就碰到一件大事。”高江濤說。2003年，陶寺發掘出觀象台遺跡，不少考古學家對此持懷疑態度：觀象台遺跡中的觀測縫是怎麽(me) 來的？4000多年前古人的觀測點在哪裏？帶著這些問題，當時的領隊、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帶領同事進行進一步發掘……

　　有一天，高江濤在觀測台地麵上意外地發現了一道弧線，裏麵是花夯土，外麵是生土，一鏟一鏟挖下去，弧線越來越長，最終封閉成一個(ge) 大圓。繼續挖掘，最後出現了內(nei) 外4個(ge) 圓形夯土組成的台子，最裏麵的圓心跟大家推測的觀測點基本一致。“我們(men) 與(yu) 古人的想法不謀而合！”考古隊員們(men) 為(wei) 此興(xing) 奮了好幾天，“考古的魅力就在於(yu) 常常有驚喜。”

　　2012年，陶寺遺址重新勘探宮殿區，意外地發現了陶寺宮城。當時，高江濤和同事偶然下到一處衝(chong) 溝裏，發現斷崖斷麵似乎有夯土痕跡，他們(men) 順著斷崖一口氣挖掘了50多米，發現斷麵竟然全是夯土。“高度疑似內(nei) 城城牆。”高江濤回憶。

　　經過一年發掘，果然發現了四道城垣圍起的一座近13萬(wan) 平方米的宮城。“宮城的發現，證實陶寺在陶寺文化早期就有可能是一座都城。”高江濤說，這也是中國目前發現的真正意義(yi) 上的最早的宮城。

　　2013年，高江濤成為(wei) 陶寺遺址考古領隊。他走遍了陶寺的溝溝坎坎，見證了陶寺遺址很多重大的考古發現。他將陶寺遺址發掘的意義(yi) 概括為(wei) “幾個(ge) 點”：“陶寺是百年中國考古的亮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重要節點、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內(nei) 涵特質的焦點……”

　　一年有8個(ge) 多月在野外調查，常年風吹日曬，今年48歲的高江濤看起來有些滄桑。但一說起陶寺，他總是神采飛揚。“考古隊現在有12個(ge) 人，90後是主力，還有兩(liang) 個(ge) 00後，我是年紀最長的！”高江濤說，“未來，我們(men) 還要發掘陶寺遺址手工業(ye) 作坊區，探索陶寺水係布局結構。”

　　這幾年，高江濤開始更多地思考陶寺遺址的開發利用。他坦言：“陶寺遺址公園建設和文旅發展起步有點晚。”為(wei) 了讓更多人了解陶寺遺址，高江濤經常活躍在各種講座、研討會(hui) 、展覽等活動上。

　　“今天，考古的外延越來越大，隻懂考古已經做不好考古。一個(ge) 考古人，應該為(wei) 文化遺產(chan) 活化利用貢獻更多才智。”高江濤說。

　　安徽淩家灘遺址考古領隊張小雷——

　　“喜愛考古就不覺得枯燥和辛苦”

　　在安徽淩家灘遺址考古現場，總能見到這樣一個(ge) 身影。不同於(yu) 在探方裏一遍遍刮麵、劃線的其他考古工作者，他習(xi) 慣圍著探方打轉，一手摸著下巴，兩(liang) 眼緊盯前方，總是若有所思。在他看來，考古不僅(jin) 要靠體(ti) 力，更要靠腦力，“邊發掘邊思考，才能有更多令人驚喜的發現。”

　　這個(ge) 人便是淩家灘遺址第三任考古領隊、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負責人張小雷（見圖，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淩家灘遺址考古隊供圖）。2020年，淩家灘遺址被納入新一輪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工作再次啟動，36歲的張小雷被任命為(wei) 領隊。

　　高三那年，安徽蒙城尉遲寺遺址啟動發掘，得知消息後，自小喜歡曆史的張小雷，騎著自行車，奔波了100多裏路，從(cong) 家鄉(xiang) 安徽利辛縣趕到遺址現場。

　　“第一次現場看考古發掘，跟書(shu) 上講的不太一樣。”那一年高考，張小雷如願考進安徽大學曆史係，此後又考取了山東(dong) 大學的研究生。2010年研究生畢業(ye) 後，他來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

　　在第二任領隊吳衛紅主持淩家灘遺址考古時，張小雷已經參與(yu) 了相關(guan) 考古工作。在接手主持遺址考古工作後，張小雷帶領團隊對淩家灘遺址的大型紅燒土遺跡片區、外壕北段進行了發掘。

　　走進淩家灘遺址一處展示區，遠遠地就能看到搭建在西側(ce) 的白色大棚，棚中是張小雷和團隊的重要發現。“在這裏，我們(men) 共挖掘出各類器物260餘(yu) 件。”張小雷介紹。

　　考古發掘是一項精細的手藝活，需要十分的耐心。“為(wei) 了盡可能還原這裏的形成過程，剛發掘時，這裏被分割成一個(ge) 個(ge) 30×30厘米的小方格，大家數著格子，拿著小刷子、小鏟子，趴在地上清理了一個(ge) 星期，才挖了幾厘米深。”張小雷邊模仿發掘動作邊說。

　　“考古工作中最激動人心的莫過於(yu) 文物出土的時刻。”到現在，張小雷還清楚地記得發現龍首形玉器時的場景。“那是2022年4月12日下午，已經到了下班的時間，大家正在做收尾工作。隊員趙波在清理發掘現場東(dong) 北角的大口尊時，發現底部有一件玉器。”張小雷回憶，剛出土時，玉器上蓋滿了泥土。

　　繼續清理，張小雷發現這個(ge) 玉器造型非常奇特，一端陰刻成龍首形略上翹，另一端為(wei) 尖錐形。這是我國史前考古中從(cong) 未發現過的玉器形狀，而且工藝精湛。

　　張小雷常說，自己是幸運的，遇見了淩家灘。在他看來，配合基建項目的考古才是大部分考古人的常態：打點、布方、挖土、畫圖……這些基礎工作枯燥且辛苦。張小雷說，是“熱愛”支撐他一路走到今天，“喜愛考古就不覺得枯燥和辛苦”。

　　入冬後，天黑得早了，張小雷總覺得時間不夠用。忙完一天的現場考古發掘工作，扒拉幾口飯，他又匆匆地趕回辦公室。“張敬國、吳衛紅等老一輩考古工作者幾十年艱辛探索，才讓淩家灘文化展現在人們(men) 麵前，我們(men) 要繼續努力。”張小雷說。

　　山東(dong) 城子崖遺址考古執行領隊張溯——

　　“觸摸陶片，我感受到了曆史的溫度”

　　北風冷峭，在山東(dong) 濟南市章丘區城子崖遺址發掘現場，張溯（見圖，山東(dong)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握著一把手鏟，小心翼翼地刮著土層，窸窸窣窣的聲響在周圍回蕩。

　　80後張溯是山東(dong)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張溯笑言，自己是“陰差陽錯”地與(yu) 考古結了緣。

　　“起初報考的是山東(dong) 大學中文係，結果被調劑到考古專(zhuan) 業(ye) 。在文學和影視作品中，考古過程跌宕起伏、生動有趣，實際上考古工作很平淡、枯燥。”張溯說。

　　為(wei) 何能堅持？“從(cong) 書(shu) 本走向實踐，興(xing) 趣油然而生。”張溯說，“上課時，老師用粉筆在黑板上畫出一件件文物；大三實習(xi) 時，我來到濟南月莊遺址，觸摸陶片，我感受到了曆史的溫度。”

　　橫貫齊魯大地的齊長城，沿泰沂山脈迤邐而行。2008年，山東(dong) 啟動“齊長城資源調查項目”，剛參加工作不久的張溯參與(yu) 其中。

　　“老鄉(xiang) 們(men) 稱當地的齊長城為(wei) ‘野長城’。上山的路滿是荊棘，隻能請老鄉(xiang) 在前邊拿著鐮刀幫忙開路，我們(men) 背著二三十斤的物資翻山越嶺。”張溯回憶，有一次野外勘查，突然下起大雨，隻能臨(lin) 時返程。一行人走到一處山澗，蹚著水前進，水淹沒了膝蓋，還隱約聽到了狼嚎，“一顆心提到了嗓子眼兒(er) ，從(cong) 中午一直走到夜裏12點，才走出山。”

　　曆經一年時間，張溯與(yu) 同行隊員基本厘清了齊長城泰沂山段的長度、路線、建築方式、保存狀況。“正所謂‘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wei) 目的，而不視為(wei) 手段而後可’，當發表出學術成果，我才讀懂了這句話的含義(yi) 。”張溯說。

　　在張溯看來，考古發掘就像“開盲盒”。“由於(yu) 每一處遺址的具體(ti) 情況都不一樣，有時確實能開出‘驚喜’，但是，過程是漫長的，必須要有一種甘坐冷板凳的執著。”張溯說。

　　以城子崖遺址為(wei) 代表的龍山文化，是繼仰韶文化之後我國新石器考古的又一大重要發現。目前，城子崖遺址已進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海岱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項目，張溯擔任此次發掘的考古執行領隊。

　　“發掘是在城址北部，遺址地層疊壓關(guan) 係複雜、密度大。站在探方裏，就像看一處複雜的微縮景觀。”張溯介紹，這兩(liang) 年，他們(men) 耐下心來、抽絲(si) 剝繭，細致分析每一個(ge) 堆積單位究竟是怎麽(me) 形成的、有何特征，疊壓打破關(guan) 係是怎樣的，再根據堆積特征和出土陶片分析其年代……

　　城子崖遺址發掘的另一難點，在於(yu) 涉及多學科知識。張溯不但從(cong) 書(shu) 本中學，還會(hui) 外出“拜師”學習(xi) 。在工作中，張溯結識了一名山東(dong) 大學在讀博士，恰巧在章丘區焦家遺址工作。“我會(hui) 向他請教地理方麵的知識，他也常來找我，探討對比兩(liang) 個(ge) 遺址的不同點。”張溯說。

　　“考古就是讓我們(men) 看見曆史的那雙‘眼睛’，讓我們(men) 明白人類是如何從(cong) 漫漫曆史長河中行進至此。正因如此，才有了一代代考古人躬身田野、接續奮鬥。”張溯說。

　　甘肅臨(lin) 潭齊家文化遺址考古領隊毛瑞林——

　　“撥開層層黃土，揭開古代文明真容”

　　牆角立著洛陽鏟，桌上堆滿考古報告，連電腦桌麵也是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發掘舊照……一進毛瑞林（見圖，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辦公室，“考古”的氣息撲麵而來。

　　毛瑞林是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從(cong) 事考古工作30多年。1986年夏，在老家甘肅渭源縣，剛剛參加完高考的毛瑞林填報了吉林大學考古係。彼時，黃土高原的小縣城，考古學鮮有人知。

　　千裏求學，第一堂專(zhuan) 業(ye) 課，毛瑞林卻有些失望——學習(xi) 認石頭。幾堂課下來，毛瑞林發現，認石頭是辨別石器類型、加工方式、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等概念的重要方式。此後4年，他課上勤學，課下勤練。一把洛陽鏟，用得嫻熟。“裝載”完技能，毛瑞林被分配回了甘肅。在甘肅，年輕的毛瑞林正好趕上了懸泉置遺址發掘。

　　懸泉置位於(yu) 今天甘肅瓜州縣和敦煌市交界的戈壁上，是漢朝官員西出陽關(guan) 、西域使者東(dong) 進長安的中轉站。當時的發掘現場，無房屋、沒餐廚，回敦煌市區的車一天隻有一趟，單程兩(liang) 個(ge) 小時。

　　“不怕生活條件苦，就怕沒考古發現。”回想當年，毛瑞林不無感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掘，一無所獲。

　　繼續堅持，轉機終於(yu) 出現。當發掘到30厘米左右時，現場發現了絲(si) 綢殘片、青銅器殘片、鐵器殘片等文物。再向下，成果驚人，懸泉漢簡問世了。“一天就出土了1000多枚。”毛瑞林興(xing) 奮地說。

　　深埋兩(liang) 千多年的漢簡被挖出時，沾著一層沙土。“不能水洗，見水簡廢。”毛瑞林說，必須用小毛筆一層一層刷，用牙簽一點一點剔。他和同事白天挖掘，晚上清理。考古隊返回蘭(lan) 州休整，毛瑞林獨自留守。大漠戈壁，隻他一人。白天，深入懸泉溝，勘察古人走過的路；晚上，仔細研究漢簡，感受漢代的曆史餘(yu) 韻。

　　曆時兩(liang) 年，毛瑞林和同事一起，叩開了懸泉置關(guan) 閉千年的大門，證實了古絲(si) 綢之路的繁盛。2014年6月，懸泉置遺址被列入《世界遺產(chan) 名錄》。

　　此後，毛瑞林每年都有七八個(ge) 月在考古發掘現場度過。2008年7月，毛瑞林帶隊發掘臨(lin) 潭磨溝齊家文化遺址，“當時正值盛夏，烈日高懸，熱浪灼人，我們(men) 撥開層層黃土，揭開古代文明真容。”

　　毛瑞林說，經過10多年不間斷的工作，目前共發掘清理麵積約1萬(wan) 平方米、墓葬1700餘(yu) 座，出土石器、骨器、鐵器等不同質地隨葬器物約1萬(wan) 餘(yu) 件（組）。

　　“石器和骨器是當時的主要生產(chan) 工具，大量出土不足為(wei) 奇。”毛瑞林說，令人驚歎的是，出土了金耳飾和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鐵器。“這說明，齊家文化分布區是古代中國早期文明中冶金術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考古發掘出的遺跡遺物，可廓清曆史脈絡、‘證經補史’。”毛瑞林說，近年來，考古學越來越受到關(guan) 注，這是考古工作之幸、考古人之幸，“若再回當年，還學考古。”

　　《 人民日報 》（ 2024年01月13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