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為(wei) “千年之城”探尋燕文化蹤跡

　　雄安新區南陽遺址考古發現南城門，勾勒出該城址基本平麵布局係統

　　為(wei) “千年之城”探尋燕文化蹤跡

　　南陽遺址，是雄安新區考古最早啟動之地，被寄予探尋文化根脈之厚望。

　　“我們(men) 找到了南城門。”1月12日上午，站在厚實的遺址上，南陽遺址考古隊項目負責人雷建紅指著不遠處的一塊區域對記者說。

　　京津冀，山水相連、文脈相通。2024年伊始，京冀兩(liang) 地文物部門率先聯合開展黨(dang) 組理論學習(xi) 中心組集體(ti) 調研活動，把其中一個(ge) 重要的地點選在了雄安新區南陽遺址。

　　“雄安考古，有一個(ge) 重大課題，就是進一步尋覓、梳理、發掘和印證為(wei) 中華文明注入‘慷慨悲歌’氣質的燕文化源流。”雷建紅說，燕文化內(nei) 涵豐(feng) 富，三千餘(yu) 年賡續不斷。燕文化圈的範圍主要包括今京津冀三地。北京琉璃河遺址、河北燕下都遺址、天津張家園遺址等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分別從(cong) 不同時空印證著燕文化的複雜性與(yu) 統一性。而雄安新區南陽遺址，更是被寄予厚望。

　　史載，燕曾五次遷都。春秋初期，受北部山戎入侵，燕桓侯徙於(yu) “臨(lin) 易”，戰國中期燕文公遷“易”。然而，“臨(lin) 易”和“易”地望位置仍爭(zheng) 議很大。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南陽村西北有村民挖出東(dong) 周時期銅鼎、銅壺等器物，陰刻“右征尹”“西宮”等銘文；隨後，南陽村周圍陸續發現“燕王職戈”、銅鑿及大量刀幣……均顯出燕國風格，其地理位置也與(yu) 史書(shu) 所載“臨(lin) 易”和“易”相近。

　　“幾年來，我們(men) 和全國文物考古工作者共同努力，為(wei) 千年古城探尋文化根脈，進一步豐(feng) 富燕趙文化和中華文明的內(nei) 涵。”雷建紅說。自2017年7月起，考古工作者對南陽遺址及其周邊區域展開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數年考古發掘，已基本確定南陽遺址是迄今雄安新區發現的最早城址，其主體(ti) 文化遺存是東(dong) 周至漢代的燕文化，主要文化內(nei) 涵為(wei) 大小兩(liang) 座戰國城址，總體(ti) 呈“凸”字形。

　　然而，框定城址大小、明確文化內(nei) 涵，隻是城址考古的第一步。雷建紅說，城址考古具有特殊性，非常考驗耐性和想象力。比如，作為(wei) 城址的南陽遺址，其城市布局和城內(nei) 道路係統如何？

　　城址考古中，門的確定，往往意味著平麵定位和節點突破——

　　第8發掘地點，位於(yu) 南陽遺址戰國大城南部。以往勘探顯示，此處夯土城垣分布不連續，出現缺口，懷疑為(wei) 南城門。2023年4月至12月，雷建紅帶隊在此開啟發掘。發現各類遺跡50處，其中夯土城垣1段、灰坑25座、灰溝4條、路5條、瓦棺葬1座、土坑墓葬11座、窯2個(ge) 、踩踏麵1處。出土各類可修複器物15件，包括銅、陶、瓷、玉器等，另出土錢幣6枚、銅鏃22枚、銅帶鉤2枚、印文陶片1片……

　　“在南城牆中部斷缺處，發現多條不同時期疊壓的道路，其中L12為(wei) 漢代，L13為(wei) 戰國，L13下即為(wei) 次生土，基本確定此處是大城南城門。”雷建紅說，此次大城南城門位置及城門附屬道路的確定，填補了城市南部路網係統的缺環，結合2020年發現的大城西城門位置及城門附屬道路，二者共同為(wei) 探索整個(ge) 城址道路網格、城市平麵格局演變提供了重要參考。至此，以城門為(wei) 坐標、道路為(wei) 骨幹，考古工作者劃分出該城址內(nei) 部主要功能區域，勾勒出城址基本平麵布局係統。

　　“城門，是城址的重要出入口。兩(liang) 個(ge) 門先後確定，這個(ge) 城址就鮮活明晰起來，對研究白洋澱地區城市化進程及燕文化形成發展意義(yi) 重大。”雷建紅告訴記者，不久前，首屆京津冀考古論壇在京舉(ju) 辦。他曾把相關(guan) 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提交給大會(hui) ，與(yu) 京津冀考古界同仁們(men) 分享交流。正是在這次論壇上，燕文化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京津冀八家單位就共同推動燕文化考古、研究和遺址保護利用等達成合作。對於(yu) 南陽遺址考古，乃至整個(ge) 雄安新區考古和研究來說，前景值得期待。（記者龔正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