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科學院院士名單中，席澤宗是為(wei) 數極少的科學技術史院士。在82年的人生曆程中，他留下了等身著作。他曾牢記老師葉企孫的一句話：“寫(xie) 文章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一篇文章30年以後還站得住，才算過得硬。”

　　2021年10月，在席澤宗離開後的第13年，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陳久金主編的《席澤宗文集》（共六卷），文集記錄了席澤宗一生中最輝煌的科研成就和最曲折的人生旅程。不久前，文集出版座談會(hui) 在席澤宗曾經工作過的地方——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召開。座談會(hui) 上，席澤宗波折而堅韌的人生在人們(men) 的記憶中閃耀……

　　命運與(yu) 掙紮

　　“這本書(shu) 是32開本，也不厚，竟決(jue) 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1927年6月9日，山西省垣曲縣城一個(ge) 席姓家庭迎來了第十個(ge) 孩子。在此之前，家裏的九個(ge) 孩子都夭折了。順延著以“宗”字為(wei) 男孩取名的習(xi) 慣，他們(men) 給這個(ge) 孩子取名席澤宗。

　　作為(wei) 家裏的獨子，席澤宗出生後的十年，是安逸平靜的十年。在私塾裏學會(hui) 了國文和算術，每天晚飯過後他就幫著父親(qin) 席文濬對賬。他一邊念，父親(qin) 一邊拿著紅筆在賬上畫圈。直到1941年1月，父親(qin) 的離世讓14歲的席澤宗早早地接過了管家的重任，往日的安逸和平靜也因日本空降部隊的到來而終結。

　　1941年5月30日，端午節，席澤宗被荷槍實彈的日本兵從(cong) 家中押走去做民夫，因為(wei) 走在最後一個(ge) ，他半路溜進麥田逃回住處。喜出望外的席母忍痛將他送離淪陷區。在口述自傳(chuan) 中，席澤宗說：“這次被抓民夫是改變我命運的關(guan) 鍵。如果沒有這件事發生，我就可能長期在垣曲縣過我的地主生活了。”

　　離家的席澤宗來到抗日大後方學習(xi) 和生活，就讀於(yu) 遷到蘭(lan) 州的西北師範學院附中。那是個(ge) 讀書(shu) 氛圍濃厚的學校，學生們(men) 除了做好功課外，還競讀各種課外書(shu) 籍。“最讓我感興(xing) 趣的一本書(shu) ，是張鈺哲的《宇宙叢(cong) 談》。這本書(shu) 是32開本，也不厚，竟決(jue) 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在它的影響下，我找了更多的天文學書(shu) 籍來讀……打算高中畢業(ye) 後學習(xi) 天文學。”席澤宗在口述自傳(chuan) 這樣說。

　　1947年，高中畢業(ye) 後的席澤宗不顧家族成員反對，考入中山大學天文係。在那裏，他接受了專(zhuan) 業(ye) 的天文學訓練。沒有經濟來源，他就靠著勤工儉(jian) 學和撰寫(xie) 科普文章掙稿費。1950年夏天，受中央文化部科學普及局委托，席澤宗開始撰寫(xie) 他的第一本科普著作《恒星》。這本書(shu) 在1952年由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約5萬(wan) 字，行銷3000餘(yu) 冊(ce) 。

　　抉擇與(yu) 成名

　　“對於(yu) 這些反響和評價(jia) ，我起初都沒有預料到”

　　從(cong) 天文學係畢業(ye) 後的席澤宗未曾想到，自己並未研究天文物理，而是去研究了天文學史。那是一段既偶然又必然的經曆。

　　1953年，中科院派遣代表團到蘇聯訪問，當時莫斯科大學史登堡天文學研究所教授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希望中科院幫助調查有關(guan) 中國古代新星和超新星資料。之後，他請蘇聯科學院天文學史委員會(hui) 主席庫裏考夫斯基給中科院寫(xie) 信再次提出了這一希望。主管編譯局的中科院時任副院長竺可楨收到了信，但由於(yu) 事務太忙無法親(qin) 自做。他把這項工作交給了畢業(ye) 後就被分配到編譯局工作、有著天文學研究背景的年輕人席澤宗。

　　為(wei) 了完成這項工作，席澤宗閱讀了《二十四史》中的《天文誌》等相關(guan) 科學史典籍，遇到不能解決(jue) 的問題時向竺可楨請教。在研究的過程中，剛成立不久的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hui) 計劃在曆史研究所第二所成立自然科學史組。於(yu) 是，席澤宗遇到了科研生涯的“十字路口”：是去自然科學史組研究天文學史，還是做天體(ti) 物理研究？席澤宗回憶，當時，張鈺哲又一次對他產(chan) 生了決(jue) 定性影響。

　　張鈺哲告訴席澤宗：“一個(ge) 人隻要選定一個(ge) 專(zhuan) 業(ye) 努力去幹，日後終會(hui) 有成就。盡管天體(ti) 物理重要，但天文學界不能人人都去研究它。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大國，應該有人研究天文學的各個(ge) 分支，並且都要做出成績。”

　　1955年12月，走上天文學史研究道路的席澤宗在《天文學報》上發表了論文《古新星新表》。蘇聯和美國天文學界很快將其譯為(wei) 俄文和英文。1965年，他又和同事薄樹人合作發表了《古新星新表》的補充修訂表。

　　兩(liang) 份星表係統整理了自公元前14世紀至1700年古文獻中的相關(guan) 記錄，成為(wei) 20世紀下半葉研究宇宙射電源、脈衝(chong) 星、中子星、γ射線源和X射線源的重要參考文獻。很多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都利用兩(liang) 份星表尋找射線源與(yu) 星雲(yun) 的對應關(guan) 係，研究恒星演化的過程和機製。其中尤以1054年超新星記錄研究與(yu) 蟹狀星雲(yun) 的對應關(guan) 係最為(wei) 突出，中國曆史記錄為(wei) 恒星通過超新星爆發最終走向死亡找到了實證。

　　“對於(yu) 這些反響和評價(jia) ，我起初都沒有預料到。”席澤宗在口述自傳(chuan) 中說。從(cong) 此，在國際天文學界，“席澤宗”三個(ge) 字便與(yu) 超新星聯係在一起。

　　浴火與(yu) 重生

　　“由於(yu) 不顧上級的命令，仍然搞業(ye) 務，我受到猛烈的批評”

　　1957年元旦，中科院成立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後來發展成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以下簡稱科學史所），這是我國第一個(ge) 綜合性科學史研究機構。席澤宗是最早在編的8位開創者之一。但此後，受政治運動影響，科研工作舉(ju) 步維艱。

　　在口述自傳(chuan) 中，席澤宗提到，“由於(yu) 不顧上級的命令，仍然搞業(ye) 務，我受到猛烈的批評。”可即便被批評，他依然保持著對天文學史研究的熱愛，並做出了耀眼的成果。

　　1963年，席澤宗依靠嚴(yan) 密的邏輯推理，否定了“王錫闡是世界上首次預先推算金星淩日之人”的“定論”，推翻了原本屬於(yu) 中國的“世界第一”。1964年，他發表《宇宙論的現狀》，成為(wei) 國內(nei) 第一篇評價(jia) 西方當代宇宙學的文章。1966年，他證認出敦煌卷子S3326全圖共有1359顆星，而敦煌卷子S3326被視為(wei) 世界上現存最古老而且星數最多的星圖。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shu) 出土，他立刻開始了對帛書(shu) 中《五星占》的考釋和研究，不久又發表了對帛書(shu) 中彗星圖的研究，這些成果至今仍是研究馬王堆帛書(shu) 中天文學史料的必讀文獻。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hui) 、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相繼召開，中國科學技術史事業(ye) 開始蓬勃發展，席澤宗的事業(ye) 也終於(yu) 回到正軌並步入黃金時期。

　　在中科院哲學社會(hui) 科學部獨立成為(wei)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後，他和眾(zhong) 多同仁倡議，將科學史所劃歸中科院。從(cong) 1978年起，席澤宗擔任科學史所古代史研究室主任，並籌建了該所的近現代史研究室。1983年至1988年，席澤宗擔任科學史所所長。這段時間肩負行政職責的席澤宗仍然勤奮地做研究，撰寫(xie) 了大量有影響的論文。其中，1981年，他通過推理和實驗，證明早在戰國時期我國天文學家甘德就發現了木衛，比伽利略早近2000年，這一研究也成為(wei) 我國最早開展的實驗天文史學研究。

　　1984年，席澤宗成為(wei) 中國天文學史專(zhuan) 業(ye) 第一個(ge) 博士生導師。到1991年，席澤宗的學術活動已經進行了整整40年，這一年他當選中科院院士。他的開門弟子、如今的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教授江曉原為(wei) 他帶去了一份別出心裁的祝賀“禮物”——他的研究生鈕衛星。

　　2004年秋天，成為(wei) 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的鈕衛星收下了開門弟子李輝。3年後，席澤宗、江曉原、鈕衛星、李輝“四代人”拍下了一張珍貴的合影。席澤宗在口述自傳(chuan) 中說：“他（江曉原）已成為(wei) 國內(nei) 天文學史領域的著名學者，並擔任博士生導師多年了。而且，他指導的博士生鈕衛星也帶碩士研究生了。”

　　晚年與(yu) 堅守

　　“我還有一個(ge) 遺憾”

　　直至晚年，席澤宗一直在堅持研究工作。作為(wei)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首席科學家之一，他不僅(jin) 總領天文學專(zhuan) 題，還在組織、引領整個(ge) 團隊的多學科合作中發揮巨大的作用。

　　席澤宗帶領團隊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取得了諸多天文學成果：通過“天再旦”確定了懿王元年為(wei) 公元前899年；根據“歲鼎克昏”確定武王克商年為(wei) 公元前1046年；通過五次月食確定了商王武丁在位年代為(wei) 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這些研究成果有力地支撐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將中國的曆史紀年向前推進800餘(yu) 年。

　　同時，他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否定了“三焰食日”的記錄為(wei) 日食，澄清“食日”是清晨到午餐前的一個(ge) 時間段。這一否定使中國擲掉了“最早的日食記錄、最早的日珥記錄、最早的日食和水星並見記錄”三項“世界冠軍(jun) ”，也有力地回擊了國際上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是搞“民族主義(yi) ”的汙蔑。

　　在席澤宗的口述自傳(chuan) 中，他將自己的成果簡單地歸結為(wei) 九項：研究曆史上的新星和超新星，考證甘德發現木衛，鑽研王錫闡的天文工作，考訂敦煌卷子和馬王堆帛書(shu) ，撰寫(xie) 科學思想史，晚年承擔三個(ge) 國家級的重大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清史·天文曆法誌》和《中華大典》自然科學類典籍的編撰出版。

　　2007年8月17日，經國際天文學聯合會(hui) 小天體(ti) 命名委員會(hui) 批準，獲得國際永久編號的第85472號小行星，被命名為(wei) “席澤宗星”。

　　走到人生終點前，席澤宗說自己“還有一個(ge) 遺憾”——沒能撰寫(xie) 一本英文的中國天文學史專(zhuan) 著。“由於(yu) 視力不好，我隻能借助放大鏡，為(wei) 了應付個(ge) 差事，撰寫(xie) 個(ge) 短篇文章；要幹大事，撰寫(xie) 長篇書(shu) 稿，已經不行了！”

　　席澤宗2008年12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在他離開後的第13年，《席澤宗文集》（共六卷）正式出版。在出版座談會(hui) 上，手邊放著六卷墨綠色的文集，席澤宗的女兒(er) 席紅感慨：“至今整整十三年，十分想念。”

　　她緩緩念出遠在國外的哥哥席雲(yun) 平為(wei) 父親(qin) 寫(xie) 的詩：“書(shu) 山有路覓天精，史海無涯欲理清。混沌初開科技史，穀峰一路盡心傾(qing) 。敦煌馬王思殘卷，木衛新星考浩經。斷代夏商論宇宙，化為(wei) 天上一顆星。”

　　《中國科學報》 (記者 倪思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