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小說的審美體(ti) 驗，既可能是來自金聖歎所言的“節節生奇，奇不盡不止；層層追險，險不絕必追”的傳(chuan) 奇快感，也可能是沉浸於(yu) “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瑣碎談資所散發出來的多樣趣味。無論當下的視聽媒介如何發達，小說敘事作為(wei) 一種不可或缺的“故事母本”，其描繪世界存在的種種“敘事之鏡”，將源源不斷地提供種類龐雜的故事、形象與(yu) 主題。叩問小說、辨析小說藝術的審美體(ti) 驗對於(yu) 讀者的影響，為(wei) 的是更明晰地探秘小說敘事作為(wei) 一種“審美軟實力”的內(nei) 在特性，從(cong) 而為(wei) 小說創作與(yu) 閱讀兩(liang) 方麵提供潛在的理論支持。

　　　優(you) 秀小說著力塑造讓讀者“認出”的典型人物，從(cong) 而認識自我和他人

　　路遙《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孫少平進城後，自言進城“也沒有能拍打淨我身上的黃土”。這“身上的黃土”造就的身份底色，讓主人公與(yu) 城市的關(guan) 係在排斥與(yu) 接受之間反複震蕩。這種震蕩所造就的一係列境遇，成就了孫少平這一人物的“典型性”：作為(wei) 個(ge) 體(ti) ，孫少平是特殊的、個(ge) 別的，但這一個(ge) 別形象卻與(yu) 一個(ge) 龐大人群的“精神共相”相通。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逐步加速，越來越多的鄉(xiang) 下人進城，青年讀者可以在與(yu) 孫少平這一形象的相遇中“認出”自己。

　　優(you) 秀小說作品最起碼的審美創造，是塑造讓讀者“認出”的典型人物。這種“認出”，不僅(jin) 包括“認出”與(yu) 自我相似的人物形象，而且包括自我世界之外的眾(zhong) 多他人形象。

　　現代小說的一個(ge) 重要使命，即探索小說人物如何認識自我和他人。現代小說強化了人物心理認識的敘事機製，由此窺見人物深不可測的心理動機與(yu) 瞬息萬(wan) 變的感知躍動，並從(cong) 中發現人物與(yu) 社會(hui) 之間數不清的關(guan) 聯、衝(chong) 突與(yu) 和解。

　　現代小說所提供的“我是誰”“我是否有價(jia) 值”“我是否值得被關(guan) 切”等關(guan) 於(yu) 人物身份與(yu) 情感歸屬的敘事內(nei) 容，讓讀者在誌向、習(xi) 性、趣味、氛圍、言語等方麵不斷“認出”自我與(yu) 某一小說人物的共同點，甚至發現通過小說人物才可能更好地了解自我。小說人物的困惑與(yu) 苦惱、喜愛與(yu) 向往所引發的持續強烈的思想情感共鳴，從(cong) “認出”到認同，是讀者生成“審美歸屬感”的一個(ge) 重要途徑。

　　19世紀以來強大的現實主義(yi) 傳(chuan) 統，讓現代小說更傾(qing) 向於(yu) 通過社會(hui) 環境的刻畫賦予人物以飽滿的心理動機和可信的命運軌跡。小說中，“我”的故事總是與(yu) 他人的故事混雜在一起，“認出”更多的他人，便可能“認出”主人公思想情感的關(guan) 係圖譜。再者，經由小說認識各類“他人”，熟悉“他人”的生命形態，避免隻認可與(yu) 自我相似人物的美學偏狹，這既能開闊審美的視野，更能賦予閱讀過程“審美歸屬感”以更強大的包容力與(yu) 開闊性。這樣的閱讀，與(yu) “我”共鳴，也與(yu) “他人”共情。如此，才可能為(wei) 文化共同體(ti) 中各種各樣“他人”的故事、命運與(yu) 思想情感所打動，方能建構更具廣泛性的“審美歸屬感”。

　　以當代中國作家塑造的係列農(nong) 民形象為(wei) 例。從(cong) 曆史維度看，從(cong) 《鍛煉鍛煉》的“小肚疼”“吃不飽”，《李雙雙小傳(chuan) 》的李雙雙、孫喜旺，到《創業(ye) 史》的梁生寶、梁三老漢，《山鄉(xiang) 巨變》的劉雨生、亭麵糊，直至新時期《陳奐生上城》的陳奐生、《人生》的高加林，以及《平凡的世界》的孫少平、孫少安。這些人物的命運與(yu) 思想情感都帶著鮮明的時代烙印，讀者可以從(cong) 中“認出”自我或“認出”他人。這種“認出”的審美體(ti) 驗，讓讀者具體(ti) 而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一個(ge) 更宏大的共同體(ti) 中的一部分。一係列“典型人物”的塑造與(yu) 傳(chuan) 播，讓20世紀不同時期的中國作家與(yu) 讀者都成為(wei) 文化共同體(ti) 的參與(yu) 者。魯迅借筆下的阿Q形象喚醒國人，沈從(cong) 文塑造翠翠展示至美的鄉(xiang) 野想象，柳青刻畫梁生寶以推崇集體(ti) 的力量，20世紀以來中國現代小說一係列人物形象的創造，都在吸引著千千萬(wan) 萬(wan) 的讀者積極參與(yu) 中華文化共同體(ti) “審美歸屬感”的建構。

　　　優(you) 秀小說的人物形象、情境描繪與(yu) 氣氛審美，可以成為(wei) 集體(ti) 文化記憶

　　英國文學理論家盧伯克在著作《小說技巧》裏寫(xie) 到，托爾斯泰《戰爭(zheng) 與(yu) 和平》中的青年人形象不僅(jin) 為(wei) 特定的時代而存在，而且具備了跨時代的文學記憶。他說：“那些青年人，容貌與(yu) 才能，心情與(yu) 脾氣，都各不相同，但都和各時代、各地方的青年一樣富有青春活力——故事有了他們(men) 就立刻顯得熱鬧活躍。”“皮埃爾、安德烈、娜塔莎以及他們(men) 中間其餘(yu) 的人，都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兒(er) 女；他們(men) 中間任何一個(ge) 人身上都沒有一點不屬於(yu) 一切時代的。”的確，《戰爭(zheng) 與(yu) 和平》作為(wei) 一部世界經典廣泛傳(chuan) 播，其所塑造的青年人形象，既屬於(yu) 某個(ge) 特定的年代，又作為(wei) 文化記憶的形象符號跨越時代和地域，以“青年化身”的文學形象進入人們(men) 的日常閱讀視野。世界名著中的堂吉訶德、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等人物亦跨越國界，成為(wei) 某種性格特征的“代言人”融入閱讀者的文化記憶之中。

　　同樣，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三國演義(yi) 》《水滸傳(chuan) 》所塑造的一係列人物形象亦通過當代讀者的閱讀活動“活在當下”。林黛玉、賈寶玉、薛寶釵、諸葛亮、關(guan) 羽、張飛、魯智深、林衝(chong) 等文學形象，已經成為(wei) 中華文化中某種個(ge) 性、某種氣質的感性符號。他們(men) 雖是紙上的文學人物，卻始終是我們(men) “心靈的朋友”，塑造著中國讀者的文化心智。當我們(men) 指認某人多愁善感的氣質像林黛玉或某人重然諾如關(guan) 雲(yun) 長時，我們(men) 不必複述林黛玉的故事或關(guan) 羽的傳(chuan) 奇，黛玉就是癡情執著的文化記憶，關(guan) 公就是義(yi) 薄雲(yun) 天的中華符碼。

　　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是文化記憶的感性代碼，小說敘事中的情境、氣氛亦具備了“文化喚醒”價(jia) 值。以汪曾祺小說為(wei) 例：《受戒》中，“大英子繡的三雙鞋，三十裏方圓都傳(chuan) 遍了。很多姑娘都走路坐船來看”。為(wei) 了大英子“亂(luan) 孱”繡花針法，姑娘們(men) 可以跑三十裏地來“圍觀”，如此的閑情逸致，是追求效率和速度的工業(ye) 化消費社會(hui) 難以想象的生活情境。汪曾祺用小說審美為(wei) 當代讀者保留了風雅與(yu) 俗趣混雜互滲的“古舊”縣城的文化記憶。在高郵縣城的敘事博物館裏，走動著戴車匠、連老板、王二、張漢軒、王寶應、八千歲、王四海等人物，他們(men) 的生活與(yu) 小城命運息息相關(guan) ，演繹著汪曾祺所言的“氣氛即人物”的各類風俗畫麵。汪曾祺的私人審美記憶，通過閱讀，其情境描繪與(yu) 氣氛審美已經成為(wei) 一種集體(ti) 文化記憶，為(wei) 文化共同體(ti) 成員理解既往與(yu) 當下提供具象化的記憶資源。

　　小說敘事審美的藝術表達，其文化記憶的功能不是通過紀念碑、博物館、圖書(shu) 館、檔案館這樣的實體(ti) 建築物來維護與(yu) 傳(chuan) 承記憶，而是通過故事、氛圍、語言、趣味、習(xi) 性、格調等感性敘事為(wei) 一段文化時空來承載記憶，形成其跨越時空的“記憶之場”。小說作品以“知之”，更以“好之”“樂(le) 之”的感性魅力，以其獨特而珍稀的敘事審美記憶融入當下的文化場域，建構文化共同體(ti) 的興(xing) 味、美感與(yu) 境界。

　　隻有深沉而開闊的藝術境界，才能讓小說形成引領性的精神力量

　　小說塑造人物，描摹氣氛，終究是要成就一部敘事作品的風神氣度。藝術境界的高低，對小說的風神氣度有著不可低估的內(nei) 在影響。隻有深沉而開闊的藝術境界，才能讓小說形成引領性的精神力量。

　　唐代詩學理論出現了以《二十四詩品》為(wei) 代表的以境顯理的“境界式批評”。通過境界來衡量詩歌作品在人生領悟、曆史洞察或宇宙感受等諸方麵的差異性品格。詩情緣境生，詩理緣境發，詩歌的“境界式批評”多是通過物境與(yu) 心境的關(guan) 聯來品鑒藝術境界的高低。小說的藝術境界除了物境與(yu) 心境，更要通過一係列的遭遇敘述即人物的命運變幻顯現主人公的胸襟氣象。小說的藝術境界呈現是逐步展開的，這一過程與(yu) 故事、性格、言語、行為(wei) 、心理活動特別是人物命運處境連續性變化相伴隨。

　　金聖歎評點《水滸傳(chuan) 》各色人物，所謂“上上人物”“上中人物”“中上人物”“中下人物”等細分，這是中國美學傳(chuan) 統中以人物品藻來評判審美對象的風習(xi) 在小說評點中的具體(ti) 運用。《水滸傳(chuan) 》中武鬆與(yu) 石秀的故事頗有相似之處。金聖歎感歎武鬆受了冤屈“落落然受之，並不置辯”，這樣的英雄“如冰如玉”，石秀則“一片精細，滿麵狠毒”。“務必辯之：背後辯之，又必當麵辯之。”這是金聖歎的高明之處，他不是通過英雄的膂力，而是通過英雄受委屈後的態度指出他們(men) 精神氣象的落差與(yu) 處世格局的分野。這樣的小說評點，事實上是以人格境界來判分審美境界。

　　更具超越性精神的《紅樓夢》則以深情與(yu) 苦痛中所隱藏著的人生大謎來成就整部小說的藝術境界。大觀園的繁華無限、青春笑語的情境背後，是揮之不去的生命天問，令人肅然，仿佛天地間有超然巨眼，正凝視《紅樓夢》中這群小兒(er) 女的命運。晴雯這樣女仆的死亡，賈寶玉亦表現出無差別的大悲哀和大痛惜。其中，深藏著對情義(yi) 的大執著。正是這超然眼界與(yu) 無邊悲憫的融合，讓《紅樓夢》的小說天地具備了王國維所言“宇宙的”“哲學的”藝術境界。

　　中國當代小說創作對藝術境界的自覺追求同樣值得矚目。以王安憶的小說為(wei) 例。探尋城市中人與(yu) 時代的關(guan) 係，始終是王安憶小說的重要主題。她筆下的都市普通人，無論是《富萍》中從(cong) 鄉(xiang) 下到城市討生活的女主人公，還是《流水三十章》《桃之夭夭》中從(cong) 城市走入鄉(xiang) 野又回到都市的女青年，抑或是《考工記》中與(yu) 城市一座老宅相伴隨的小學教師，他們(men) 的命運總是要接受時代浪潮的不斷考驗。大跨度的時間變幻，不同形態的空間銜接，王安憶筆下的人物無論處於(yu) 曆史的浩蕩激情還是靜水深流中，他們(men) 的愛情、友情、親(qin) 情，以及職業(ye) 、居所等總是麵臨(lin) 著何去何從(cong) 的艱難選擇。如此，這些主人公需要在日常生活的層麵上不斷應答命運難題。由於(yu) 這種應答皆來自日常生活的感性層麵，王安憶許多作品的主人公所表現出的孤獨堅守、負重致遠的氣質麵貌與(yu) 人格境界，不但是可信的，更是可親(qin) 近的。小說中的主人公的精神境界，不是在書(shu) 齋裏想象來的，而是在與(yu) 那麽(me) 多平凡的“他人”同命運共呼吸的日常生活與(yu) 工作中，逐步形成對城市和個(ge) 體(ti) 曆史的判斷、感悟與(yu) 詩意的遐想。

　　當代小說創作，特別是長篇小說創作，不但需要出色的故事、人物與(yu) 結構，更需要經由複雜乃至艱難的經曆與(yu) 思考後，呈現主人公高逸人格與(yu) 開闊胸襟。經曆時代浪潮拍打之後所拓展開來的人格與(yu) 境界，才可能形成獨特的神情氣韻，進而召喚當代閱讀者的“審美歸屬感”，塑造新的文化記憶。當代小說創作以境界為(wei) 旨歸，方能既有充實的內(nei) 容，又顯智慧的穿透力，既有敘事的精度，更有精神氣象的廣度、深度與(yu) 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