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歡歡（山東(dong) 大學文化遺產(chan) 研究院副教授）

　　兩(liang) 河流域南部的蘇美爾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城邦文明，其發現和認定，是考古學發出“如何認定文明”這一世紀之問的肇始，也是西方學者辨識文明、歸納文明要素的重要基點。

　　19世紀中葉，被譽為(wei) “亞(ya) 述學之父”的英國學者羅林森成功釋讀貝希斯敦銘文，人們(men) 意識到兩(liang) 河流域存在比古巴比倫(lun) 更早的文明。1877年，兩(liang) 河流域南部的泰羅赫遺址出土拉伽什第七任長官古迪亞(ya) 帶銘文的雕像和泥板文書(shu) ，確認這就是《聖經》中記載的蘇美爾城拉伽什，揭開了蘇美爾文明研究的序幕。1931年，學界建立“歐貝德時期—烏(wu) 魯克時期—捷姆德特·那瑟爾時期”的前王朝序列。同年，烏(wu) 魯克遺址埃安娜神廟出土大量原始楔文泥板，為(wei) 蘇美爾文明的誕生提供了確證。

　　1946年，根據泥板文書(shu) 記載的創世神話，考古學家找到並發掘了兩(liang) 河流域南部最古老的城市埃利都古城。古城位於(yu) 土丘之上，麵積約31萬(wan) 平方米。在歐貝德時期的遺存中發現了連續建造、位置固定不變的宗教建築。最早的祭室是長約3米的方形泥磚建築，內(nei) 有低矮供桌，外有灶坑火化供物。之後祭室麵積擴大，出現壁龕和祭壇。祭壇與(yu) 供桌相對，是蘇美爾神廟的典型布局。後來宗教建築分化出中殿和側(ce) 廳，祭室發展為(wei) 真正意義(yi) 上的神廟。中殿祭祀神靈，側(ce) 廳焚化祭品、放置供物並供祭司們(men) 居住。隨著神廟麵積的擴大（250多平方米），形成標準的三分式布局。側(ce) 廳功能不變；中殿內(nei) 神壇兩(liang) 側(ce) 牆上凸出的牆垛，與(yu) 神壇構成類似舞台的神聖空間；神廟整體(ti) 建於(yu) 高台之上，台上有坡道連接地麵。高聳台基之上的三分式神廟正是兩(liang) 河流域最具特色的儀(yi) 式聖殿——塔廟的雛形。居住在神廟側(ce) 廳內(nei) 的專(zhuan) 職祭司逐漸成為(wei) 等級社會(hui) 中新的階層。

　　隨著一係列重要考古遺址的發現，兩(liang) 河流域文明起源的研究也進入高潮。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在《遠古東(dong) 方的新啟示》（1934年）中，最早對埃及、兩(liang) 河流域及印度河文明的考古材料進行全麵概括，提出“文明的開始是出現了使用文字、居住密集且擁有複雜機構的城市”。由於(yu) 兩(liang) 河流域南部在早王朝時期才引入冶金術，所以冶金術未被列入文明要素。在隨後的《人類創造了自身》（1936年）和《曆史發生了什麽(me) 》（1942年）中，他列舉(ju) 了早期近東(dong) 文明的14個(ge) 表現，並提出三個(ge) 共同特征：足夠的剩餘(yu) 產(chan) 品以滿足新的經濟階層；複雜的生業(ye) 模式；使用灌溉等技術對土地的集約化開發。1950年，在《城市革命》一文中，柴爾德從(cong) 當時最新的考古資料出發，提出城市區別於(yu) 村落的十個(ge) 標準，並將其歸納為(wei) 三個(ge) 方麵：人口規模、密度遠超村落，出現專(zhuan) 職的非農(nong) 人口；通過神廟或國王集中剩餘(yu) 產(chan) 品，建造大型紀念性儀(yi) 式中心，供養(yang) 祭司、精英、官僚階層及專(zhuan) 業(ye) 化的手工業(ye) 生產(chan) 者等非農(nong) 人口，進口外地原料用於(yu) 生產(chan) 或儀(yi) 式活動，出現規律的長距離貿易等；發明記錄係統和書(shu) 寫(xie) 文字等。

　　195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東(dong) 方研究院舉(ju) 辦關(guan) 於(yu) 近東(dong) 地區文明起源的研討會(hui) ，哈佛大學人類學家、曾撰寫(xie) 專(zhuan) 著厘清“文化”含義(yi) 的克拉克洪教授指出，文明社會(hui) 隻要包含以下三條中的兩(liang) 條即可：超過5000人的城市；書(shu) 寫(xie) 文字；紀念性的儀(yi) 式中心。但很多學者更關(guan) 注文明社會(hui) 的實質，而非“要素”式的外在表現。

　　與(yu) 會(hui) 學者中，唯一在兩(liang) 河流域南部開展工作的芝加哥大學東(dong) 方研究院的考古學家亞(ya) 當斯列舉(ju) 了文明社會(hui) 的三個(ge) 特征：階級分化，導致主要生產(chan) 資源的控製權和所有權高度分化；地緣組織國家形成，政治、宗教的等級製度在行政管理中互為(wei) 補充；複雜的勞動分工，除大量初級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者，存在全職的手工業(ye) 者、仆役、士兵、官員等。亞(ya) 當斯的觀點指導了其此後在兩(liang) 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也成為(wei) 長期引領兩(liang) 河流域國家及文明化進程研究的基本觀點。在《烏(wu) 魯克農(nong) 村》（1972年）一書(shu) 中，亞(ya) 當斯按照遺址麵積將烏(wu) 魯克時期遺址分為(wei) 鄉(xiang) 、鎮、城、都市四個(ge) 等級，提出兩(liang) 河流域南部的“城市革命”經曆了人口增多和人口集中兩(liang) 個(ge) 發展階段，在劇烈的社會(hui) 動蕩中，血緣村落解體(ti) ，地緣城鎮建立。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戰爭(zheng) 的爆發使兩(liang) 河流域的考古工作重心從(cong) 南部轉移到了北部，尤其是21世紀以來，經過20多年材料的積累，兩(liang) 河流域北部文明化進程研究取得一係列突破性進展。其中最值得關(guan) 注的有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喀布爾河上遊布拉克遺址周邊的調查，學者們(men) 結合遙感技術重建了該地區長時段的聚落演變過程。結果顯示該地區在公元前五千紀末到四千紀初就開始了城市化，早於(yu) 兩(liang) 河流域南部，其城市化路線與(yu) 南部也不同，在沒有灌溉農(nong) 業(ye) 的基礎上，由分散的聚落向一個(ge) 強有力的政治經濟中心匯集。到公元前四千紀上半葉，已形成麵積達130萬(wan) 平方米的都市。二是底格裏斯河上遊的高拉遺址和幼發拉底河上遊的阿斯蘭(lan) 丘沒有經過城市化，依然形成了類似國家的高度複雜的集權中心。

　　麵對兩(liang) 河流域南部和北部國家形成道路的多樣性，羅馬第一大學、阿斯蘭(lan) 丘的領隊弗倫(lun) 基潘教授於(yu) 2018年提出兩(liang) 河流域國家出現的四個(ge) 標誌：國家機構創造財富；出現官僚階層（統治者將權力賦予官僚階層，以其名義(yi) 管理社會(hui) ，形成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管理體(ti) 係）；權力及其運行方式高度製度化；權力世俗化，王權高於(yu) 神權，或王權已從(cong) 神權中分離。她對國家權力及其運行方式的強調，受到其主持發掘和研究的阿斯蘭(lan) 丘材料的影響。該遺址位於(yu) 土耳其東(dong) 部、幼發拉底河上遊的馬拉蒂亞(ya) 平原，高30多米，麵積約4.5萬(wan) 平方米。到公元前四千紀上半葉，遺址範圍遍布土丘，除平民區和貴族居址，出現建在巨石基座上的三分式神廟。神廟的中殿麵積約130平方米，內(nei) 有大量成批生產(chan) 的陶碗，側(ce) 廳也堆放大量陶碗和印紋塊，推測在神廟內(nei) 進行日常的食物和勞動力再分配。到公元前四千紀下半葉，遺址規模達到頂峰。神廟被廢棄，出現麵積達4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宮殿。內(nei) 有小型神廟、儲(chu) 藏室、庭院、走廊、行政管理場所和貴族居室等，不見平民區。堆積中發現5000多件印紋塊，絕大部分被有意埋藏在A206號坑中，成為(wei) 記錄該遺址食物儲(chu) 藏和消費情況的珍貴“檔案”。與(yu) 印紋塊一起出土的還有大量陶罐、陶碗和綿羊骨骼等。儲(chu) 藏室A340中發現175件印紋塊，均遺落在開封的容器邊，上麵有30種圖案，說明該房間內(nei) 曾進行程序複雜的大規模食物分配活動。儲(chu) 藏室的門鎖被印紋塊封印，表明儲(chu) 藏製度之嚴(yan) 密。III號房間出土了製作精良的砷紅銅短劍、長矛頭等，房間入口有銅製門插銷，表現出統治者對軍(jun) 事權力的集中掌控。以上均說明該遺址存在複雜的官僚體(ti) 係和強有力的集權經濟和政治。但或因未經城市化的積累，其政體(ti) 極不穩定，達到高峰後很快走向崩潰。

　　縱觀兩(liang) 河流域考古發掘、研究曆程，不難看出，隨著新發現的考古材料不斷增加，尤其是將南北部差異納入視野，考古學家們(men) 勾勒出該地區文明起源不同的發展路徑，也揭示了世界文明化進程的複雜性和多樣性。這也啟示我們(men) ，世界各地文明初興(xing) 時，麵貌千差萬(wan) 別，很難用統一的“要素”認定或排除，而是應該立足各自考古發掘和相關(guan) 材料，探索描繪其起源、形成、發展的不同曆程與(yu) 獨特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