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

　　作者：蹤凡（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古籍，古代書(shu) 籍的簡稱，主要是指“書(shu) 寫(xie) 或印刷於(yu) 1911年以前、反映中國古代文化、具有古典裝訂形式的書(shu) 籍”（國家標準局《古籍著錄規則》，1987年）。有字的商周甲骨、青銅器、石刻等都不具備“古典裝訂形式”，也沒有流通功能，因而不能算作古籍。最早的古籍形式應該是簡帛，此後有紙寫(xie) 本、刻本、活字本、石印本等多種形態。所謂古籍整理，“是對原有的古籍作種種加工，而這些加工的目的是使古籍更便於(yu) 今人以及後人閱讀利用”（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中國書(shu) 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中國古代的古籍整理工作，主要有校勘、輯佚、辨偽(wei) 、注釋、評點、序跋、目錄等方式，而以校勘、注釋為(wei) 核心。若以文獻載體(ti) 、製作方式而論，則可以劃分為(wei) 簡帛時代、紙寫(xie) 本時代、印本（含刻本、活字本、石印本）時代。

　　簡帛時代

　　據史料記載，周宣王（？—前782年）時宋國大夫正考父曾經“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yu) 周太師，以《那》為(wei) 首”。（《國語·魯語下》）經過正考父的校勘，《詩經·商頌》12篇的篇次得以糾正。春秋後期文化下移，九流百家興(xing) 起，諸家藏書(shu) 豐(feng) 富，各有著述，古籍整理工作亦逐漸興(xing) 起。簡帛時代規模較大且影響深遠的古籍整理工作，當推孔子校訂“六經”和劉向父子對國家典籍的整理。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春秋末期魯國人，儒家學說創始人。孔子曾經對官府所收藏的重要文獻《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進行校勘整理，或刪定篇目，或調整次序，或勘定文字，甚至直接筆削修改，進行哲學化的闡釋，並用以教育弟子。《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以《詩》《書(shu) 》《禮》《樂(le) 》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後代儒家學者十分強調孔子“筆則筆，削則削”的工作，因而說孔子“作《春秋》”“作《易傳(chuan) 》”，甚至說孔子“作‘六經’”。其實，孔子的工作是有文本基礎的，這是中國最早的係統性的古籍整理，並不是空無依傍的創作。“六經”除了《樂(le) 經》已經失傳(chuan) ，其餘(yu) “五經”皆成為(wei) 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也是中華文化的經典著作。

　　西漢成帝、哀帝時，劉向（前77—前6年）、劉歆父子對國家典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匯集、整理、校訂工作。孔子以個(ge) 人之力整理文獻，主要集中於(yu) 六部重要典籍；而劉向父子則是奉帝王之命，組織學術團隊對先秦至漢成帝時的所有圖書(shu) 文獻進行窮盡式搜集和整理，這代表著國家意誌，也開啟了官府有組織、有計劃整理國家圖書(shu) 的先河。《漢書(shu) ·藝文誌》所著錄的596種13269卷圖書(shu) 文獻，大都經劉向父子之手。其過程如下：1.陳農(nong) 奉皇帝之命，在全國範圍內(nei) 大規模征集圖書(shu) ；2.由劉向負責，將征集來的古今圖書(shu) 大致劃分為(wei) 六藝、諸子、詩賦、兵書(shu) 、數術、方技凡六類；3.將六類圖書(shu) 交由不同的專(zhuan) 家負責整理，“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chuan) 、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shu) ，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漢書(shu) ·藝文誌》）；4.每一部書(shu) 都廣泛搜集各種版本，包括中書(shu) （皇宮藏書(shu) ）、太史書(shu) 、太常書(shu) 、大臣私人藏書(shu) 等，進行篇目和文字校勘，去其重複，正其錯訛；5.將校勘、整理好的圖書(shu) 寫(xie) 在竹簡上，請專(zhuan) 家審核、削改，形成定稿後再“上素”（抄寫(xie) 在絹帛上）；6.劉向等為(wei) 每一部整理好的圖書(shu) 撰寫(xie) 書(shu) 錄，介紹版本搜集、校勘整理經過，作者生平、圖書(shu) 內(nei) 容、價(jia) 值影響等，並將絹帛書(shu) 和書(shu) 錄一並進獻給皇帝；7.將各書(shu) 的書(shu) 錄抽出來合並一處，是為(wei) 《別錄》20卷；8.劉向去世後，其子劉歆繼承父誌，終於(yu) 完成校書(shu) 工作，並且對《別錄》進行刪減，形成《七略》7卷。《別錄》《七略》是我國最早的官修書(shu) 目，奠定了中國傳(chuan) 統目錄學的根基。這次文獻整理，規模空前，參與(yu) 人數眾(zhong) 多，耗時約二十年，方法科學恰當，對後代的古籍整理和文獻分類有重要的垂範作用。

　　對古籍的注解與(yu) 闡釋，早在戰國時期就開始了。孔子之後，“《春秋》分為(wei) 五，《詩》分為(wei) 四，《易》有數家之傳(chuan) ”。降至漢代，言說益夥(huo) ，並且形成了傳(chuan) 、記、說、故、訓、解、解詁、章句等多種訓詁方式。僅(jin) 《漢書(shu) ·藝文誌》所著錄的《易》學著述，就已經多達13家，294篇。漢代經學昌盛，家法、師法謹嚴(yan) 。其中古文經重視文字訓詁，而今文經強調義(yi) 理發揮，互相攻訐。東(dong) 漢大儒鄭玄（127—200年）打破今古文經學壁壘，遍注群經，集兩(liang) 漢經學之大成。其《毛詩傳(chuan) 箋》《周禮注》《儀(yi) 禮注》《禮記注》被完整地保存於(yu) “十三經注疏”中，成為(wei) 漢代文獻注釋的標誌性成果。

　　紙寫(xie) 本時代

　　西漢人發明了紙張，較為(wei) 粗糙，經過東(dong) 漢蔡倫(lun) 的改良而逐漸得以流行，出現了一段簡帛與(yu) 紙張混用的時期。東(dong) 晉桓玄下令廢除竹簡，古代典籍才正式進入紙本時代。紙張成本低廉，書(shu) 寫(xie) 容易，攜帶方便，大大促進了圖書(shu) 文獻的生成、傳(chuan) 播、整理和普及。紙寫(xie) 本時代的古籍整理，以文獻注釋的成就最高。

　　兩(liang) 漢時期的古籍注釋，已經從(cong) 儒家經典擴展到子書(shu) 、史書(shu) 和詩文，如高誘《淮南子注》、王逸《楚辭章句》、應劭《漢書(shu) 集解音義(yi) 》等。六朝至唐初，出現了所謂的“四大名注”，即南朝宋裴鬆之《三國誌注》、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南朝梁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唐李善《文選注》。當然，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唐初孔穎達（574—648年）領銜編撰的“五經正義(yi) ”。

　　據《新唐書(shu) ·孔穎達傳(chuan) 》，唐太宗時“穎達與(yu) 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yi) 訓’凡百餘(yu) 篇，號‘義(yi) 讚’，詔改為(wei) ‘正義(yi) ’”。其中《周易正義(yi) 》16卷，《尚書(shu) 正義(yi) 》20卷，《毛詩正義(yi) 》40卷，《禮記正義(yi) 》70卷，《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36卷，合稱“五經正義(yi) ”，頒布天下。“五經正義(yi) ”充分吸收南北經學家的見解，結束了注釋紛爭(zheng) 的局麵，具有集大成的意義(yi) 。唐代還出現了賈公彥的《周禮義(yi) 疏》《儀(yi) 禮義(yi) 疏》，徐彥的《春秋公羊傳(chuan) 疏》和楊士勳的《春秋穀梁傳(chuan) 疏》。以上“九經”注疏，為(wei) 唐代文人參加科舉(ju) 考試提供了權威教材，影響深遠。諸經正義(yi) （或稱義(yi) 疏、疏）有一個(ge) 突出的特點，它們(men) 既要為(wei) 經書(shu) 作注，也要對漢魏六朝人的注釋進行疏解，因而內(nei) 容翔實，說解透徹，但由於(yu) 奉行“疏不破注”原則，故往往曲折為(wei) 說，牽強附會(hui) ，“功在詳析與(yu) 整理而創造不多”（汪耀楠《注釋學》，外語教學與(yu) 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416頁）。與(yu) 孔穎達幾乎同時的陸德明（約550—630年），曾經為(wei) 《周易》《尚書(shu) 》《毛詩》“三禮”“三傳(chuan) ”《論語》《孝經》《老子》《莊子》《爾雅》等各自撰寫(xie) 《音義(yi) 》，合為(wei) 《經典釋文》30卷。該書(shu) 在對14部重要典籍的原文和注釋進行音注時，采擇漢魏六朝音切凡230餘(yu) 家，兼載諸儒之訓詁，詳列各本之異文，具有重要的古音學、訓詁學、校勘學價(jia) 值。後人將該書(shu) 內(nei) 容拆散，插入“十三經”相應的經文和古注之下，為(wei) 讀者提供方便。

　　南朝梁蕭統編纂《文選》30卷，收錄先秦至梁代詩文名篇700餘(yu) 首，頗具鑒裁。隋唐之際形成“文選學”，對《文選》的研習(xi) 、注釋、模仿蔚然成風，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李善《文選注》60卷、五臣《文選注》30卷。前者征引富贍，內(nei) 容廣博；後者簡明扼要，通俗易懂。唐中期至北宋，五臣注流行；兩(liang) 宋之際，李善注又受到青睞。在刻本時代，除了單獨的李善注、五臣注之外，還出現了五臣-李善注、李善-五臣注之類的拚合本，風靡宋元明清四代。

　　印本（含刻本、活字本、石印本）時代

　　印刷術出現於(yu) 唐代初年，當時隻用於(yu) 印刷佛經、日曆等世俗讀物。《夢溪筆談·技藝》載：“板印書(shu) 籍，唐人尚未盛為(wei) 之。自馮(feng) 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wei) 板本。”馮(feng) 瀛王即馮(feng) 道，五代時人，曾倡議國子監校定“九經”，組工雕印，此為(wei) 官家刻書(shu) 之始。版印書(shu) 籍不僅(jin) 能夠將典籍化身千百，促進其廣泛傳(chuan) 播，而且把文人從(cong) 極為(wei) 繁重的抄寫(xie) 工作中解放出來，投身到對古籍的收藏、校勘、注釋、研究等工作中。中國古代的印本書(shu) 籍，以雕版印刷為(wei) 主，亦有少量活字本（木活字、泥活字、銅活字、鉛活字等）。清末出現了石印本、珂羅版印本等，但流行時間不長。

　　兩(liang) 宋時期，出現了許多致力於(yu) 古籍整理與(yu) 研究的學者，成果豐(feng) 碩。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就是南宋朱熹的經典注釋和嶽珂的古籍整理與(yu) 刊刻。

　　南宋理學家朱熹（1130－1200年）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liang) 篇獨立出來，與(yu) 《論語》《孟子》合並，撰寫(xie) 《四書(shu) 章句集注》26卷。該書(shu) 摒棄唐代孔穎達等“五經正義(yi) ”注疏煩瑣的弊端，代之以清通簡要、義(yi) 理深刻的風格，成為(wei) 南宋理學的代表性著作。明清以後的科舉(ju) 考試命題，大抵出自“四書(shu) ”“五經”，而“四書(shu) ”題皆以朱熹此書(shu) 為(wei) 準繩，影響巨大而深遠。

　　嶽飛之孫嶽珂（1183—1243年）是南宋著名官員、藏書(shu) 家。他設立相台家塾，對“九經”“三傳(chuan) ”等儒家典籍進行係統性整理和刊刻。與(yu) 陸德明不同，嶽珂使用版刻書(shu) 籍（而不是寫(xie) 本）進行校勘。他以家塾所藏各種舊刻，“並興(xing) 國於(yu) 氏、建餘(yu) 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釋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專(zhuan) 屬本經名士，反複參訂，始命良工入梓”（《九經三傳(chuan) 沿革例》）。態度極為(wei) 認真，搜羅版本空前齊備，並且延聘專(zhuan) 家進行校理，於(yu) 書(shu) 本、字畫、注文、音釋、句讀、脫簡、考異等，皆羅列條目，詳審而精確，後世推為(wei) 善本。中國古代的校勘學、版本學、刊刻學，自此確立。

　　元明兩(liang) 代的古籍整理相對蕭條，成果不多，但也出現了胡三省《資治通鑒音注》、淩稚隆《史記評林》、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毛晉《六十種曲》等重要成果。降至清代，文字獄嚴(yan) 酷，古籍整理卻進入了鼎盛時期。經部如閻若璩《尚書(shu) 古文疏證》、陳奐《詩毛氏傳(chuan) 疏》、焦循《孟子正義(yi)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郝懿行《爾雅義(yi) 疏》、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史部如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劄記》、王先謙《漢書(shu) 補注》，子部如郭慶藩《莊子集釋》、孫詒讓《墨子間詁》、俞樾《諸子平議》，集部如王夫之《楚辭通釋》、王琦《李太白集注》、仇兆鼇《杜詩詳注》、彭定求《全唐詩》、嚴(yan) 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叢(cong) 書(shu) 如鮑廷博《知不足齋叢(cong) 書(shu)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shu) 》等，犖犖大觀。

　　印本流行的時代，寫(xie) 鈔本形態也沒有完全退出，有時還會(hui) 發揮巨大作用。清代乾隆年間由紀昀（1724—1805年）主持，耗時十餘(yu) 年編成的大型文獻叢(cong) 書(shu) 《四庫全書(shu) 》，因卷帙太大，未曾刊刻，隻是抄寫(xie) 了七套，分藏於(yu) “北四閣”和“南三閣”，如今尚存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文津閣本、文瀾閣本，凡四套。《四庫全書(shu) 》的編纂，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是中國傳(chuan) 統古籍的一次規模空前的清點、整理和總結。陸續參與(yu) 其事的官員、學者竟有三百餘(yu) 人，他們(men) 從(cong) 一萬(wan) 多種圖書(shu) 中選擇大約3500種，進行細致的校勘、整理，並撰寫(xie) 提要。紀昀匯總各書(shu) 提要並加以潤色、修改，而成《四庫全書(shu) 總目》200卷，包括四庫著錄書(shu) 提要3400餘(yu) 篇，四庫存目書(shu) 提要6700餘(yu) 篇，並且各部、各類之前都有部類概說，體(ti) 大思精，綱舉(ju) 目張，是中國古代官修目錄的集大成之作。

　　中國曆史上的古籍整理，既有體(ti) 現國家意誌的官方行為(wei) ，如西漢劉向父子校勘、整理國家圖書(shu) ，唐代孔穎達等撰寫(xie) “五經正義(yi) ”，清代紀昀等編纂《四庫全書(shu) 》等；也有反映個(ge) 人興(xing) 趣的私人校理、注釋與(yu) 闡發，如孔子整理“六經”並用於(yu) 教育子弟，宋代嶽珂校勘、刻梓“九經三傳(chuan) ”，清代學者對古代經典著作的輯佚、辨偽(wei) 、注釋、評點、考證等。古籍整理的方式多樣，涉及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輯佚學、辨偽(wei) 學、出版學等諸多學科領域，為(wei) 現當代的古籍整理、古代文化的研究和傳(chuan) 播積累了豐(feng) 富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