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寧（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語言文字學家）

　　鍾敬文先生是一位自覺、自信的學者，他不但創建了民俗學，推進和完善了民間文學，而且終生對這兩(liang) 個(ge) 學科的發展深入探討，每過一個(ge) 階段，就會(hui) 提出新的學術命題和理論方法的討論。在學科建設中，他把民俗學發展為(wei) 一個(ge) 自覺的、方法領先的學科，在他提倡建設“中國民俗學派”的理想和實際的努力中，有著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的博大心胸和深沉情懷。年屆百歲，鍾老夾著拐杖漫步在校園裏，一群年輕的學子們(men) 欽敬地遠遠跟著他，成為(wei) 北師大的一道亮麗(li) 的風景。在他神清氣爽的麵容和從(cong) 容不迫的腳步裏，永遠有那份自信與(yu) 堅定。

　　2002年的年初，鍾敬文先生走了。他進入了自己年壽的第100個(ge) 年頭，卻沒有等到百歲生日。2018年先生的全集出版，大家談的都是他宏觀的學術成就，個(ge) 人的感念沒有說。又一個(ge) 5年過去了，今年是先生的120年誕辰，很多話湧上心頭，是一些隻有在校園裏才說得出的話。

　　鍾敬文（1903—2002），著名民俗學家、民間文藝學家、散文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他畢生致力於(yu) 教育事業(ye) 和民間文學、民俗學的研究和創作工作，貢獻卓著。

　　我的專(zhuan) 業(ye) 不是民俗學，按現在的學科歸屬，不敢稱是鍾先生的學生，但鍾先生卻無論如何是我的老師。我們(men) 這一代人屬於(yu) “新中國第一批自己培養(yang) 的大學生”，那時的高校培養(yang) 製度還沒有那麽(me) 深的“學科”壁壘，我們(men) 反而有了一種幸運——那些早已離去仍不斷被提起的老一輩師長，學養(yang) 和學德都屬一流，他們(men) 不論被劃在哪個(ge) 專(zhuan) 業(ye) 裏，都共同創建了我們(men) 今天中國語言文學的學術體(ti) 係，搭建了我們(men) 今天發展和提升的學科平台，撐起了我們(men) 在大學學習(xi) 和傳(chuan) 承的優(you) 越的學術環境。他們(men) 是一位位有著自身修養(yang) 和秉性的學者，有各自的輝煌與(yu) 奉獻，也有各自的曲折與(yu) 苦難；但在建造我們(men) 今天教育事業(ye) 的大廈和積高我們(men) 學術研究的峰巒上，他們(men) 在我心裏永遠是一個(ge) 整體(ti) ，一個(ge) 值得稱頌的學者群體(ti) ，我們(men) 是吸取他們(men) 綜合的營養(yang) 長大的。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來說，鍾敬文先生當然是我們(men) 共同的老師。

　　但是鍾先生對於(yu) 我，也並非“共同的老師”可以涵蓋，這個(ge) “老師”的豐(feng) 厚內(nei) 容，也不是一句兩(liang) 句話能夠說得完的。我讀本科時民間文學的老師是許鈺先生，但課堂上不斷聽到“鍾敬文”的學術觀點被引用，心裏已經樹立了他高大的形象。然而真正看到他竟是他蒙難的時候，真正離得近些卻是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成立的初期，也就是他最後的三年。那三年，鍾敬文先生似乎已經忘記我的專(zhuan) 業(ye) 不是民俗學，在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上，耳提麵命地給了我很多的教誨和啟示。

　　2000年教育部準備成立第二批人文社會(hui) 科學國家重點研究基地，計劃是100所。北師大文學院已經決(jue) 定支持文藝學去申報，我雖也為(wei) 自己的專(zhuan) 業(ye) 進不了重點研究基地有些憂慮，但我的三位業(ye) 師已然離世，自己人微言輕明知不可為(wei) ，便也知難而退了。不料想，鍾敬文先生卻在一天大清早把我叫去，對我說：“人文社會(hui) 科學要成立重點研究基地，必須有我民俗；但我申報的基礎條件不足，你要來幫我。”鍾老在學科建設上“當仁不讓”的“霸氣”，我是知道的。那年為(wei) 了民間文學專(zhuan) 業(ye) 被合並他給教育部長寫(xie) 的信，我有幸讀過，內(nei) 心很是服膺和欽佩。我當然懂得他的不甘和必得的心，但很茫然，不知如何幫助先生也幫助自己實現願望。想了整整兩(liang) 天，我惴惴不安地對鍾先生說：“把啟功先生的專(zhuan) 業(ye) 加上，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底層與(yu) 上層的結合；我們(men) 是傳(chuan) 統語言文字學，也屬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工具學科，北師大文科三個(ge) 有底蘊的學科，應當能找到一個(ge) 結合點吧？也許可以試試？”鍾老剛剛聽完我的話就拿起電話，他撥的是啟功先生的號碼，放下電話他看我傻傻地站著，對我說：“快去呀！去啟先生那裏，把我的想法加上你的想法跟他說。”從(cong) 鍾老家到啟老家隔著兩(liang) 三座小紅樓，我站在小路上愣神兒(er) ，怎麽(me) 說呀？還隻不過是自己的一個(ge) 閃念！可是第二天，在我把自己專(zhuan) 業(ye) 的老師集中起來通報這件事的時候，鍾老已經找了書(shu) 記、校長。過了兩(liang) 天，3月1日，他親(qin) 自籌備召開“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中心”論證會(hui) ，指定董曉萍老師主持，讓我連夜準備論證報告，主要論證三個(ge) 專(zhuan) 業(ye) 如何整合和以後如何發展。鍾敬文、啟功兩(liang) 位先生作為(wei) 導師級的顧問參與(yu) 其中，特邀前來的論證專(zhuan) 家陣容華麗(li) ，是季羨林、陳原、傅熹年、金開誠、何九盈、陸學藝、程毅中、趙誠先生。之後，由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心”這個(ge) 名稱已經被武漢大學馮(feng) 天瑜先生采用，根據教育部社科司的意見，我們(men) 基地定名為(wei)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鍾老同意了這個(ge) 名稱，再次對我說：“你注意，不是三個(ge) 不相幹的專(zhuan) 業(ye) ，一定要整合。”從(cong) 此，唯一的，北師大隻有文學院一個(ge) 學院申報了兩(liang) 個(ge) 重點研究基地。這就是已經97歲的鍾敬文先生，短短9天，他以一種理直氣壯的魄力，辦成了我們(men) 想都不敢想的事。

　　也是從(cong) 這裏開始，我在鍾敬文先生和啟功先生指導下發展自己的學科，也為(wei) 整合三個(ge) 學科做了整整12年，開初那三年，是有鍾敬文先生的。

　　為(wei) 了“整合”二字，基地建設非常艱苦，和啟功先生的專(zhuan) 業(ye) 結合還有一點頭緒，和民俗學結合讓我十分惶惑。我雖不滿意學科劃分過細，自己的師承來自章黃和陸宗達先生，師輩的學養(yang) 也很寬厚，但我自己已經蹉跎二十來年，知識結構窄到不能再窄，我的第一個(ge) 想法就是——守著兩(liang) 位老師，加緊學習(xi) 。有了基地後，鍾、啟二老都是拿我當自己的學生帶的。我的收獲不隻是讀章黃的書(shu) ，推動了傳(chuan) 統語言文字學的現代轉型，而且真正拓寬了自己的眼界。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後，鍾老教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他邀請了日本著名學者稻田浩二教授，召開了“中日民間敘事文學情節類型專(zhuan) 題研討會(hui) ”，鍾老希望我作為(wei) 研究中心的主任在第一天致開幕詞。我辭以對研討內(nei) 容的生疏，請先生允許我去聽會(hui) 而不要發言。但鍾老答複我，必須去致辭，不能推脫。先生為(wei) 這件事把我叫到辦公室，有一場很嚴(yan) 肅的談話。他說：“類型學已經是人文科學研究普遍的方法，語言學提出得更早。故事類型學是由民俗學首先提出來的，有自己的操作方法。你作為(wei) 基地主任，不能隻懂語言學，也要懂民俗學的類型學精神和方法。如果不懂就立刻學習(xi) ，到開會(hui) 還有12天，學到可以去做一個(ge) 開幕詞的程度難道不行嗎？推托就是拒絕學習(xi) ，就是違背我們(men) 論證過的三個(ge) 學科整合，你應當不會(hui) 如此吧？”麵對先生的不容推諉，我在教學工作之餘(yu) ，在進一步加深語言類型學的認識之外，讀完了鍾老給我指定的全部資料。之後，我寫(xie) 了一篇簡短的開幕詞，去向鍾先生交卷並得到他的肯定。有了這樣的學習(xi) 基礎，又經過整個(ge) 會(hui) 議的學習(xi) ，我在語言類型學方法的基礎上，了解了民俗學類型學的理論基礎和操作方法。鍾老用類型學中的“母題”的概念研究民間故事，從(cong) 曆史和社會(hui) 的角度，推導故事情節的基本單元，找到多民族民俗和民間故事的相似與(yu) 差異，再用差異性去解釋文化主體(ti) 性。這個(ge) 方法含有共性和個(ge) 性的人文科學理念，並含有對底層人民口頭文學流傳(chuan) 規律的認識，當然也就啟發我如何從(cong) 語言社會(hui) 性的角度去理解人本和文本。至今，我們(men) 還用著“母題”這個(ge) 概念，加入了自己專(zhuan) 業(ye) 的特點，來采用訓詁方法闡釋經學、諸子和文學文本。

　　不久，鍾老著手中國民俗史六卷集的編寫(xie) ，參與(yu) 工作的劉魁立、董曉萍等老師都是民俗學專(zhuan) 業(ye) 的學者，鍾老要求我也參加。大綱的起草過程中，鍾老進一步發揮了中國文化區分三層次的理論。他曾幾次向我解說為(wei) 什麽(me) 要提出“中層文化”也就是城市的通俗文化的問題，他對中國文化史中層文化的形成、特征、發展及其與(yu) 上層、底層文化的關(guan) 係有著非常清晰的論證。大綱擬定的過程中，他讓我考慮：《毛詩》《方言》《周禮》《說文》……這些經典裏有沒有底層文化？其中的底層文化能不能剝離出來？他說：“你們(men) 研究漢語史，不討論這些問題嗎？”受到這樣的啟發，我開始認真考慮“禮”和“俗”的關(guan) 係，考慮文言和白話的關(guan) 係，雖然在當時並沒有想明白鍾老提出的問題，但那是我思想最活躍的時期，許多原來不去考慮的問題，都在腦子裏翻騰。我畢竟沒有係統學過民俗學，《中國民俗史》分集編寫(xie) 後，我就沒有過多地去參與(yu) 了，但我模模糊糊地感到，鍾老在改革開放後提出的“中層文化”研究，對通史和各種專(zhuan) 科曆史都有很大的啟示，尤其對於(yu) 漢語史。過了若幹年，漢語詞匯史和文言發展史的問題提到我研究的日程上來。麵對語言事實，我一直不信服用西方的“語法化”理論來解釋漢語雙音詞發展的動因。這時，我想到了鍾老曾經兩(liang) 次很耐心地告訴我，“中層文化”的興(xing) 起，應當會(hui) 帶來漢語書(shu) 麵語的一些重要變化。那時我又一次讀黃季剛先生的《文心雕龍劄記》，完全沒有想到，來源於(yu) 完全不同學術領域的思路，會(hui) 有許多切合之處。這讓我如在朦朧中看到光亮，對漢語雙音詞成批產(chan) 生的動因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認識。這樣的啟示，局限於(yu) 當時自己所在的語言學界是根本得不到的。鍾老並不研究漢語史，他是憑著研究問題的銳敏眼光和解決(jue) 問題的思想能力來提醒我的。我從(cong) 此更加知道，黃季剛先生和鍾敬文先生這樣的學者看問題，有著很強的穿透力，他們(men) 發現的規律一通百通，又有很強的輻射力，絕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單一的學科所能涵蓋的。

　　在製定《中國民俗史》大綱時，鍾老還給我傳(chuan) 授了他“民間傳(chuan) 承文化”的思想。他把1999年8月發表的《民間傳(chuan) 承文化研究的曆史和收獲》文章親(qin) 自交給我，叫我認真讀一讀。之後，又向我解說了他對“民間傳(chuan) 承文化”概念的定義(yi) 和解釋。如果說我在當時並沒有特別理解鍾老的話，那麽(me) ，有一個(ge) 機會(hui) 讓我更深地領略了這個(ge) 思想。鍾老逝世8年後，董曉萍老師啟動了《鍾敬文全集》的編寫(xie) ，她把鍾老親(qin) 自選編、生前沒有出版的關(guan) 於(yu) “民間傳(chuan) 承文化”的兩(liang) 冊(ce) 論文集書(shu) 稿交給我整理。這批資料有46篇文章，都是有關(guan) 民間傳(chuan) 承文化的。鍾老生前應當還沒有收集齊全，但這也足夠讓我知道他關(guan) 於(yu) “民間傳(chuan) 承文化”的主要思路。這46篇文章，從(cong) 內(nei) 容和作者看，分別隸屬於(yu) 五類現代的學科。引起我震動的是第一部分，這一部分的作者大多是研究經學、“小學”和史學的，包括與(yu) 我的專(zhuan) 業(ye) 關(guan) 係十分密切的章太炎、王國維、梁啟超、嚴(yan) 複等學者，以及逝世於(yu) 1919年的劉師培。他們(men) 都經曆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全都對民俗文化有過特別的關(guan) 注和相關(guan) 的論著。我從(cong) 鍾老《“五四”時期民俗文化學的興(xing) 起》一文中知道，底層文化的存在和重要性，在他的學術理念中，是“五四”民主精神的百年延續。鍾老說：“民主思想，是人類精神活動上的寶貴財富，也是促使近現代各國人民社會(hui) 和生活進步的一種精神力量。”所以，民主思想是曆史上任何時代都具有的，民間文化的構成雖然以口頭傳(chuan) 統為(wei) 主，被關(guan) 注的程度很低，甚至受到蔑視，但也必然有它傳(chuan) 承的脈絡和渠道，即使在上中層文化的典籍裏，也會(hui) 透露出中國古代各民族底層文化的豐(feng) 盛與(yu) 光輝。這時，我更加明白陸先生傳(chuan) 達黃季剛先生的教導：“研究曆史和經學，還要讀緯書(shu) 。”在那些讖緯之學似乎無稽之談的記載裏，是會(hui) 有人民大眾(zhong) 民主思想的折射的。不同層次文化的存在與(yu) 對立，“五四”時期就已經確立，而鍾先生獨特的貢獻是，他不但看到不同層次文化的差異和衝(chong) 突，還看到了不同層次文化的相互補充和相互滲透。所以，他主張研究民間文學，也要同時吸收國學和外來先進人文科學學說。在民俗學和民俗史的研究資料上，他不但創建了一整套搜集和研究口頭文學資料的田野作業(ye) 方法，還特別重視在曆代文獻中搜集民間文學和民俗史資料，這些文獻包括各種典籍，以至古代的經史子集元典。他的這種工作從(cong) 五四運動後不久就開始了。這就說明，他一向把三層文化看作民族文化的整體(ti) 。在他心裏，人民大眾(zhong) 的文化不是誰的賜予，而是不可忽略的存在。他就是這樣心裏裝著人民來發展學術事業(ye) 。這時我才明白，鍾敬文先生從(cong) 來沒有把我立足於(yu) 經學、“小學”的專(zhuan) 業(ye) 看成是界外的，他要我站在自己專(zhuan) 業(ye) 的領地不要忘記底層文化。他對我說：“你要記住，沒有底層文化的文化史是不完整和不真實的”。為(wei) 此我更懂了他的那句話——“成立重點研究基地，必須有我民俗”。在那個(ge) “必須”裏，我不僅(jin) 看到了他的“不讓”，更看到了他擔當的“仁”。

　　鍾敬文先生是一位自覺、自信的學者，他不但創建了民俗學，推進和完善了民間文學，而且終生對這兩(liang) 個(ge) 學科的發展深入探討，每過一個(ge) 階段，就會(hui) 提出新的學術命題和理論方法的討論。在學科建設中，他把民俗學發展為(wei) 一個(ge) 自覺的、方法領先的學科，在他提倡建設“中國民俗學派”的理想和實際的努力中，有著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的博大心胸和深沉情懷。年屆百歲，鍾老夾著拐杖漫步在校園裏，一群年輕的學子欽敬地遠遠跟著他，成為(wei) 北師大的一道亮麗(li) 的風景。在他神清氣爽的麵容和從(cong) 容不迫的腳步裏，永遠有那份自信與(yu) 堅定。我一直覺得，他會(hui) 真的長生不老。但是，2002年1月10日，他走了。

　　今天，在先生逝世20年之後，想起鍾老病重時叫我到病床前對我說過的話，他說：“隻要你還在做學術，就一定要關(guan) 注中國民俗學派的建設，因為(wei) 它需要人關(guan) 心、扶植，你也在這裏用過心。你跟陸先生學習(xi) 文字訓詁學，繼承老師的遺誌，我看重你這一點。但也要讀民俗學的書(shu) ，對你一定會(hui) 有幫助。”

　　想到那個(ge) 臨(lin) 別的囑咐，我心裏一直有著愧疚與(yu) 不安。我雖一直沒有離開學術，也一直在研修自己專(zhuan) 業(ye) 的同時讀鍾老和其他專(zhuan) 業(ye) 前輩學者的書(shu) 。隻是在學科壁壘更加森嚴(yan) 的今天，我並沒有能力和膽略對中國民俗學派的建設起到什麽(me) 作用，隻能一直把鍾老的教導和期待放在心上。讀《揚子法言》的時候，有兩(liang) 句話一直銘記在我的心裏：“百川學海而至於(yu) 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yu) 山”，朱熹的解釋說：是因為(wei) 川的流動，終於(yu) 可以達到海；而丘陵不動，卻始終達不到山。每當想起前輩老師們(men) 的學識和見解，我常會(hui) 因為(wei) 這兩(liang) 句話而告誡自己：作為(wei) 一條小溪，為(wei) 了入海要不斷流動而不中途幹涸；作為(wei) 一座小丘，雖不能到達山腳卻會(hui) 永遠仰望山巔。賡續傳(chuan) 承，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