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學術筆談】

　　主持人語：

　　數字時代給史學研究及其方法轉變帶來極大的機遇與(yu) 挑戰。在史學領域，如果說起數字化方法開展最廣泛、應用最成熟的方向，當首推曆史地理學。這既由該學科的特點所決(jue) 定，也是重建曆史時期地理環境的學術要求使然。21世紀以來，曆史地理學者從(cong) 自然與(yu) 人文的多個(ge) 角度入手，進行曆史時期地理環境的數據生產(chan) 與(yu) 數據庫建設，構建中華文明發展的時空坐標係統，極大推動了中國數字人文事業(ye) 的發展。本期三篇文章全麵總結了近二十年來數字化方法對於(yu) 曆史地理學研究的推動，中國曆史地理信息係統（CHGIS）建設的前提與(yu) 目標，並從(cong) 學理上闡述了曆史地理數字化對於(yu) 數字人文發展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

　　作者：張偉(wei) 然（複旦大學中國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最近20多年來，數字技術的發展可以算是史學研究領域麵臨(lin) 的前所未有的變化。其中，曆史地理學受到的影響更為(wei) 明顯，其在史學研究變化中也起到關(guan) 鍵作用。

　　經典的中國史學研究一向重視地理對於(yu) 治史的輔助作用。鄧廣銘曾倡導以年代、目錄、職官、地理為(wei) 治史四鑰匙。陳寅恪無論分析政治利益集團，還是考察典章製度、討論社會(hui) 文化思潮，都很自覺地引入地域這一先天性限製因素，地域、空間已成為(wei) 他史學研究中行之有效的思維工具。錢穆也是如此，曾出版《史記地名考》《古史地理論叢(cong) 》等討論曆史地理問題的專(zhuan) 著。

　　在傳(chuan) 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當中，地理是史部之一類。同時，中國古人治地理之學，喜歡定性描述，並不喜歡做數理分析。班固修《漢書(shu) ·地理誌》，明明收集到很多統計資料，但硬是將各種數據拆散，重編成以郡縣為(wei) 綱目的敘述性文獻。這一做法為(wei) 後世所繼承。雖然早在西晉裴秀就提出以分率、準望、道裏、高下、方邪、迂直為(wei) “製圖六體(ti) ”，強調地圖繪製的數理基礎，但在清康熙以前，一直沒有出現全國性的實測地圖。古代各種交通裏程數據，基本上是以估算為(wei) 基礎的。可以說，中國古代地理學者講究的是用數據，而不唯數據。“史地不分家”的傳(chuan) 統與(yu) 這一治學思想不無關(guan) 係。

　　近代以後，新式學術體(ti) 製建立，仍以地理為(wei) 名的這門學問已非傳(chuan) 統之舊，而是借鑒西方，以“天文地理”（數理地理）為(wei) 基礎、以“地文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為(wei) 架構的新式學問。中國傳(chuan) 統的地理之學被改稱為(wei) “沿革地理”，而後被改造為(wei) 曆史地理。民國時期，不少大學將曆史與(yu) 地理合在一起辦史地係。但此時受到現代科學訓練的地理學者，注重采用野外實習(xi) 和定量分析方法，史地便出現分家之勢。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地理學曾效仿蘇聯，未受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際地理學界的計量革命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地理學迅速跟上國際潮流，並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進入大數據時代。時至今日，無論數據產(chan) 出還是分析處理，以及各種新技術手段的應用、新研究領域的開發，史地兩(liang) 個(ge) 學科都出現了明顯的分野與(yu) 區別。介於(yu) 二者之間的曆史地理學，恰好可以起到橋梁的作用。

　　中國曆史地理學脫胎於(yu) 傳(chuan) 統沿革地理，從(cong) 它與(yu) 地理學的關(guan) 係看，大體(ti) 經曆了三個(ge) 階段。20世紀50年代以前，基本上屬於(yu) 沿革地理階段。雖然1934年就出現了專(zhuan) 門的學術團體(ti) “禹貢學會(hui) ”，發行了《禹貢》半月刊，但當時的研究者不需要經過地理學訓練，隻要有一定的空間意識，運用常規史料分析考辨手段就能把問題解決(jue) 。20世紀50年代中葉以後，曆史地理學開始向現代科學體(ti) 係演進。隨著地理學理論方法的引入，研究者需要懂得地球表層演化的科學原理，以此為(wei) 指導提出問題，然後運用史料加以分析和解釋。這一時期，曆史地理學獲得空前發展，得益於(yu) 深度的史地交叉融合，現代曆史地理學學科架構迅速構建起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曆史地理學對現代地理學的訴求僅(jin) 限於(yu) 科學原理和基本工作思路，至於(yu) 具體(ti) 解決(jue) 問題的方法，仍以傳(chuan) 統文獻描述為(wei) 主。此後，曆史地理學進入第三階段，即大數據時代。

　　相比於(yu) 現代地理學，曆史地理學的數據規模顯然難以相提並論。不過較之於(yu) 以往的曆史地理研究，數據增量已經不可以道裏計。其中，資料的可得性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些原藏於(yu) 海外、民間以及各公藏機構的大宗史料不斷麵世，很多史料可以通過網絡便利地獲取。因此，資料範圍較之過去大大擴展，數據資源與(yu) 過去不可同日而語。此時曆史地理學要取資於(yu) 地理學的，就不僅(jin) 包括科學原理，還有在新技術條件下的研究手段和技術路線，甚至還有新的問題形態和提問方式。

　　這裏麵存在一個(ge) 問題。對待數據，地理學和曆史學存在著天然的不同。地理學的目標是把空間差異講清楚。為(wei) 了精準，不得不運用大量數據。其所用數據，絕大部分不需要自己去生產(chan) ，至少不需要手工生產(chan) 。而曆史學的本質是人文，它的論證講史料。史料首要的問題不是數量，而是真偽(wei) ——這史料是怎麽(me) 產(chan) 生出來的，說明了什麽(me) ？然後才是對它的提取和利用問題。去偽(wei) 存真，盡量采用接近第一手的史料，才會(hui) 贏得認可。若是一味地堆砌史料，往往不被接受。因此，從(cong) 史料中進行數據提取，有不少學者是相當抗拒的。他們(men) 覺得史料很難量化，量化後貌似精確，實則失真。隻有文字描述才能“柔軟”地貼近曆史事實。這種看法當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絕對化。

　　數據提取是有邊界的。數字人文的目的是要更好地為(wei) 人文研究服務，而非消解傳(chuan) 統人文研究。因此，將史料提取成數據，隻能針對可量化的內(nei) 容。落實到具體(ti) 的操作層麵，重建曆史時期的地理環境應該是當務之急。地理環境包括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曆史時期的自然地理環境以氣候、地貌最為(wei) 重要，而人文地理環境則以政區為(wei) 基礎。前輩學者將地理作為(wei) 治史四鑰匙之一，其實主要指的是沿革地理，重點是為(wei) 了弄通曆史地名變遷。研讀史料，一定要清楚它具體(ti) 的時空位置。史料所係的具體(ti) 空間是靠曆史地名來定位的。如果不了解其準確含義(yi) ，對史料的理解便難免失真。

　　在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曆史地圖集》出版之前，關(guan) 於(yu) 曆代地理沿革一直缺乏準確可用的參考書(shu) 。地圖集的問世給學界帶來了極大便利，然而因為(wei) 它對每個(ge) 朝代隻複原了一兩(liang) 個(ge) 年份的行政建置，如果想了解的情況跟書(shu) 中該朝代的標準年不重合，就不得不自行爬梳原始資料。作為(wei) 一套紙質書(shu) ，它的篇幅不可能無限增加。對每個(ge) 朝代隻複原一兩(liang) 個(ge) 年份，就已厚達八冊(ce) 之多，不可能將曆史上每個(ge) 年份的行政建置都畫出來。這一難題，到了數字化時代便迎刃而解。2001年開始，複旦史地所與(yu) 哈佛大學合作研發的“中國曆史地理信息係統”CHGIS項目，利用數據庫和計算機自動製圖，將中國曆史政區變遷的複原精度推進到逐年的水平，解決(jue) 了將《中國曆史地圖集》在時間軸上圖層加密而篇幅會(hui) 失控的問題。當然，數字技術提供的福利遠不止於(yu) 此，它的可擴展性、局部修訂的便利程度，都是過去所難以比擬的。

　　從(cong) 表麵上看，CHGIS係統反映的是曆代政區變遷，事實上，它可以構建整個(ge) 中華文明發展的時空坐標係統。以此為(wei) 基礎，將各種專(zhuan) 題數據加載上去，就可以方便地製作各種專(zhuan) 題地圖，複原曆史時期的地理環境。正因如此，2016年CHGIS項目完成後，複旦史地所又啟動了“中國曆史地理信息平台”建設，在CHGIS係統的基礎上，將一些專(zhuan) 題數據庫整合起來。該平台已於(yu) 2021年正式開放。雖然目前內(nei) 容還不十分豐(feng) 富，但基本框架已經構建起來。

　　到目前為(wei) 止，GIS和數字技術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曆史地理的學科麵貌。其表現至少有三點：其一，研究精度大大地提升了。以最基礎的政區為(wei) 例，現在的政區時空數據不僅(jin) 可以提升到逐年水平，時間序列上一直可延伸至當代，而且政區研究的尺度也有所下移。《中國曆史地圖集》複原的主要是縣級以上政區，縣在圖麵上都是作為(wei) 點來處理。在CHGIS係統中，已經重建出1911年的縣界。就是說，縣不再是被當作點，而已經可以作為(wei) 一個(ge) 區域來對待。諸如此類的精度提升在其他專(zhuan) 題領域也程度不同地有所體(ti) 現。其二，不少專(zhuan) 題研究的問題形態發生了轉變。例如曆史城市地理，以往討論較多的是城市選址、布局、城牆城門等較為(wei) 宏闊的問題，現在的討論已延伸至土地利用、人文空間以及城市內(nei) 部肌理。其三，很多單位推出了較大型的曆史地圖集，這些圖集或表現專(zhuan) 題，或表現地區，或表現斷代，多是通過數字技術來表達的，同時也開發了不少數據平台。就是說，曆史地理數據積累總體(ti) 上已經達到了相當可觀的規模。

　　這些數字化成果擴大了曆史地理學的輻射力，也密切了曆史地理與(yu) 相關(guan) 學科的關(guan) 係。當然，曆史地理學也麵臨(lin) 著困難和挑戰。其中最大的困難是數據生產(chan) 。雖然未來也許有應用遙感、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進行數據提取的可能，但目前數據產(chan) 出主要還是靠人工，要研究者從(cong) 史料中去挖掘、考證、分析、判斷。不妨說，曆史地理學的很多研究就是一個(ge) 自己生產(chan) 數據的過程。這樣的產(chan) 出效率偏低，但在很多專(zhuan) 題領域似乎很難有更便捷的辦法。此外，由於(yu) 資料密度的差異，所能複原的地理環境在不同時代的精度有較大差異。近現代的複原可以做到很精細；中古以前精度無疑要下降很多。有些問題可能確實無解，而有些可能隻是還未想到合理的技術路徑，這就需要不斷加強多學科互動，通過各種途徑不斷接近目標。

　　■本期主持：張萍（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本期主題：數字化與(yu) 曆史地理學發展

　　《光明日報》（2023年09月2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