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愛花（中央民族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

　　開放的唐朝留給後世遐想無限的輝煌背影，其中民族交流融合的多樣性更是燦然生光。唐太宗“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的開明民族政策，表明統治階層突破“夷夏之防”，秉持“天下一家”的治理態度。強盛的國力、先進的文化、繁榮的社會(hui) ，吸引周邊族群紛至遝來，誠心歸附者不在少數。他們(men) 或為(wei) 蕃將，或為(wei) 使者，或為(wei) 質子，或為(wei) 商人，共同繪就了絢麗(li) 多彩的盛唐氣象。

　　傳(chuan) 統的史籍不會(hui) 刻意留存某些個(ge) 體(ti) 生命的生活痕跡，作為(wei) 地下文物的墓誌則寄托了生人對逝者的哀思，因真實性與(yu) 紀念性兼具而備受學界的關(guan) 注。墓誌常以固定的格式記述誌主的出身背景、生平經曆、仕宦生涯、家庭生活等內(nei) 容，末尾以銘文對誌主的一生進行概括，故又稱墓誌銘。唐朝開放包容，不少胡人寓居中土，甚至終老華夏，他們(men) 的墓誌書(shu) 寫(xie) 透露出當時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實細節。

　　蕃兵蕃將“朝士相半”

　　唐朝建立伊始，已有重用蕃將的做法。李唐君主開誠布公，對才能卓著的外族將士委以重任，具體(ti) 表現在：蕃將既可以擁兵節製一方，也可以進入親(qin) 近天子的禁軍(jun) 。在平定突厥後，李世民沒有對突厥舊部刻意限製防範，反而優(you) 待有加，任用突厥上層貴族為(wei) 州之都督，其餘(yu) 酋長各有封賞，一時之間竟“殆與(yu) 朝士相半”。大量胡人前往中原生活乃至定居，使得唐代社會(hui) “大有胡氣”。初唐時期的尉遲敬德、李多祚，就是其中顯例。

　　安史之亂(luan) 後，藩鎮割據，道路阻隔，不少外族使者留居長安數十年無法返歸故土。唐朝供給衣食，對他們(men) 予以優(you) 待。德宗時期，宰相李泌曾經建議將胡客悉數送歸故土，一來慰藉旅人們(men) 的思鄉(xiang) 愁苦；二來削減府庫的額外開支。然而，多數外族來客早已在當地娶妻生子，紮根唐土，樂(le) 於(yu) 寄居中原，無人願意返回。德宗隻好因勢利導，將其中的精壯者編入神策軍(jun) ，於(yu) 是“禁旅益壯”。這些現象均反映了唐朝民族觀念之獨特以及民族融合程度之深。

　　唐廷對外族將領信任有加，“任職禁軍(jun) ，救君主於(yu) 危難”的何文哲是其中代表。墓誌記載何文哲係粟特何國人，先祖於(yu) 高宗永徽年間入華，其後曆代皆供職於(yu) 唐朝。何文哲本人在德宗時期補為(wei) 神策左軍(jun) 馬軍(jun) 副將，成為(wei) 天子禁軍(jun) ，精誠報國、曆仕多朝的曆程從(cong) 此開啟。唐穆宗親(qin) 口稱讚他“翊衛心膂，為(wei) 朕爪牙”。後來，染工張韶起事，唐敬宗倉(cang) 皇呼救“今日投卿，安危斯在，還宮之後，必議甄酬”。之後的文宗更是禮遇有加，稱讚他“有莫大之功，社稷今存是卿之力”。足見在皇室安危的問題上，粟特將領何文哲所發揮的關(guan) 鍵作用。何文哲的表現固然與(yu) 個(ge) 人能力相關(guan) ，也與(yu) 族群間交流融合的時代背景不無關(guan) 係。

　　多民族交融的情形還可從(cong) 蕃兵蕃將的交遊網絡一探究竟，粟特人康君的履曆具有代表性。其墓誌稱康氏源於(yu) 康國皇室，父祖皆為(wei) 中原的軍(jun) 官。他本人容貌雄偉(wei) ，頗有遊俠(xia) 之風，一生未曾入仕。相傳(chuan) ，粟特有這樣的風俗，嬰兒(er) 出生後，長輩要在其口中放入冰糖，手掌塗上一種“粘膠”，希望他們(men) 以後“口舌如蜜”，善於(yu) 經商。墓誌記載，他具有粟特人善於(yu) 言談的品性，憑借殷實的家境出手闊綽，往來於(yu) 皇室貴胄間。“金鞍寶馬，去來三市之傍；綏頰高談，出入五侯之第。陸大夫之宴喜，願得分庭；孫丞相之招賢，方齊置驛。”誌文以古代名士陸賈和公孫弘的典故為(wei) 例，稱讚他出口不凡，深得士大夫敬重。在經曆數代的中原生活後，外來胡人除了在樣貌上保留某些本族的特征外，生活習(xi) 慣與(yu) 交往交遊已與(yu) 漢人無異。

　　官員選授“胡漢無差”

　　魏晉以來中原板蕩，五胡入華客觀上掀起了新一輪的民族融合潮流，胡漢之間的差別由此前的血緣之別轉為(wei) 文化認同。即陳寅恪所說的“凡漢化之人即目為(wei) 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wei) 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隋唐王朝繼承了此前民族融合的基調。唐朝對內(nei) 附的蕃將一般授予三種官職：武散官、武職事官、員外武官。鴻臚寺對他們(men) 的選授進行安排，其中一項即依據“蕃望大小”“比類流例”授官。太宗時期，阿史那忠入唐內(nei) 附，因擒獲頡利可汗而被授左屯衛將軍(jun) ；後因為(wei) 平定薛延陀的進犯立功，遷右武衛大將軍(jun) 。在某一品階的武官滿額的情況下，唐朝對內(nei) 附者授予員外武官，使其獲得同等的俸祿和待遇。泉獻誠墓誌記載，“天授元年九月，製授左衛大將軍(jun) 員外置同正員”。

　　定居中土的蕃將在唐朝中央政府獲得了展現軍(jun) 事才能、實現個(ge) 人抱負的機會(hui) ，世代為(wei) 將者謂之“蕃將世家”。唐律規定：“凡內(nei) 附後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為(wei) 蕃戶也。”依此，蕃將的範圍限定為(wei) 初次進入唐朝中央的蕃族將領，而蕃族後裔在編戶入籍時則視同唐人。他們(men) 在後續的科舉(ju) 考試與(yu) 官職授予方麵，已經與(yu) 中原本土人士“胡漢無差”。粟特民族善於(yu) 經商的同時也頗具勇武之風，來華粟特人中擔任武職的亦不在少數。浸染漢地風俗後，粟特後裔僅(jin) 隔一兩(liang) 代便已經詩書(shu) 為(wei) 業(ye) 、傾(qing) 心科第，先輩崇尚軍(jun) 功的習(xi) 氣在他們(men) 身上不複存在。比如安令節的先祖是純粹的武人，安令節本人卻“出京兆禮教之門，雅好儒業(ye) ”。康敬本的祖父與(yu) 父親(qin) 曾在隋朝充任軍(jun) 將，康敬本本人則擔任唐朝的“文林郎”，其學養(yang) 精深以致被稱作“弘文大儒”。他們(men) 的文化取向與(yu) 心理認同已經深受中原文化影響。

　　在唐代，不同族群的精英都可以通過科舉(ju) 考試進入中央的行政係統，軍(jun) 隊將帥的任命也打破了華夷之隔。中晚唐以後黨(dang) 爭(zheng) 不斷，朝官拉幫結派互相傾(qing) 軋。比較之下胡人沒有盤根錯節的複雜關(guan) 係，無法對朝政產(chan) 生巨大影響。因此胡人侍從(cong) 就成了君主倚賴的重要力量。神策軍(jun) 原為(wei) 西北戍軍(jun) ，後入京師成為(wei) 唐王朝所倚重的禁軍(jun) ，負責拱衛京師和戍守宮廷以及行征伐事。在這樣一支關(guan) 乎唐王朝國祚延續的軍(jun) 隊中，左神策大將軍(jun) 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jun) 康誌睦、左神策軍(jun) 正將康日華等皆來自粟特。《新唐書(shu) 》專(zhuan) 辟《諸夷蕃將傳(chuan) 》，集中介紹了頗負盛名的21位蕃將，讚揚他們(men) 維護唐朝“大一統”秩序的功勳與(yu) 貢獻，反映出各族將領對“天下一家”的強烈認同，也體(ti) 現出選官製度“胡漢無差”的特征。除蕃將外，唐朝統治者對各族士兵也格外信任，駐守西北邊疆的朔方軍(jun) 便是胡漢雜用。不僅(jin) 如此，少數民族將帥還積極助唐平叛：原本出身於(yu) 突騎施族的哥舒翰、契丹族的李光弼、鐵勒族的仆固懷恩等均表現英勇。757年，內(nei) 外交困的唐朝處於(yu) 風雨飄搖之中，郭子儀(yi) 建議唐肅宗向回紇借兵，回紇葛勒可汗派其子葉護與(yu) 大將帝德率精兵四千赴鳳翔與(yu) 郭子儀(yi) 匯合；回紇前後共四次出兵助唐，其中三次直接與(yu) 叛軍(jun) 交戰，對平定叛亂(luan) 起到外援作用。

　　公孫思觀的墓誌記載，“其先遼西襄平人，家代因官，居於(yu) 河洛”，家族來自藩部地區，進入唐廷任職後遷徙到河洛。公孫思觀的祖父為(wei) 右衛將軍(jun) ，從(cong) 三品；他的父親(qin) 為(wei) 武康縣令，也官至六品。公孫思觀依靠祖父的門蔭“宿衛嚴(yan) 廊”，後“以武藝超倫(lun) ，其年擢第，敕授翊麾校尉、行右金吾衛左司戈”，參加唐朝的武舉(ju) 而成功入仕。米繼芬的墓誌記載，“其先西域米國人也，代為(wei) 君長……公承襲質子，身處禁軍(jun) ”，終任官為(wei) 左神策軍(jun) 故散副將、遊騎將軍(jun) 、守左武衛大將軍(jun) 同正兼試太常卿。墓誌中特意用“信行為(wei) 遠邇所稱，德義(yi) 實閭裏鹹荷”誇讚米繼芬，說明他與(yu) 周圍的同僚相處和諧，充分融入了唐朝的官僚群體(ti) 。

　　相較於(yu) 門蔭、科舉(ju) 等常規方式，辟署則為(wei) 中後期武職的重要遴選方式。米文辯的墓誌記載，“長慶初祀，署排衙將”，祖為(wei) “河東(dong) 中軍(jun) 將”，父珍寶為(wei) “皇魏博節度諸使、馬軍(jun) 都知兵馬使兼將”，均為(wei) 長期活動在藩鎮的將領。在家族曆史的追憶方麵，米珍寶“力扶王室，聲振大名”，米文辯“心存節義(yi) ，德惟深厚”，“以公忠克佐，善政名彰”。米氏家族深受儒家倫(lun) 理道德的思想影響，當所處的魏博鎮與(yu) 朝廷處在博弈狀態時，米文辯既要順從(cong) 藩鎮的利益，又不完全違背朝廷，所以米文辯的墓誌呈現出忠君、節義(yi) 的描寫(xie) 。

　　這一時期，漢族與(yu) 周邊族群在軍(jun) 事、政治等體(ti) 係中互相交融，具體(ti) 而豐(feng) 富的案例證明了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向心力。他們(men) 對王朝國家政治的忠誠和文化的認同是中華民族曆史發展的主流。無論是身處邊疆，還是來到中原腹地，他們(men) 在多民族混居的社會(hui) 群體(ti) 中持續互動交融。除軍(jun) 事精英外，唐代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學者中，出自鮮卑或鮮卑化胡族之後裔者更是繁多，如詩人白居易、劉禹錫等，他們(men) 既是民族大融合的產(chan) 兒(er) ，同時又為(wei) 唐代兼容並包的文化盛況作出重要貢獻。

　　日常生活“無隔華夷”

　　隋唐是統一而強盛的王朝，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的鼎盛時期之一，其繁榮的重要原因在於(yu) 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推動了曆史的進程。這一時期北方胡漢文化融合，構建起了跨越農(nong) 耕和草原地區的複合型王朝。正如前麵所言，蕃兵蕃將在保衛唐代中原地區的和平與(yu) 安寧方麵表現卓著。安史之亂(luan) 後，因為(wei) 叛亂(luan) 者的民族身份問題，使得民族交融的序曲中出現不和諧的音符，社會(hui) 上一度掀起抵製胡人的風潮，但終究無礙於(yu) 大局，各族人民交融的大潮仍持續不斷，日常生活中處處表現出“無隔華夷”的特征。

　　外來民族進入中原後，隨著生活以及心態、文化等向漢地的靠攏，“胡”的形象漸次消退，“漢”的特質日益完備。粟特人原是居住於(yu) 中亞(ya) 阿姆河、錫爾河流域的商業(ye) 民族，多信仰源自西亞(ya) 的祆教、景教，入華後，部分粟特人的思想發生變化，轉向信仰中國化的佛教。康庭蘭(lan) 墓誌銘中稱誌主“暨於(yu) 晚歲，耽思禪宗。勇施罄於(yu) 珍財，慧解窮於(yu) 法要”，晚年時沉醉禪宗，散財供養(yang) 寺廟。又如安思溫“儒釋二門，特加精意。篆隸得回鸞之妙，莊周自天性之奇”，精通儒釋兩(liang) 家，書(shu) 法也頗有造詣，一派中原文士之風。安思溫妻史氏亦為(wei) 粟特後裔，“少以知禮，四德備閑”。

　　邊疆民族對中原的傾(qing) 慕，常常體(ti) 現在他們(men) 在家族記憶中樂(le) 於(yu) 追溯中原始祖為(wei) 本根。唐代奚人質子熱瓌墓誌載：“原夫軒丘有子，朔垂分王，代雄遼碣，厥胤繁昌。”軒丘即軒轅之丘，相傳(chuan) 為(wei) 黃帝居所。誌文將奚人先祖追溯為(wei) 黃帝，這種攀附始祖為(wei) 炎黃等三皇五帝的情形，在古代各民族並不鮮見。如唐代康遠墓誌中就稱“其先衛康叔之門華”，將根脈嫁接於(yu) 周代衛國的創始人文王的兒(er) 子衛康叔。但誌主康遠卻是地地道道的中亞(ya) 粟特後裔。熱瓌墓誌一方麵或許是有意塑造奚族的漢地源流，體(ti) 現了當時“華戎一家”的包容理念；另一方麵，則是奚人仰慕中原風華，渴望融入華夏體(ti) 係的表現。無論何種情形，墓誌所言均是唐代民族交融的生動例證。

　　不同於(yu) 正史文獻，墓誌本身並不能為(wei) 外人所廣為(wei) 閱讀，是私密性較強的文本，這恰恰反映了墓誌中的追根溯源是不同族群的人們(men) 漢化之後對自己族屬淵源的一種總結。唐朝的繁榮是多民族共同書(shu) 寫(xie) 的中華文化篇章，也是中華大家庭血脈相親(qin) 的共同回憶。“大一統”順應了曆史的潮流和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理自覺，唐代的多民族交流融合豐(feng) 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增強了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凝聚力，為(wei) 此後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開創了可資借鑒的模式。五代十國時局不定，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轉入低潮，但社會(hui) 中仍保持著隋唐以來各族人民深度融合的基調。隋唐傳(chuan) 統並未在其衰敗後煙消雲(yun) 散，而是將文化血脈賦予五代封存，最終才能“造極於(yu) 趙宋之世”。

　　《光明日報》（2023年12月1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