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春輝（北京市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首都師範大學教授、語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語言扶貧是指以整體(ti) 素質提高為(wei) 導向，以提升語言文字能力為(wei) 中心，以各類語言因素和語言政策的高效協調配合為(wei) 路徑的扶貧開發過程。作為(wei) 一種內(nei) 生性扶貧機製，通過製定與(yu) 國家扶貧政策相配套的語言扶貧政策，在貧困地區或社區麵向貧困群眾(zhong) 進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學習(xi) 和提升為(wei) 主體(ti) 的教育，使貧困群眾(zhong) 有機會(hui) 掌握並提升生活所需的語言文字能力，進而通過教育的提升、文化知識的獲取，提升自身“造血”能力，根植發展基因，激活發展動力，並以此阻斷貧困發生的動因。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語言扶貧的實踐過程中探索出了許多創新而有效的方法和措施，取得了豐(feng) 碩的成果。今年是脫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2020年之後的中國絕對貧困消除，將進入一個(ge) 以相對貧困治理為(wei) 主要特征的階段。當此之際，需因應特征和階段的變化，進一步深化對於(yu) 語言扶貧的思考和認知，以冀為(wei) 後脫貧攻堅時期的相對貧困治理繼續貢獻力量。

　　處理好普通話普及與(yu) 提升的關(guan) 係。當前我國普通話在全國範圍內(nei) 普及率達到了80.72%，識字人口使用規範漢字的比例超過95%，各民族各地區交流交往的語言障礙已基本消除。但是我們(men) 也要看到，在有些地區特別是深度貧困地區的普通話普及率還比較低，語言障礙依然存在，語言交際成本依然很高。未來的語言扶貧需要解決(jue) 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普及中存在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即有些貧困地區（如“三區三州”）的普通話普及率仍然有待提升，而已經學習(xi) 了普通話的脫貧人口以及新出現的相對貧困群體(ti) 的普通話水平則需要進一步穩固和提升。

　　處理好普通話與(yu) 其他語言的關(guan) 係。語言扶貧是一個(ge) 以主體(ti) 多元為(wei) 特征的體(ti) 係。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普及無疑是中國語言扶貧的主體(ti) 與(yu) 核心，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各語言的方言以及外語也都是語言扶貧事業(ye) 的有機構成，在不同的層次和領域發揮著各自的作用，它們(men) 多元和諧共存。比如有些貧困地區通過將少數民族語言或各地方言與(yu) 旅遊、文化產(chan) 業(ye) 等相結合，在語言傳(chuan) 承的同時獲得了較好的經濟和社會(hui) 效益；有些貧困學生通過學習(xi) 外語走出了家鄉(xiang) ，甚至走向了國際。普通話是國家法律規定的國家通用語言，是貧困地區群眾(zhong) 擺脫貧困的基礎能力和重要條件，“普通話之橋”是主幹道；而其他語言及方言則作為(wei) 輔助道路，在不同層麵也架起了一座座立交橋，協力扶貧減貧事業(ye) 。

　　處理好鄉(xiang) 村和城市的關(guan) 係。鄉(xiang) 村依然是未來一段時間相對貧困治理的主戰場，而隨著城鎮化和老齡化進程的推進，農(nong) 民工群體(ti) 、城鎮低保人群、未來由於(yu) 貧困線調整所形成的新貧困人口的貧困問題可能會(hui) 日益突出，因此2020年後的扶貧戰略重點應該是建構城鄉(xiang) 一體(ti) 化的貧困治理體(ti) 係。後脫貧攻堅時期的推普助力減貧脫貧目標群體(ti) 將由農(nong) 村聚焦轉向以農(nong) 村為(wei) 主、農(nong) 村和城市雙重聚焦的新局麵，將形成以鄉(xiang) 村為(wei) 主、鄉(xiang) 村和城市並行發展的新格局。在推動扶貧工作走向城鄉(xiang) 統籌的同時，語言扶貧的政策與(yu) 規劃也需要走向城鄉(xiang) 統籌，即建構以鄉(xiang) 村提升普及率和城市提高質量、不同區域不同政策的語言扶貧體(ti) 係。在這個(ge) 框架下需同時研究鄉(xiang) 村和城市的語言扶貧治理。

　　處理好東(dong) 部和西部的關(guan) 係。經過這些年的不斷探索，我國的語言扶貧已經基本建立起了東(dong) 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的體(ti) 製機製。未來在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背景下，語言扶貧需進一步優(you) 化體(ti) 製機製建設，發揮支援省份優(you) 勢力量，更加紮實地開展推普助力扶貧脫貧對口支援工作，加強學校語言文字工作，確保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作為(wei) 教育教學基本用語用字，切實提高受援地區廣大人民群眾(zhong)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應用意識和能力。

　　處理好短期和長期的關(guan) 係。至少包含相互關(guan) 聯的三個(ge) 維度：一是人類語言習(xi) 得的規律決(jue) 定了語言能力的掌握和提升是一個(ge) 長期而非短期的過程，需要久久為(wei) 功，而不能冀望短期獲得；二是與(yu) “兩(liang) 不愁三保障”涉及的貧困群眾(zhong) 迫切需要改觀的方麵相比，語言能力往往是一個(ge) 被忽視的因素，但是當他們(men) 需要以人口流動、旅遊產(chan) 業(ye) 等方式來實現脫貧，需要更多與(yu) 外地人交流的時候，語言能力的作用就會(hui) 更為(wei) 凸顯，語言因素是一個(ge) 後發因素，這是由語言學習(xi) 轉化為(wei) 個(ge) 體(ti) 自身人力資本的時長規律所決(jue) 定的，所以長遠來看語言因素必將在未來發揮更多的實際效力，轉化為(wei) 真正的生產(chan) 力；三是《推普脫貧攻堅行動計劃（2018—2020年）》的集中脫貧攻堅與(yu) 長效語言扶貧機製的建構，這套機製需要參考脫貧攻堅時期的理論和實踐經驗，更需要對後脫貧攻堅時期的特征變化和扶貧脫貧的整體(ti) 戰略體(ti) 係有精準的理解和把握。

　　處理好扶智和扶誌的關(guan) 係。“扶貧先扶誌，扶貧必扶智”“扶貧先扶智，扶智先通語”，這兩(liang) 句倡議很好地詮釋了語言扶貧與(yu) “扶智”“扶誌”的關(guan) 係。即語言作為(wei) 知識的載體(ti) 和知識獲取的工具，是“扶智”的必要前提和必由之路；通過語言獲得更多更好的教育和人生自信，從(cong) 而增強貧困群體(ti) 的意誌和誌氣，是“扶誌”的好路徑、好選擇。語言學習(xi) 不僅(jin) 能提升貧困群眾(zhong) 的“智”，更能增強他們(men) 的“誌”，從(cong) 而使他們(men) 擺脫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貧困，實現真扶貧和真脫貧。

　　語言文字為(wei) 扶貧減貧構築了通向知識和機遇的大道，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教育不僅(jin) 具有重要的經濟效益，也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yi) 。語言扶貧是貧困治理的重要構成，語言治理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深化對語言扶貧的認知，將有助於(yu) 其在相對貧困治理中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