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利平台訊 “脫貧這件事，幾乎所有國家和政府都認為(wei) 應該努力去做，但全世界從(cong) 古到今從(cong) 來沒有一個(ge) 國家能做到。中國在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下，把脫貧這個(ge) 原來僅(jin) 僅(jin) 是政治浪漫的憧憬，變成了中國當代的政治現實。”5月16日，台灣銘傳(chuan) 大學公共事務學係暨兩(liang) 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教授在北京舉(ju) 行的第五屆西藏智庫國際論壇上說。

圖為(wei) 台灣銘傳(chuan) 大學公共事務學係暨兩(liang) 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教授

　　楊開煌在本屆論壇上的發言題為(wei) 《脫貧之後的反思：兼論宗教與(yu) 脫貧工作》。楊開煌認為(wei) ，中國的脫貧，對政治學來說，具有哥白尼“日心說”式的重大意義(yi) 。中國用事實證明了脫貧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打破了西方慣用的福利式救窮模式，開拓了發展式脫貧的全新路徑，將國家個(ge) 別行政部門行政政績式的扶貧，提升到國家治理能力與(yu) 國家整體(ti) 目標的高度。

　　楊開煌認為(wei) ，中國的脫貧經驗對於(yu) 世界各國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yi) 。首先，“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始終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理念施政，對於(yu) 中國人民來說，中國式的民主是實惠性的民主，而不是間歇性的民主。中國的模式是讓人民得到實惠，讓人民不斷地參與(yu) 到政治實踐之中。而一般的西方國家，投票的時候你做主人，不投票的時候就沒你什麽(me) 事。”

圖為(wei) 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察雅縣肯通鄉(xiang) 達如村村民洛丹正在打理溫室大棚 攝影：楊錫烽

　　同時，中國在推進脫貧工作的過程中，既有戰術性的救急，也有戰略性的救窮，這種將福利式的“輸血”和發展式的“造血”結合起來的戰略思維，也是各國政府思考脫貧時必須注意到的重要理論。

　　而且，中國成功的脫貧實踐，將能否實現脫貧提升為(wei) 了國家治理能力的標準之一，這與(yu) 西方政治學所關(guan) 注的幾乎完全不一樣。

　　楊開煌高度關(guan) 注中國脫貧實踐中提出的“精準”理念。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僅(jin) 擁有多元化的少數民族風土人情、風俗習(xi) 慣，中國人民還擁有多元化的宗教信仰。“中國是如何做到在脫貧實踐中，在多元財富觀、生活觀、文化和宗教背景下，既尊重民族和宗教間的差別，又使每一個(ge) 人都能自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建議，應該將中國在脫貧實踐過程中，在例如西藏、新疆等地區，因人而異、因族而異、因事而異、因地而異的精準的多彩多姿的脫貧措施和政策，進行更加細膩、充分和精準的描述，以便其他國家借鑒。

　　圖為(wei) 西藏自治區山南市貢嘎縣昌果鄉(xiang) 團結新村一隅。2019年9月13日，山南市浪卡子縣倫(lun) 布雪鄉(xiang) 甘紮村34戶121名農(nong) 牧民群眾(zhong) 易地搬遷至此 攝影：趙耀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hui) 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紮洛對楊開煌的建議表示讚同。紮洛介紹，對於(yu) 例如西藏、新疆等地區，在脫貧攻堅中，通過“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和“發展生產(chan) 脫貧一批、易地扶貧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chang) 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hui) 保障兜底一批”等方式，將扶貧工作和推動社會(hui) 發展的一係列目標相融合，特別是推動區域發展和推動人的現代化相結合起來，實現了精準脫貧。（新利平台 記者/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