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調查｜公平還是工具？——美國國際評級機構與全球“評級霸權”

　　最近一段時間，國際評級機構惠譽頻頻對中國“下手”，先是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接著又下調中國六大國有銀行信用評級展望。經濟分析人士普遍認為(wei) ，相關(guan) 評級不公平、不公正，不能客觀反映中國經濟增長前景。

　　惠譽為(wei) 什麽(me) 會(hui) 做出與(yu) 專(zhuan) 業(ye) 人士觀感相悖的結論？事實上，惠譽等美國國際評級機構憑借其壟斷地位，打著“客觀”旗號，已成為(wei) 推行美國否認其他經濟體(ti) 體(ti) 製優(you) 勢、維護自身全球霸權的“政治工具”。

　　長期以來，這種局麵導致全球金融市場不公正、不合理現象叢(cong) 生，成為(wei) 全球南方融資難、發展難的重要原因。

這是2020年10月30日拍攝的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旁的華爾街路牌。新華社記者王迎攝

　　測不準中國經濟

　　分析人士表示，惠譽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中國六大國有銀行信用評級展望等，是故意低估中國經濟增長的直接表現。在技術層麵，下調中國評級是高估風險、低估增長潛力的表現；從(cong) 目的上看，下調中國評級是扭曲事實、製造負麵預期的行為(wei) 。

　　一方麵，惠譽指稱中國政府債(zhai) 務風險高，但數據並不支撐這一結論。

　　中國社科院國家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去年年末中國政府部門債(zhai) 務率為(wei) 55.9%。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二十國集團國家的政府債(zhai) 務率平均在94%左右。

　　另一方麵，惠譽作為(wei) 主權信用評級體(ti) 係的重要組成元素，對中國2024年經濟增速預測較其他機構明顯偏低，讓各界質疑其主權信用評級結果可靠性。

　　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近日通過官網發表文章說，國際評級機構對中國國情以及政策理解較為(wei) 片麵，未能準確認識中國宏觀政策的全麵性、科學性和合理性，加上其信用評級方法論對發展中經濟體(ti) 不適用，所以無法反映中國主權信用的真實情況。

　　巴西聖保羅州立大學經濟與(yu) 國際研究所主任馬科斯·皮雷斯表示，下調中國評級的目的是試圖動搖市場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他說，受美國貨幣政策影響，當今世界沒有哪個(ge) 經濟體(ti) 不麵臨(lin) 挑戰，中國在挑戰麵前采取了有效的政策，把困難變成機遇，中國經濟發展不可阻擋。評級機構試圖通過“降級”來宣揚悲觀情緒，無異於(yu) 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中國財政部就惠譽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有關(guan) 問題答記者問時表示，惠譽主權信用評級方法論的指標體(ti) 係，未能有效前瞻性反映財政政策“適度加力、提質增效”對推動經濟增長、進而穩定宏觀杠杆率的正麵作用。

　　財政部相關(guan) 負責人表示，長期看，保持適度的赤字規模，用好寶貴的債(zhai) 務資金，有利於(yu) 擴大內(nei) 需，支持經濟增長，最終有利於(yu) 維護良好的主權信用。中國政府一直堅持統籌兼顧支持經濟發展、防範財政風險和實現財政可持續等多重目標，根據形勢變化，統籌需要與(yu) 可能，科學合理安排赤字規模，保持赤字率在合理水平。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中國政府維護良好主權信用的能力和決(jue) 心也沒有改變。

這是2020年1月31日在英國倫(lun) 敦拍攝的倫(lun) 敦金融城。新華社發，蒂姆·愛爾蘭(lan) 攝

　　評不出“真正違約”

　　當下，全球信用評級產(chan) 業(ye) 高度集中，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三巨頭”幾乎完全控製了全球評級市場。

　　回顧這三家美國評級機構發展曆程可以發現，它們(men) 在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過程中逐漸取得行業(ye) 壟斷性優(you) 勢，掌握了一套按照自身好惡來為(wei) 評級對象融資能力設定“天花板”的“評級霸權”。由於(yu) 全球金融市場沒有客觀基準，信用評級更像一場金融遊戲。

　　在評定主權信用評級時，三大評級機構常常從(cong) 意識形態和自身利益出發，否認其他政治製度和經濟體(ti) 製的特點和優(you) 勢，實際上成為(wei) 推行美國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工具。

　　三大評級機構與(yu) 資本市場關(guan) 係密切，難以客觀、科學評估信用風險，因此常常出現評級失誤，甚至在很多時候反而成了危機的“催化劑”。

　　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傑弗裏·索南費爾德指出，過去50年間，三大評級機構整體(ti) 來看幾乎未能準確預測主權政府和企業(ye) 借款人的“每一次真正違約”。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卡門·萊因哈特梳理發現，三大評級機構幾乎錯過了全球主權債(zhai) 務違約前的每一次重大經濟危機，包括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zhai) 務危機、1997年亞(ya) 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2010年歐洲債(zhai) 務危機。

　　例如，1997年亞(ya) 洲金融危機初期，三大評級機構反應遲緩，沒能在第一時間發現泰銖、韓元危機的嚴(yan) 重性。危機蔓延，三大機構為(wei) 挽回聲譽驟然給東(dong) 南亞(ya) 多國降級，反而加速、加重了危機。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也與(yu) 三大評級機構有關(guan) 。在那之前幾年，三大機構在經濟繁榮期間給不少垃圾債(zhai) 評級過高，導致高風險的次級抵押貸款比例越來越高。危機出現時，評級機構又遲遲不給相關(guan) 企業(ye) 降級，導致市場對風險判斷失誤。

　　4月3日，農(nong) 民在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近郊的一塊玉米地檢查作物長勢。津巴布韋總統姆南加古瓦宣布，由於(yu) 厄爾尼諾現象造成嚴(yan) 重幹旱，全國進入災害狀態。新華社發，肖恩·朱薩攝

　　給全球南方發展“挖坑”

　　德國非洲政策研究所指出，三大評級機構近年來對非洲各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呈現“更頻繁、更主動，且不斷惡化”的態勢。這類“不請自來”的主權信用評級並非基於(yu) 發行人要求做出，是評級機構“自帶濾鏡”的操作。

　　其背後的邏輯在於(yu) ：信用評級差意味著風險更高，往往會(hui) 導致從(cong) 國際資本市場借款的成本更高。信用評級被下調會(hui) 導致非洲國家政府不得不為(wei) 所欠的債(zhai) 務支付更多利息。而為(wei) 了優(you) 先償(chang) 還債(zhai) 務，一些非洲國家政府被迫推行從(cong) 緊的宏觀經濟政策，這些政策往往不利於(yu) 長期投資和經濟增長，並對預防和解決(jue) 債(zhai) 務危機帶來負麵影響。

　　受害者不隻是非洲國家。近年來，發展中經濟體(ti) 和新興(xing) 市場國家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而三大評級機構主導的國際信用評級體(ti) 係卻長期對它們(men) 實行不同於(yu) 西方發達經濟體(ti) 的評級標準，動輒把中國行業(ye) 龍頭企業(ye) 發行的國際融資產(chan) 品評為(wei) “垃圾級”，讓專(zhuan) 業(ye) 人士直呼“看不懂”。

　　從(cong) 本質上看，當前的國際信用評級體(ti) 係是美國等發達經濟體(ti) 設立的有利於(yu) 自身的評級標準，它們(men) 給自己的信用等級打高分，給發展中經濟體(ti) 的信用等級打低分，從(cong) 而收割發展中經濟體(ti) 的利益。正因為(wei) 如此，人們(men) 可以看到如此“怪象”，即新興(xing) 經濟體(ti) 在財富創造能力、經濟增長等方麵有長足進步，但信用級別卻很低。

　　三大評級機構掌控的傳(chuan) 統國際信用評級體(ti) 係嚴(yan) 重失衡，明顯偏向美西方國家和企業(ye) ，難以做到公正合理，甚至成為(wei) 推行美國全球霸權的“政治工具”。

　　國際評級的差異，直接影響到中國等發展中經濟體(ti) 及其企業(ye) 在國際市場上的融資成本，也提高了南方國家經濟騰飛的“門檻”。很多時候，西方國家企業(ye) 花很少的成本就可以在金融市場撬動大量資本，南方國家企業(ye) 卻要支付更高的利息和融資成本，這正是緣於(yu) 這套不公正、不合理的評級體(ti) 係。

　　美國《福布斯》雜誌印度版去年發表題為(wei) 《僵化還是偏見：全球評級機構如何錯過印度的增長脈搏》的文章。不少印度官員和經濟學家在文中表示，三大評級機構長期“看低”印度的主權信用評級，未能客觀評估印度近年來的經濟發展。

　　印度巴魯達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馬丹·薩布納維斯認為(wei) ，從(cong) 概念上講，評級機構“犯了錯”，評級機構需要重新審視它們(men) 的方法論，要充分了解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