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寇製造的“九·一八”事件，通過無線電傳(chuan) 到各地，讓所有的人震驚了。

　　東(dong) 北淪陷，暴日節節進迫。消息傳(chuan) 到拉薩，正在誦經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感到了透心的寒。他不知道口頭上講信佛的這些日本人為(wei) 什麽(me) 如此喪(sang) 盡天良，無限的悲憤油然而生。他立即命人傳(chuan) 令西藏各大寺廟數十萬(wan) 僧人祈誦經文，詛咒侵略者，“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後勝利”。在此期間，十三世達賴喇嘛多次派西藏地方僧俗官員到南京，以加強與(yu) 國民政府之間的聯係，還“發表了堅決(jue) 支持中央政府，呼籲全國團結共同抗日的主張”。在國難當頭、民族危亡麵前，十三世達賴喇嘛愛國之心“亦確具真誠”。

　　十三世達賴喇嘛作為(wei) 藏傳(chuan) 佛教格魯派大活佛，雖遠在西陲，但在國家遭遇重大危機之時，為(wei) 了維護領土完整，親(qin) 自率領僧俗群眾(zhong) ，為(wei) 抗日戰爭(zheng) 的早日勝利，盡己所能，充分表達了他的抗日救國熱忱。

圖為(wei) 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 圖由喜饒尼瑪提供

　　當時，西藏地方與(yu) 西康地方各執己見，戰事頻起。西藏駐京代表貢覺仲尼在十三世達賴的指令下，為(wei) 抗日大局，盡力從(cong) 中協調，上傳(chuan) 下達，避免西陲戰火升級。他一再表明：西藏民眾(zhong) 擁護中央，以抗外力之侵略，決(jue) 不後他人。1932年8月，貢覺仲尼轉陳達賴喇嘛來函：康藏糾紛，藏方不能違背與(yu) 中央和好之旨。12月17日，他又表示達賴甚望中央以和平方式解決(jue) 康藏糾紛，表示：“現當日本侵占遼吉情形緊急，我國人精誠團結一致禦外之時，愛國熱情誰不如我，尤宜亟泯國內(nei) 一切糾紛，集中全力以赴之”。正是基於(yu) 這一共識，康藏地方當局在中央的協調下，幾經周折，最終較好地處理了糾紛。

　　1933年12月27日，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拉薩圓寂，國民政府特派時任參謀本部邊務組組長的黃慕鬆作為(wei) 致祭專(zhuan) 使率團前往，追封其為(wei) “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南京也適時進行了追悼活動。

圖為(wei) 南京追祭十三世達賴的祭堂 圖片由喜饒尼瑪提供

　　黃慕鬆是民國以來，中央政府向西藏地方派出的第一位重要官員，為(wei) 改善中央政府與(yu) 西藏地方政府的關(guan) 係開辟了新的局麵。之後，熱振活佛繼續帶領西藏僧俗群眾(zhong) ，舉(ju) 行了三次大規模的祈禱法會(hui) ，“進行唪我軍(jun) 得勝之經，詛倭寇立滅之咒，繼續懺誦得最後勝利”。

　　抗戰期間，西藏駐京代表顧全大局，盡職盡責，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31年9月27日，十三世達賴喇嘛駐京總代表貢覺仲尼、巫明遠與(yu) 九世班禪額爾德尼駐京辦事處處長羅桑堅讚以及西康諾那活佛、鬆朋活佛等藏傳(chuan) 佛教界人士在南京發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鄉(xiang) 抗日救國會(hui) ”，頗有影響。

　　這期間，日本軍(jun) 國主義(yi) 毫無人性地“除了用飛機、大炮以外，最毒辣的手段還是離間我們(men) 的民族”。但是，1937年7月7日 “盧溝橋的炮聲反而促成了中華民族的蒙藏回族的聯合”。1938年4月，貢覺仲尼與(yu) 阿旺堅讚等西藏代表，積極主動地參加了“蒙回藏族聯合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開赴前線。尤為(wei) 值得一提的是，在國難當頭之際，貢覺仲尼在即將開赴徐州前線的獻禮儀(yi) 式上，用藏語作了形象生動的演講。他發自內(nei) 心的演講打動了到場的所有人，充分表達了他和西藏人民對祖國的赤誠之心。演講中，他首先說明了自己是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的，表明他的行為(wei) 不是代表個(ge) 人。他指出，宗教是本於(yu) 公理正義(yi) 的，日本人從(cong) 前有不少人到拉薩來學密宗，現在他們(men) 根本違背了教義(yi) 。就宗教方麵說，也應該製裁。他的演講以生動的比喻，從(cong) 多個(ge) 方麵充分說明了中華各民族本是一體(ti) ，尤其是外患嚴(yan) 重的時候。他的演講在當時引起了強烈的反響。1938年12月，西藏哲蚌寺僧人考慮到“國家軍(jun) 事急需兵力甚殷”，主動上呈中央，建議應於(yu) 康藏各地早日施行政令，征集兵員。隻要國家需要，寺僧亦願拿起槍杆。

　　貢覺仲尼等人的愛國行為(wei) 得到學界的高度認可。正如著名藏學家拉巴平措所說：“貢覺仲尼，是民國時期西藏反帝愛國力量的重要代表。1923年，他奉達賴喇嘛之命赴北京接任雍和宮堪布之職。此後的十五年間，他在極其困難和複雜的情況下，輾轉拉薩、南京、北京等地，為(wei) 維護和增進西藏地方與(yu) 國民政府的關(guan) 係，為(wei) 維護中國主權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這時候，正在內(nei) 地的藏傳(chuan) 佛教格魯派高僧九世班禪，他的表現更是可圈可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九世班禪慮及日寇早已垂涎內(nei) 蒙古，必然從(cong) 中搗鬼，侵我國土，即向國民政府提出赴內(nei) 蒙古各地宣傳(chuan) 抗日救國。許多人擔心此去凶多吉少，勸其勿往。但他恐改變行期“貽敵人以離間之機，引起蒙地民眾(zhong) 之疑惑”。於(yu) 是不顧自己的安危，毅然前往，當即從(cong) 海拉爾赴錫林郭勒盟，沿途向僧俗群眾(zhong) 宣傳(chuan) 抗日救國，揭露日軍(jun) 的暴行，號召內(nei) 蒙古的廣大僧俗群眾(zhong) 奮起抗戰，保衛家園。

圖為(wei) 九世班禪 圖片由喜饒尼瑪提供

　　1932年3月23日，九世班禪在內(nei) 蒙古百靈廟向全國發出了抗日通電，痛斥日本帝國主義(yi) 的侵華罪行，號召全國官兵“前赴後繼，為(wei) 自衛而抵抗，為(wei) 正義(yi) 而舍生”。他召集了千名僧人誦經。在巡視期間，適逢日寇企圖染指我熱河、察哈爾、綏遠等地。他聞訊立即致電國民政府，嚴(yan) 正聲討了日本帝國主義(yi) 對我國的罪行：

　　“近聞暴日不顧公理，藐視盟約，仗其武力，攻我熱榆，視彼用心，無非欲實現其大陸政策之陰謀。現我軍(jun) 民時至忍無可忍，官兵義(yi) 師前赴後繼，為(wei) 自衛而抵抗，為(wei) 正義(yi) 而舍生，救國熱忱中外皆欽，班等宣講國難中應盡之天職，化彼惶恐觀望之心理，實行團結，共赴國難。離轅較遠者，或派人遊說；或分函告誡，令飭各地蒙軍(jun) 加意防範，嚴(yan) 守疆地，……幸各王公深感大義(yi) ，先後複函，誓願執戈報國，共驅倭奴。班禪目擊時艱，憂憤無已，雖身屬空門，而於(yu) 救國圖存之道，何敢後人，除召集當地藏傳(chuan) 佛教僧人千餘(yu) ，自三月一日起，在百靈廟虔誦藏經，廣施供養(yang) ，建立法壇，祈禱和平，並追薦前方陣亡將士，藉佛力之加被，彌戰禍於(yu) 無形”。此電充分表達了九世班禪的抗日救國熱忱。此外，九世班禪還通電全國，擁護中央政府安撫蒙民：“沈陽事變，正班禪擬南來之際，乃倭寇猖獗，得寸進尺，甚至多主離間，播散流言，以期逞其野心。班禪蒙政府待遇優(you) 容，自愧涓埃之報，當此國難，凡屬人民，亦宜奮起，況班禪受國家尊重，豈敢稍存坐視。故繞道西行，由東(dong) 蒙至西蒙，將及五月，沿途經過，王公百姓，遮道歡迎。班禪即於(yu) 此時，宣傳(chuan) 中央意旨，喻以大義(yi) 。鹹謂東(dong) 省淪陷，深盼國家決(jue) 計恢複，誓共圖存，以固疆土。等情。足征民心未死。撫綏蒙民，望政府及時注意，速籌良法，免失指臂之效。國防幸焉。至班禪朝夕與(yu) 蒙古各寺喇嘛誦經祈禱，祝邦家之永奠，弭禍患於(yu) 無形，區區苦衷，謹電奉聞”。

　　正如班禪所說，這期間他“不敢辭卻勞苦，即由北路經過外蒙邊地，以至內(nei) 蒙各盟旗藉宗教以廣為(wei) 宣傳(chuan) 中央之意旨，及幫辦蒙民之一切設施，並力說五族應堅固意誌，切實聯絡。故蒙民各王公民眾(zhong) ，悉為(wei) 感動，力行團結，乃派代表來京。”他每到一地，便帶領當地藏傳(chuan) 佛教僧人念經祈禱抗戰勝利。同時，召集當地王公貴族，揭露日寇侵略暴行，號召人們(men) 拿起槍杆團結禦侮，愛護國家。九世班禪額爾德尼的愛國行為(wei) 給予日寇“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的侵略陰謀以有力的打擊，得到了全國各族的讚賞。

　　1933年10月18日，國民政府頒布了表彰九世班禪令，認為(wei) 他“前膺宣化使命，寒暑央征，勿辭勞瘁。上以闡揚中央之意誌，下以激發蒙族之忠忱。德音廣被，軫域胥融。頃者國難未已，疆隅多故，該使力鎮危疑，維係邊局。眷念勳勤，尤深嘉慰。特予崇褒，以彰殊績，此令”。當時，內(nei) 蒙德王等受日本人的誘惑，提出要進行“蒙古自治”，九世班禪聞訊後，陳述利弊，一再開導，力勸德王取消自治之念。他派羅桑堅讚、劉家駒等人前往廬山，向政府首腦匯報內(nei) 蒙局勢。國民政府立即派遣黃紹竑赴內(nei) 蒙了解情況。由於(yu) 九世班禪在內(nei) 蒙僧俗群眾(zhong) 中頗有聲望，日本人“屢次前往煽惑，冀其合作，以造成內(nei) 蒙與(yu) 中央分離之局麵”。但是，他深明大義(yi) ，嚴(yan) 詞拒絕了日本侵略者的拉攏，並致電中央政府，斥責日本侵略者的陰謀。當時日本人聽說“班禪將前往錫林郭勒盟誦經消息，有擬乘隙挾持班禪，利用宗教手段，使當地脫離中央”。可見班禪之重，形勢之險。有人說：“九·一八國難後，日本用種種方法，勾煽其間，而內(nei) 蒙古官民，屹然不為(wei) 所動者，大師宣化之功也”。事實證明，這種評價(jia) 毫不為(wei) 過。

圖為(wei) 九世班禪 圖片由喜饒尼瑪提供

　　九世班禪還多次在內(nei) 蒙古、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廟的喇嘛修建壇城，虔誦靖國消災大經，公祈和平，超薦抗日陣亡將士，自己亦晨夕默誦，未曾稍懈。如1934年5月13日至18日，他在杭州靈隱寺主持了宗旨為(wei) 祈禱世界和平，超度陣亡抗日將士的“時輪金剛大法會(hui) ”。“七七事變”後，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zheng) 。重病中的九世班禪還想到康定召集藏傳(chuan) 佛教高僧，啟建大威德金剛降魔定亂(luan) 大經，以仁慈之心求全國人民共免劫難。他在圓寂的前幾天，得知上海、山西、內(nei) 蒙古等地淪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憂國憂民，夜不能寐，不顧病重，在彌留之際，仍不忘積極宣傳(chuan) 抗日，發布了漢藏合璧的《告西陲民眾(zhong) 書(shu) 》演講詞，呼籲“大家要認清，這回是我們(men) 中華民族與(yu) 日本大和民族爭(zheng) 生存的戰爭(zheng) ，誰戰敗了，誰就是戰勝者的奴隸呀！……在整個(ge) 民族爭(zheng) 取最後生存的今日，我們(men) 內(nei) 部任何種族苟存一點觀望漠視的態度，而不全國一致敵愾同仇的作前方將士精神上的援助，和物資上的後盾，那就要影響全局牽動前鋒，尤其是在焦土抗戰決(jue) 勝於(yu) 最後的我們(men) ，不發動全體(ti) 動員，全麵抗戰，是不會(hui) 成功的”。演講最後他還特別指示“至宣化使署槍枝，除衛士隊及員役自衛者外，其餘(yu) 獻給中央，共濟國難”以助抗戰。在九世班禪的帶頭作用下，藏族其他僧俗著名人士也紛紛發聲，表達自己的抗日主張。

　　這期間，九世班禪還帶頭多次為(wei) 抗戰捐款，捐贈戰馬數百匹。如1937年10月28日，他捐助前線抗日將士醫藥費三萬(wan) 元，並帶頭認購救國公債(zhai) 兩(liang) 萬(wan) 元。為(wei) 了祈禱抗戰勝利，詛咒日本侵略者，他還捐款數千元，修建壇城。在西藏地區，廣大僧俗群眾(zhong) 時刻懷念、崇敬著班禪大師。當他們(men) 聽說大師為(wei) 國無私捐款一事，為(wei) 其愛國精神所感動，無形中起到了動員和鼓舞他們(men) 為(wei) 反侵略戰爭(zheng) 盡自己微薄之力的作用。

　　戰時，西藏藏傳(chuan) 佛教僧人堅決(jue) 抗議日本帝國主義(yi) 侵略中國，反對向日寇投降。這是長期以來，蘊藏在他們(men) 心中那熾熱的愛國精神的迸發。他們(men) 的這種愛國行為(wei) ，對於(yu) 鼓舞蒙藏人民乃至全國人民的抗日鬥誌，推動抗日高潮進一步向前發展，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藏傳(chuan) 佛教高僧的參與(yu) 帶動鼓舞了廣大民眾(zhong) ，進一步促進了各族人民的團結，藏傳(chuan) 佛教高僧們(men) 在抗戰活動中也加強了自己的內(nei) 部團結。（新利平台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