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在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的基礎上建立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這一成功實踐是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重大成果，回答了公有製與(yu) 市場能否結合以及如何結合等一係列重大問題，對推動經濟理論創新作出了開創性貢獻，極大地豐(feng) 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

公有製與(yu) 市場經濟結合，邏輯前提是創新公有製實現形式

改革開放之初，國內(nei) 理論界對在公有製基礎上能否發展商品經濟展開了討論。當時人們(men) 一致的看法是，國有企業(ye) 與(yu) 集體(ti) 所有製企業(ye) 之間可以產(chan) 生商品交換，但國有企業(ye) 之間不可能形成交換關(guan) 係。1992年鄧小平同誌發表南方談話指出：“市場經濟不等於(yu)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也有市場。”可當時有人質疑，說馬克思明確講“私有權是流通的前提”，中國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何以產(chan) 生商品交換呢？

追根溯源，公有製不能產(chan) 生交換的觀念是來自古典政治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wei) ，商品交換有兩(liang) 大前提：一是社會(hui) 分工；二是財產(chan) 私有且受法律保護。沒有分工，大家生產(chan) 相同的產(chan) 品用不著交換；若財產(chan) 不是私有或不受法律保護，無償(chang) 占有別人產(chan) 品不受懲罰，也不會(hui) 產(chan) 生交換。

將分工作為(wei) 交換的前提，學界沒有人反對；人們(men) 的分歧在於(yu) ，財產(chan) 私有到底是不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提？一些國家至今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其理由是我們(men) 堅持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由此看來，對這個(ge) 問題很有必要從(cong) 理論上作進一步的澄清。讓我們(men) 先看看馬克思是怎樣論述的，其原意究竟是什麽(me) ？

不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確實講過，“私有權是流通的前提”；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還說，交換雙方“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於(yu) 是有人據此推定，馬克思認為(wei) 交換的前提是私有製。然而認真研讀馬克思這方麵的論述，我們(men) 發現以上推定其實是對馬克思的誤讀，並不是馬克思的原意。

首先，馬克思從(cong) 未說過交換產(chan) 生於(yu) 私有製，相反他認為(wei) 是產(chan) 生於(yu) 公有製。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他寫(xie) 道：“商品交換過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內(nei) 部出現的，而是在它的盡頭，在它的邊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觸的少數地點出現的。”在《資本論》中他也表達過相同的觀點。

其次，馬克思講作為(wei) 流通前提的“私有權”，也不是指生產(chan) 資料私有權。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men) 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所有者。”而且還說，商品是物，為(wei) 了使這些物作為(wei) 商品發生關(guan) 係，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顯然，馬克思這裏講的“私有”並非生產(chan) 資料私有而是產(chan) 品私有。

事實上，生產(chan) 資料私有與(yu) 產(chan) 品私有也的確不是一回事。以英國的土地為(wei) 例。土地作為(wei) 重要的生產(chan) 資料，英國法律規定土地歸皇家所有，但土地上的房屋（產(chan) 品）卻可歸居民私有。正因如此，所以房屋才可作為(wei) 商品用於(yu) 交換。這是說，產(chan) 品能否交換與(yu) 生產(chan) 資料所有製無關(guan) ，關(guan) 鍵在產(chan) 品是否私有。

既然商品交換的前提是產(chan) 品私有，那麽(me) 在公有製基礎上產(chan) 品怎樣才能私有呢？要說清這個(ge) 問題需引入“產(chan) 權”概念。在現代經濟學裏，產(chan) 權不同於(yu) 所有權。所有權是財產(chan) 的法定歸屬權；產(chan) 權則包含財產(chan) 的使用權、收益權與(yu) 轉讓權。以銀行為(wei) 例，銀行的信貸資金來自儲(chu) 戶，信貸資金的所有權歸儲(chu) 戶；而銀行通過支付利息從(cong) 儲(chu) 戶那裏取得信貸資金的產(chan) 權後，資金如何使用、收益如何分享以及呆壞賬如何處置，銀行皆可獨自決(jue) 定。於(yu) 是所有權與(yu) 產(chan) 權出現了分離。

所有權與(yu) 產(chan) 權一旦分離，生產(chan) 資料公有而產(chan) 品則可以私有，因為(wei) 產(chan) 權的最終體(ti) 現是產(chan) 品所有權。以農(nong) 村改革為(wei) 例，當初將集體(ti) 土地的產(chan) 權承包給了農(nong) 民，於(yu) 是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ti) 的，剩下的就是農(nong) 民的。再比如國企，國企的廠房、設備等生產(chan) 資料歸國家所有，而企業(ye) 之所以能將產(chan) 品用於(yu) 交換，也是因為(wei) 國家將產(chan) 權委托給了企業(ye) ，讓企業(ye) 擁有了產(chan) 品所有權。

綜上分析可見，商品交換的前提不是生產(chan) 資料私有，而是產(chan) 品私有；而所有權不同於(yu) 產(chan) 權，產(chan) 品是否私有與(yu) 生產(chan) 資料所有權無關(guan) 。我國的改革實踐也已證明，隻要改革公有製實現形式，將生產(chan) 資料所有權與(yu) 產(chan) 權分離，並把產(chan) 權明確界定給企業(ye) 或農(nong) 戶，在社會(hui) 主義(yi) 公有製基礎上可以發展市場經濟。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邏輯前提是改革價(jia) 格形成機製

關(guan) 於(yu)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中央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當年亞(ya) 當⋅斯密有個(ge) 形象的比喻，說資源配置有兩(liang) 隻手：政府有形的手與(yu) 市場無形的手。而且他認為(wei) ，資源配置應首先用無形的手，隻有那些市場覆蓋不到的地方才需政府拾遺補缺，用有形的手去調節。

上世紀30年代國際上發生了一場大論戰。當第一個(ge) 計劃經濟國家蘇聯建成後，許多學者為(wei) 計劃經濟大唱讚歌，可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1920年卻發表了《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下的經濟計算》一文，指出資源的優(you) 化配置不可能通過“計劃”實現。米塞斯的觀點，得到了哈耶克和羅賓斯等學者的極力推崇。

1937年美國經濟學家科斯發表了《企業(ye) 的性質》。科斯說：資源配置在企業(ye) 內(nei) 部是計劃；在企業(ye) 外部是市場。於(yu) 是科斯問：如果計劃一定比市場有效，可為(wei) 何未見有哪家企業(ye) 擴大成一個(ge) 國家？相反，若市場一定比計劃有效，那人類社會(hui) 為(wei) 何會(hui) 有企業(ye) 存在？由此科斯得出結論：計劃與(yu) 市場各有所長，互不替代，兩(liang) 者的分工決(jue) 定於(yu) 交易費用。

“交易費用”人們(men) 已耳熟能詳，無需再解釋。科斯的意思是，資源配置用“計劃”還是用“市場”，就看何者交易費用低。若計劃配置比市場配置交易費用低，就用計劃配置；否則就用市場配置。邏輯上，科斯這樣講應該沒錯；可困難在於(yu) ，交易費用是事後才知道的結果，事前難以預知計劃與(yu) 市場誰的交易費用低，既然不知，我們(men) 又如何在兩(liang) 者間作選擇呢？

驟然聽似乎是棘手的問題，不過仔細想，我們(men) 對交易費用並非全然無知。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但凡市場失靈的領域，計劃配置的交易費用就要比市場配置低。以“公共品”為(wei) 例，由於(yu) 公共品消費不排他，供求起不了作用。經驗表明，此時公共品若由市場配置，交易費用會(hui) 遠比計劃配置高。

讓我用燈塔的例子作解釋：燈塔屬於(yu) 典型的公共品，燈塔若由市場配置會(hui) 有兩(liang) 個(ge) 困難，一是難定價(jia) 。由於(yu) 燈塔消費不排他；且不論多少人同時享用也不改變建造燈塔的成本，故市場無法給燈塔服務定價(jia) 。二是由於(yu) 燈塔消費不排他，過往船隻中誰享用或誰沒享用燈塔服務無法辨別，這樣給燈塔收費造成了困難，若強行收費必引發衝(chong) 突。

可見，無論是定價(jia) 還是收費，由市場配置燈塔皆會(hui) 產(chan) 生額外的交易費用，這也是為(wei) 何古今中外燈塔要由政府提供的原因。中央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是指在公共品領域政府應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反過來，非公共品即一般競爭(zheng) 性資源的配置，就要交給市場。市場配置雖然也有交易費用，但相對政府配置會(hui) 低得多。

中央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有三個(ge) 重點：一是市場決(jue) 定價(jia) 格，即讓價(jia) 格由供求決(jue) 定。二是用價(jia) 格調節供求。價(jia) 格調節供求的過程，就是結構調整的過程。三是開放要素市場。要讓價(jia) 格引導資源配置，須允許生產(chan) 要素自由流動，若要素市場被固化，不能在行業(ye) 間流動，價(jia) 格機製將難以發揮作用。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邏輯前提是政府要立足於(yu) 彌補市場失靈

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個(ge) 根本原因是市場會(hui) 失靈。亞(ya) 當⋅斯密1776年出版《國富論》後的一百多年裏,人們(men) 對自由市場一直推崇備至。然而20世紀初出現了第一個(ge) 計劃經濟體(ti) ，1929年至1933年西方又發生了經濟大蕭條，這兩(liang) 件事不得不讓人們(men) 對市場進行反思。1936年凱恩斯《就業(ye) 、利息與(yu) 貨幣通論》的出版，更是徹底動搖了人們(men) 的“市場信念”，很少再有人相信“市場萬(wan) 能”的神話。

對市場為(wei) 何會(hui) 失靈，經濟學家有三點解釋：一是信息不充分（或不對稱）；二是經濟活動存在外部性；三是社會(hui) 需要提供公共品（服務）。在我看來，信息不充分與(yu) 外部性不是市場失靈的原因，公共品會(hui) 令市場失靈，但除了公共品，市場失靈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經濟學家指出市場可能失靈，是想證明政府不可或缺；或者政府可以彌補市場缺陷。也正因如此，所以我不讚成將信息不充分（或不對稱）作為(wei) 市場失靈的原因。理由簡單，因為(wei) 信息若不充分政府也會(hui) 失靈。事實上，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資源由市場配置比由計劃配置的代價(jia) 要小得多。恰恰是由於(yu) 信息不充分，資源配置才需要通過市場試錯。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我們(men) 不能把市場失靈歸咎於(yu) 信息不充分。

再看經濟外部性。許多經濟活動會(hui) 有外部性，如造紙廠排放廢水廢氣給周邊造成汙染，是經濟的負外部性。問題是，存在負外部性市場就一定失靈嗎？上世紀60年代前，經濟學家大多是這樣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經濟學家是庇古，他對解決(jue) 負外部性提出的方案是，先由政府向排汙企業(ye) 征稅，然後補償(chang) 給居民。此主張曾一度成為(wei) 政府解決(jue) 負外部性的經典方案。科斯不讚成庇古的方案，他在1960年發表的《社會(hui) 成本問題》中分析說，由於(yu) 企業(ye) 私人成本與(yu) 社會(hui) 成本分離，企業(ye) 隻承擔私人成本而不承擔汙染所造成的社會(hui) 成本，所以經濟活動才出現負外部性。於(yu) 是科斯指出：隻要交易成本為(wei) 零，產(chan) 權界定清晰，市場就能將社會(hui) 成本內(nei) 化為(wei) 企業(ye) 成本，解決(jue) 負外部性問題。比如，政府限製企業(ye) 排放權，賦予居民不受汙染的權力，通過“排放權指標”交易一樣可減少汙染，市場不會(hui) 失靈。

再看公共品（服務）。公共品有兩(liang) 個(ge) 特征：一是消費不排他，二是公共品消費增加而成本不增加，因而不存在邊際成本。由此看來，公共品確實會(hui) 導致市場失靈。但除了公共品，還有一個(ge) 原因即市場分配機製也會(hui) 導致市場失靈。根據當年馬克思對資本積累趨勢的分析，資本主義(yi) 市場分配將導致兩(liang) 極分化：一極是資本家階級的財富積累；一極是無產(chan) 階級的貧困積累。而且馬克思說，這種兩(liang) 極分化的結果必發展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級的衝(chong) 突，最後剝奪者一定會(hui) 被剝奪。

有人認為(wei) ，馬克思分析的是資本主義(yi) 的市場分配，社會(hui) 主義(yi) 的市場分配不會(hui) 兩(liang) 極分化。這種看法並不符合實際。眾(zhong) 所周知，市場分配的基本規則是“按要素分配”，隻要要素占有或人們(men) 的稟賦存在差別，收入分配就一定會(hui) 出現差距，若差距過大就一定會(hui) 產(chan) 生社會(hui) 矛盾。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的區別，並不在於(yu) 分配會(hui) 否出現差距，而在於(yu) 政府能否主動調節並縮小收入差距。

將市場分配形成的過大收入差距看作市場失靈，理論上不應該錯。目前中央正在實施精準扶貧方略，強調打贏脫貧攻堅戰，這既是決(jue) 勝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重要舉(ju) 措，也是為(wei) 了彌補市場分配機製缺陷的重要抓手。有一個(ge) 事實值得我們(men) 思考，以往計劃經濟時期人們(men) 的收入差距並不大，可為(wei) 何搞市場經濟後收入差距就逐步拉大了？主要原因是與(yu) 市場分配機製有關(guan) 。

彌補市場失靈需要政府發揮作用。一般來講，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有四項：保衛國家安全、維護社會(hui) 公平、提供公共品（服務）以及扶貧助弱。若從(cong) 彌補市場失靈的角度看，我認為(wei) 政府職能可歸結為(wei) 兩(liang) 個(ge) 大的方麵：一是維護國家安全與(yu) 社會(hui) 公正；二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防止兩(liang) 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作者係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