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學郭常英教授領銜的研究團隊近年來一直對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慈善義(yi) 演珍稀文獻整理及研究”進行深耕，取得了豐(feng) 碩的學術成果。近日欣聞郭常英與(yu) 嶽鵬星合著的《中國近代慈善義(yi) 演研究》一書(shu) 已經出版，為(wei) 中國近代慈善史研究領域再創佳績。該書(shu) 共分六章，分別是：晚清時期的慈善義(yi) 演、民國時期的慈善義(yi) 演（上）、民國時期的慈善義(yi) 演（下）、中國近代慈善義(yi) 演的主體(ti) 力量、中國近代慈善義(yi) 演的主要類型與(yu) 功能、慈善義(yi) 演與(yu) 中國近代慈善事業(ye) 轉型。從(cong) 整體(ti) 上看，該書(shu) 有三個(ge) 重要的學術創新點。

　　其一，研究角度新。首先從(cong) 曆時性角度來看，該書(shu) 將近代慈善義(yi) 演的緣起及演變分為(wei) 晚清、民國前期與(yu) 民國後期三個(ge) 階段，對近代慈善義(yi) 演不同時期的發展背景、變化、特點進行了詳盡闡述。其次從(cong) 共時性角度將近代慈善義(yi) 演的主體(ti) 力量分為(wei) 政府與(yu) 社會(hui) 兩(liang) 個(ge) 方麵。書(shu) 中明確指出，在近代慈善義(yi) 演組織過程中，主辦者要按照政府指令來行事，如果沒有政府主管部門的審批和同意，義(yi) 演就無法進行。同時也看到，近代社會(hui) 的動蕩與(yu) 無序使得日常的慈善義(yi) 演很難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因此與(yu) 政府力量的缺位與(yu) 不到位不同，社會(hui) 力量一直是近代慈善義(yi) 演產(chan) 生、發展、嬗變的主要推動力量。相關(guan) 認識在筆者所從(cong) 事的慈善史研究中同樣有所體(ti) 現。

　　其二，提出觀點新。該書(shu) 觀點的新穎主要體(ti) 現在作者雖然立足於(yu) 義(yi) 演，但卻並不局限於(yu) 義(yi) 演，在慈善史研究的某些重大問題上同樣進行了有益補充。郭常英十分注重在國家與(yu) 社會(hui) 的研究框架之下，對慈善義(yi) 演與(yu) 傳(chuan) 統慈善文化的關(guan) 係進行闡發。如在第六章第二節提出了“社會(hui) 娛善文化”這一概念，深入探討了慈善理念與(yu) 娛樂(le) 文化之間的複雜關(guan) 係，以及“娛善文化”的社會(hui) 網絡性對民國社會(hui) 各階層的不同作用與(yu) 影響。再從(cong) 社會(hui) 文化史的角度，將慈善義(yi) 演作為(wei) “娛善文化”的代表，以“寓善於(yu) 樂(le) ”為(wei) 特點，構建了一個(ge) 新的文化場域，豐(feng) 富了近代慈善文化發展的外延與(yu) 內(nei) 涵。又如該書(shu) 第一章在近代口岸城市的興(xing) 起與(yu) 都市娛樂(le) 的繁榮背景下，探尋中國近代慈善義(yi) 演衍生的內(nei) 在邏輯。尤為(wei) 可貴的是，作者認為(wei) 近代慈善義(yi) 演的興(xing) 起與(yu) 晚清義(yi) 賑之間存在著緊密的時代關(guan) 聯性，在中西文化的交互影響下，傳(chuan) 統善堂善會(hui) 依靠田租和民眾(zhong) 自願捐款的籌款模式已不能適應近代慈善事業(ye) 蓬勃發展的需要，發行彩票、購買(mai) 股票、義(yi) 演、義(yi) 賣等新型慈善募捐方式伴隨著晚清義(yi) 賑得到迅速發展。

　　其三，運用史料新。《中國近代慈善義(yi) 演研究》一書(shu) 運用了大量未刊的檔案、報紙、資料匯編、時人文集等資料，不僅(jin) 填補了過往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而且將慈善史研究從(cong) 慈善事業(ye) 提升至慈善文化的新高度。聯想到近年來該團隊不辭辛苦奔走各地查找與(yu) 搜集資料，實在讓人不由發出“功夫不負有心人”之感慨。

　　此外，全書(shu) 從(cong) 整體(ti) 上對近代慈善義(yi) 演的發展進行了係統性理論性思考，將研究視域從(cong) 晚清延展至民國時期，緊密結合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並且靈活運用了公共空間、社群認同等社會(hui) 學理論，體(ti) 現出跨學科視角。本書(shu) 還引用了諸多研究個(ge) 案，例如在分析民國後期義(yi) 演的變化時，以天津市正宗救濟會(hui) 為(wei) 例，通過其與(yu) 天津市社會(hui) 局的免稅交涉過程，突出了政府對慈善義(yi) 演的嚴(yan) 格管控，反映出抗戰後政治力量對社會(hui) 文化生活的滲透。

　　當然，作為(wei) 一部中國近代慈善義(yi) 演拓荒階段的作品，《中國近代慈善義(yi) 演研究》在某些方麵還有進一步深化的空間。譬如，對慈善人物的探討不夠；書(shu) 中有些章節的論述仍有進一步將史料進行細化分析的餘(yu) 地；對於(yu) 近代慈善義(yi) 演衍生的原因，缺乏對中國傳(chuan) 統慈善理念中的義(yi) 演因素的考察；書(shu) 中過多論述了慈善與(yu) 娛樂(le) 之間的良性互動，而對二者之間的矛盾和衝(chong) 突似關(guan) 注不夠。

　　中國自古以來便擁有悠久的慈善文化傳(chuan) 統，自晚清義(yi) 賑之後，傳(chuan) 統的慈善事業(ye) 開始出現嬗變。以上海為(wei) 例，民國時期上海的民間慈善組織大量湧現，成為(wei) 當之無愧的慈善之都。20世紀70年代末，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慈善事業(ye) 恢複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華慈善總會(hui) 和地方慈善會(hui) 紛紛成立。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當下中國慈善事業(ye) 正處於(yu) 轉型節點，如何協調當代慈善事業(ye) 發展中政府與(yu) 民間力量的關(guan) 係、如何繼承弘揚中國傳(chuan) 統慈善文化等，都是當代史學工作者需要思考的問題。作者在該書(shu) 結語處也提到近代慈善義(yi) 演多以賑災義(yi) 演、公益演出和愛國動員為(wei) 指向，從(cong) 其發展脈絡來看，呈現出一種從(cong) 初級“社會(hui) 救助”向高級“民族大義(yi) ”提升的趨勢。在筆者看來，當代慈善事業(ye) 的發展正由過去的“小慈善”向時代所呼喚的社會(hui) “大慈善”轉變，發掘中國曆史上的慈善文化及其優(you) 良傳(chuan) 統，借鑒其中的寶貴經驗能夠給我們(men) 帶來思考與(yu) 啟示。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1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