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書為何是件“苦差事”
光明日報記者 陳 雪
2022年年初,一個(ge) “天才兒(er) 子”的故事刷屏了——身心多難的金曉宇通過自學,十年翻譯了22本書(shu) 。通過媒體(ti) 報道,於(yu) 困苦中自強的譯者金曉宇終於(yu) 被看見、被聆聽,甚至被稱為(wei) “天才翻譯家”。但現實情況是,金曉宇至今仍難以靠譯書(shu) 稿酬謀生。他自述:“翻譯的稿費很低,一千字五六十塊錢。這些年家裏的開銷主要是靠我爸媽的退休工資。”
金曉宇以自身極特殊的情況呈現出了圖書(shu) 譯者的生存狀態:寫(xie) 在書(shu) 籍封麵的譯者姓名是一份榮耀,但榮耀背後的甘苦卻少為(wei) 人知。記者了解到,目前,即便是“天花板”級的專(zhuan) 業(ye) 譯者也無法僅(jin) 靠譯書(shu) 生存。
“象牙塔”裏的學者則是另一類譯者群體(ti) ,譯書(shu) 對他們(men) 來說同樣是一份“苦差事”。商務印書(shu) 館一位學術書(shu) 編輯說,現在做學術書(shu) 翻譯的一個(ge) 瓶頸是找學者不容易,“就我所知,譯作在大多數高校都不算學術成果”。
職業(ye) 譯者低稿酬、學術翻譯“無工分”——這是當代圖書(shu) 翻譯的基本現狀。
80元/千字的譯書(shu) “票友”
2021年3月,某出版機構招募譯者,明確標明翻譯稿酬為(wei) 80元/千字,隨後有人給原作者寫(xie) 信“投訴”,指責中國出版方“壓榨譯者”。出版機構編輯隨後在社交媒體(ti) 上喊冤:80元/千字雖然不高,比起其他工作的報酬可以說很低,“但請考慮下國內(nei) 這類圖書(shu) 的實際收益”“我們(men) 目前已經收到26份此書(shu) 的試譯稿”。
譯者和出版方雙雙叫苦不迭,起碼指出了一個(ge) 事實:千字五十至百餘(yu) 元的譯書(shu) 稿酬是業(ye) 內(nei) 多年來的普遍標準。按此標準計算:一本10萬(wan) 字的書(shu) ,80元/千字的翻譯費,稿酬稅前8000元,網友調侃“扣稅後隻夠買(mai) 台手機”。其實大多數譯者每天基本上隻能譯兩(liang) 三千字,一本10萬(wan) 字的書(shu) 起碼耗時一個(ge) 多月。社科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分社社長董風雲(yun) 一語道出了譯書(shu) 群體(ti) 的基本麵貌:國內(nei) 就算是“天花板”級的譯者,也很難用譯書(shu) 這件事來養(yang) 活自己,“目前譯者的主力軍(jun) 還是業(ye) 餘(yu) 愛好者、‘票友’”。
商務印書(shu) 館編輯李婷婷分析,翻譯稿費一般來說不高,甚至可以說很低,原因有很多,圖書(shu) 的利潤不高是主要原因。據了解,一本印數隻有3000冊(ce) 的圖書(shu) ,收回成本已經很難,譯稿費自然也在成本範圍內(nei) 。另一個(ge) 原因則是譯者的可替代性越來越高,隨著機器翻譯技術的進步和人們(men) 語言能力的提高,很多通俗讀物、實用性文件翻譯均可用機器替代或輔助。多種因素導致了譯書(shu) 很難走上職業(ye) 化道路。
董風雲(yun) 介紹,目前出版領域翻譯稿酬計算方式有兩(liang) 種,一種是按字數一次性支付稿酬,一本書(shu) 大致幾萬(wan) 元;另一種是版稅製度,與(yu) 銷量緊密相關(guan) ,通常在6%~10%不等。但以大多數人文社科書(shu) 的銷量,市場回報甚至不及一次性稿酬高。
回望近代中國,譯著與(yu) 整個(ge) 現代出版業(ye) 及版稅製度的確立息息相關(guan) 。1903年嚴(yan) 複翻譯出版《社會(hui) 通詮》時,與(yu) 商務印書(shu) 館共同簽訂了我國第一個(ge) 關(guan) 於(yu) 出版的合同,確定了各自的權利與(yu) 義(yi) 務、版權歸屬和版稅支取等問題,稿酬和版稅製度也由此而確立。據統計,嚴(yan) 複因其譯著在商務印書(shu) 館存入大筆版稅,到1919年達兩(liang) 萬(wan) 元上下,後來購買(mai) 商務印書(shu) 館的股票成為(wei) 股東(dong) 。嚴(yan) 複晚年不擔任社會(hui) 職務,基本靠版稅為(wei) 生。
換言當下,一本圖書(shu) 賣得好不好,翻譯出版前其實是個(ge) 未知數,爆款暢銷書(shu) 雖是少數,但並非沒有。
2021年10月,《百年孤獨》中文版(南海出版公司版)銷量累計破1000萬(wan) 冊(ce) ,可謂現象級暢銷書(shu) 。據了解,該書(shu) 譯者北京大學副教授範曄當初簽訂的也是一次性稿酬,也就是說,後續銷量如何與(yu) 譯者無關(guan) 。範曄透露:“據我所知,現在能拿版稅的譯者很少。”
一份難計回報的“良心活”
具有較高門檻的學術及嚴(yan) 肅文學翻譯是另一個(ge) 議題。
2021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聶敏裏及其團隊耗時十年翻譯出版了策勒的《古希臘哲學史》,這套書(shu) 共8冊(ce) 300餘(yu) 萬(wan) 字,實現了國內(nei) 幾代學者的夙願,受到了學界一致好評,並入選了《中華讀書(shu) 報》“2021年度不容錯過的20種曆史好書(shu) ”。在外界看來,這項翻譯活動可謂“功德圓滿”,但由於(yu) 譯著不受重視,十年譯書(shu) 均不計入學者工作量。
聶敏裏說,譯著在職稱評審、科研獎勵、工作量考核等方麵都不被計算。所以,翻譯基本上是一個(ge) “良心活”,譯者憑著自己的學術責任感來做,所追求的是知識傳(chuan) 播推動社會(hui) 進步的效果,但所獲得的隻是學術界的口碑。
有學者介紹,學術評價(jia) 標準有一個(ge) 排序:學術論文排序最高,其中又分成A刊、B刊、C刊的等級;學術專(zhuan) 著次之,職稱評審必須要有專(zhuan) 著,但就科研獎勵而言,一本專(zhuan) 著比不上一篇C刊論文,專(zhuan) 著也需要通過參加部分評獎,才能得到承認和重視;而譯著就是第三等的。據了解,曾有北京高校對譯著進行折算,即一本譯著相當於(yu) 0.6篇學術論文,但後來折算也取消了。
采訪中,有學者認為(wei) ,忽視譯著是因為(wei) 對學術成果的大眾(zhong) 推廣不夠重視,發表一篇本來不應該被寫(xie) 出來的論文,其價(jia) 值遠遠不如翻譯一篇好論文或者一本好書(shu) 。也有學者指出,譯著不算學術成果的主要症結在於(yu) 很難量化。比如,翻譯一部《尤利西斯》比翻譯一本通俗文學難度大很多,著作分量和翻譯水平都很難界定。相比之下,學術期刊本身就是一種標準。
評價(jia) 體(ti) 係發揮著“指揮棒”的作用。去年,有曆史學者翻譯出版一位海外知名漢學家的著作,耗時多年,光是研究專(zhuan) 有名詞就下了很多功夫。該學者感歎:“至少對我來說,譯一本就夠了,不想再幹這事了,有這時間自己都可以寫(xie) 好多文章和書(shu) 了。”
“用愛發電”“費力不討好”“良心活”“為(wei) 他人作嫁衣”……在學術界,翻譯成果不受重視漸成“不足為(wei) 外人道”的老話題。於(yu) 是,學術翻譯出現了“平行宇宙”:一麵是“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cong) 書(shu) ”“世界文學名著文庫”等為(wei) 代表的譯介行為(wei) 被文化界高度認可;另一麵,回報較少的學術翻譯越來越純化為(wei) 一種學術和文化上的公益行為(wei) 、利他行為(wei) ,同時還要接受讀者對翻譯質量的質疑。
“你鼓勵年輕人來做文學翻譯,是一個(ge) 非常不負責的行為(wei) 。”範曄清楚地記得一位友人對他說的這句話,所指正是譯書(shu) 這種“苦差事”的困境。然而,就連範曄自己也無法拒絕文學翻譯對自己的“召喚”。去年,他耗時七八年翻譯的《三隻憂傷(shang) 的老虎》正式出版,這部小說被譽為(wei) 拉美的《尤利西斯》。範曄說這次翻譯對自己來說是“一次空前挑戰”,書(shu) 中有很多古巴特色的西班牙語,結構複雜、文體(ti) 豐(feng) 富。為(wei) 了更好地理解古巴作家因凡特所寫(xie) 下的“文字遊戲”,要看書(shu) 中提到的老電影,還要查閱方言詞典。範曄說:“最初想得很簡單,就是看到一些好的東(dong) 西特別想跟人分享。”
讓譯者不再“隱身”
究竟該如何看待翻譯活動?意大利學者勞倫(lun) 斯·韋努蒂寫(xie) 過一部翻譯史,名為(wei) 《譯者的隱身》,指出譯者就像站在作者影子裏的“隱身人”。
“翻譯之所以是次等活動,譯本之所以是次等文本,譯者之所以次於(yu) 作者,都是因為(wei) 翻譯出自模仿而非獨創。”北京大學翻譯學者章文解釋道。不久前,她剛剛憑借《異域的考驗:德國浪漫主義(yi) 時期的文化與(yu) 翻譯》獲得第十三屆傅雷翻譯出版獎,可以說是翻譯了一本翻譯學經典後得的一個(ge) 翻譯獎。其實,翻譯作為(wei) 專(zhuan) 門學科隻有50多年的曆史,人們(men) 對這項活動的認識還有許多不足之處。
章文認為(wei) ,雖然譯著在某種意義(yi) 上是模仿,但不應該遮蔽翻譯行為(wei) 中巨大的創造性。事實上,所有的學術成果都是對前人成果的模仿和自我創造的結合,都植根於(yu) 前人已經織就的巨大互文性網絡,在這一點上,翻譯與(yu) 寫(xie) 作並無本質區別。
我國曆史上曾出現三次翻譯高潮,譯者一直是文化的“擺渡人”,經曆了從(cong) “舌人”“通事”到今天“翻譯家”的地位變遷,並在嚴(yan) 複、梁啟超、魯迅等一代代學人思想家的理論及實踐中得到確認。梁啟超曾言“今日之中國欲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shu) 為(wei) 第一事”。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了《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第一個(ge) 完整的中文譯本,為(wei) 中國革命引進了理論指南,翻譯的價(jia) 值無須贅言。章文認為(wei) ,“翻譯低於(yu) 原著”是過於(yu) 簡單粗暴的價(jia) 值判斷,需“一事一議”,具體(ti) 評估特定譯作的價(jia) 值。
“譯者,易也,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翻譯是分享,同時也醞釀著創造。範曄說,“文本通過譯者到達更多的讀者,從(cong) 而產(chan) 生一些事先完全無從(cong) 估計的相遇,這種奇妙的感覺也讓我覺得這個(ge) 工作很有價(jia) 值”。
2021年,翻譯家劉星燦和葉廷芳相繼逝世。“我知道他們(men) 是出於(yu) 喜歡,才心甘情願地做翻譯,在清貧中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奉獻給了外國文學翻譯。”《世界文學》主編高興(xing) 在回憶時說,“我特別想對年輕的譯者們(men) 說,雖然現在稿酬並不是特別高,但隻要自己喜歡,隻要堅信這是一件有意義(yi) 的事,就義(yi) 無反顧地去做。”
為(wei) 了讓人們(men) 看見譯者群體(ti) 、認識嚴(yan) 肅翻譯,讓譯者不再“隱身”,學者們(men) 普遍認為(wei) ,設立一些資助、獎勵是目前比較現實可行的方法。去年,圖書(shu) 品牌甲骨文和單向街公益基金會(hui) 聯合發起了“雅努斯翻譯資助計劃”,希望資助在文學和學術領域有突出貢獻和公共影響力的傑出譯者和青年譯者。範曄認為(wei) :“這樣的獎項在精神上的鼓勵意義(yi) 更大一些,可以體(ti) 現出對翻譯價(jia) 值的肯定。”
【記者手記】
看見文化中的“利他者”
光明日報記者 陳 雪
譯書(shu) 的困境其實是一個(ge) 老話題,但這裏的“老”是僅(jin) 就出版界或學術界而言。最近,譯者金曉宇成為(wei) “刷屏”的新聞人物,許多網友驚訝於(yu) 他每年譯出數十萬(wan) 字,卻仍然難以自力更生,這從(cong) 側(ce) 麵反映出,在大眾(zhong) 層麵,譯者的生存狀態仍是一個(ge) 新話題,譯者的困境仍需要更多人理解、關(guan) 注。
在一些譯著的新書(shu) 分享活動中,我們(men) 時常聽到學者自嘲譯書(shu) 是“用愛發電”,是“費力不討好的良心活”,甚至有學者調侃“感謝關(guan) 注我們(men) 弱勢群體(ti) ”。但在這樣的玩笑背後,仍有許多人甘之如飴地踐行著自己的價(jia) 值選擇。有學者翻譯了四十多部書(shu) ,以一人之力撐起一套叢(cong) 書(shu) 。還有學者不完全以成果評價(jia) 、職稱評定為(wei) 工作導向,堅持為(wei) 學生翻譯學科必讀書(shu) 目。當嚴(yan) 肅作品翻譯的付出與(yu) 回報不成正比時,他們(men) 為(wei) 什麽(me) 還要花費大量精力去做這件事?采訪中,多位譯者都提到了自己做這件“苦差事”的初衷,這個(ge) 初衷幾乎是驚人的一致——分享。
他們(men) 自覺成為(wei) 文化中的“利他者”,是出於(yu) 對學術建設和文化普及的責任心。其實,分享亦是一種建設。魯迅曾在《未有天才之前》裏寫(xie) 道:“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yang) 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要不怕做小事業(ye) ,就是能創作的自然是創作,否則翻譯,介紹,欣賞,讀,看,消閑都可以。”魯迅認為(wei) 翻譯等事業(ye) 是培養(yang) 天才的泥土,他自身也是做翻譯起家,一生發揚著為(wei) 了鮮花甘做腐草的精神。
許多人說,譯書(shu) 困境隻是一件不足為(wei) 外人道的小事,隻是一件一時難以破題的小事業(ye) 。但別忘了,金曉宇走進大眾(zhong) 視野的過程中有一個(ge) 很重要的關(guan) 鍵詞,就是“被看見”。事實上,人們(men) 期待看到更多為(wei) 知識傳(chuan) 播奮鬥的人,也應該看見那些文化中的“利他者”。因為(wei) “看見”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5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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