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亞(ya) 瑟·洛夫喬(qiao) 伊在《存在巨鏈：觀念史研究》中指出，西方思想傳(chuan) 統中存在著一些基本的觀念單元，它們(men) 或多或少地影響著個(ge) 體(ti) 或一代人的思想習(xi) 慣。了解這些流變不居的核心概念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yi) ，因為(wei) 它們(men) 往往是曆史經驗最精確的測震器，也是文化變遷最精準的顯微鏡。更重要的是，從(cong) 概念的嬗變來看，變化的不僅(jin) 僅(jin) 是概念，還有概念的“運用”。這就涉及將概念引入不同社會(hui) 語境時的文化對譯問題。在文化對譯中，我們(men) 不僅(jin) 需要全麵把握相關(guan) 概念在西方傳(chuan) 統中的演變軌跡，還需探索其如何與(yu) 中國語境互動，又如何與(yu) 深受中國文論滋養(yang) 的中國讀者互動。通過上述互動，我們(men) 得以重新審視一些具有鮮明中國文化特征的基本概念，洞察其在與(yu) 西方文論應和之餘(yu) ，如何激發新的語言關(guan) 聯和情感想象，展現新的社會(hui) 經驗和文化風貌。因此，就形成立足於(yu) 中國本土的概念史研究而言，文化對譯問題不可忽視。我們(men) 不妨以西方文論中的“Taste”概念為(wei) 例，一探究竟。

　　一

　　要定義(yi) “Taste”這個(ge) 概念並非易事。從(cong) 詞源分析來看，無論是在古希伯來語、古希臘語，還是在古拉丁語中，該詞的意思主要集中在三個(ge) 層麵：第一，指通過嘴品嚐；第二，指通過感官感受、體(ti) 驗，甚至享受；第三，在以上兩(liang) 個(ge) 意思的基礎上，它又以隱喻的方式表判斷、品鑒和區分。由於(yu) 其內(nei) 涵的多義(yi) 性和外延的模糊性，這個(ge) 反複出現在西方思想傳(chuan) 統中的概念讓不少思想家、哲學家困於(yu) 心、衡於(yu) 慮，卻仍對其背後的深意不得而知。

　　比如康德在寫(xie) 《實用人類學》一書(shu) 時掩卷哀歎：“現代語言竟然會(hui) 用某個(ge) 口腔內(nei) 部的感覺器官來命名審美判斷的官能，這究竟是怎麽(me) 發生的？無論是對美的鑒別還是對美味的選擇，都由同一個(ge) 感官來作出決(jue) 定，這又究竟是怎麽(me) 回事呢？”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則指出，這個(ge) 概念本身就是一個(ge) 無法被認識把握的知識剩餘(yu) 物。它的存在就是一個(ge) 漂浮的能指。這個(ge) 漂浮的能指的出現，與(yu) 其說是揭示、澄清了某種具體(ti) 而真實的內(nei) 容，不如說是對某種不可能被化約為(wei) 我們(men) 知識框架的內(nei) 容的遮蔽。在他看來，這樣的概念，越定義(yi) ，越容易生產(chan) 出大量怪異的“知識的剩餘(yu) 物”。因此他提議，我們(men) 不妨幹脆將其“封印”，讓它在安息中醞釀力量的風暴。

　　對中國讀者來說，在中文語境中探討“Taste”概念尤其不易，其複雜性和艱巨性來自其不可譯性。我們(men) 究竟該將其譯為(wei) “趣味”還是“品味”呢？無論是“趣味”還是“品味”，這兩(liang) 個(ge) 名詞都有審美判斷和品鑒之意。例如，唐代詩人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就以“品”表“品類”和“品鑒”兩(liang) 層意思。他也談到了“味”。在《與(yu) 李生論詩》中，他提出“愚以為(wei) 辨於(yu) 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換言之，詩應有“味外之味”。此處，第一個(ge) 味指品鑒具體(ti) 的藝術形象，第二個(ge) 味指在具體(ti) 的藝術形象的激發之下，由聯想和想象產(chan) 生的審美愉悅。然而，“Taste”一詞遠不止“品鑒”和審美判斷之意。事實上，從(cong) 該詞在西方思想史中的運動軌跡來看，中國文論傳(chuan) 統中的“趣味”兩(liang) 字似乎更為(wei) 合宜。

　　二

　　我們(men) 不妨先回到“品味”兩(liang) 字。從(cong) 《辭源》來看，現代漢語中的“品味”從(cong) “品”字發展而來，而“品”則表官吏的等級，也指某種社會(hui) 約定俗成的標準規格。當某人(無論其道德或行為(wei) 舉(ju) 止)或某件藝術品沒有達到社會(hui) 期待的標準時，我們(men) 也會(hui) 稱其“不入品”。上述價(jia) 值判斷背後實際上隱含著區分高低等級之意。雖然法國社會(hui) 學家布迪厄在討論“Taste”一詞時也涉及了階級區分和層級高低之意，但這隻是其多副麵孔中的一副。因此，以“品味”譯“Taste”，難免以偏概全，招致偏見。而“趣味”則顯得更具文化包容度，並有利於(yu) 中國讀者繞開理解時的種種障礙和誤區。

　　首先，“趣味”與(yu) 位置高下、等級無關(guan) 。根據《辭源》，“趣”表“旨趣”“意旨”。正如學者李春青所說，就個(ge) 體(ti) 主體(ti) 而言，它(趣味)指一種心理傾(qing) 向，是人的興(xing) 趣之所在；就集體(ti) 主義(yi) 而言，則是一種在特定時期具有普遍性的精神旨趣與(yu) 價(jia) 值關(guan) 懷。換句話說，這是一個(ge) 中性的概念。反觀“Taste”一詞的概念發展，該詞的複雜屬性亦使其漸趨中性，從(cong) 而與(yu) 中文語境中的“趣味”同頻。進入二十世紀以後，伴隨著身體(ti) /心靈、女性/男性、高級感官/低級感官、高雅/媚俗等二元對立的消解，“Taste”的階層區分作用更是在不斷的定義(yi) 中被日漸淡化。正如美國學者桑塔格所說，我們(men) 擁有方方麵麵的Taste，“既有對人的Taste，視覺Taste，情感方麵的Taste，又有行為(wei) 方麵的Taste以及道德方麵的Taste”，甚至智慧也是一種思想方麵的Taste。因此，“Taste”就是“對一切物品等量齊觀”。

　　其次，根據《說文解字》，“趣”，通“去”，表示迅速離開；通“取”，有取舍判斷之意。而縱觀近幾百年來的“Taste”變革史，它確實也是消逝、演變和創新交融的結果，既包含了個(ge) 人的選擇，也體(ti) 現了某一社會(hui) 的普遍選擇。因此，以“趣”來體(ti) 現上述變革並不為(wei) 過。

　　試想，當英國18世紀著名的輝格黨(dang) 政治家坦普爾爵士大談中國園林趣味時，他不可能預見到幾十年之後英國作家沃波爾對中國風的攻訐。這種趣味變革既體(ti) 現了個(ge) 人的審美，也折射了百年之內(nei) 中英關(guan) 係的微妙變化，以及英國構建自身民族性的迫切願望。而當英國畫家吉爾平以如畫趣味引領英國人踏遍湖區時，他也未必會(hui) 預見到上述趣味會(hui) 成為(wei) 英國中產(chan) 階層遮蔽貧富差距的美學敘事策略，他更不會(hui) 預見到維多利亞(ya) 時期的批評家羅斯金會(hui) 將上述趣味列為(wei) 次等趣味。不可否認，任何文明、國家和地區的趣味都是在曆史進程中逐漸形成的，它與(yu) 價(jia) 值觀念、宗教信仰和風俗習(xi) 慣有著盤根錯節的聯係，不能用一成不變的本質主義(yi) 語言來解釋。

　　再者，我們(men) 知道，人的心誌也是有趨向的，因此“趣”又引申為(wei) 意向、旨趣。蕭統在《陶淵明傳(chuan) 》中談到“淵明少有高趣”中的“趣”，就是這個(ge) 用法。而“旨趣”又能引申出樂(le) 趣、興(xing) 味的意思，如我們(men) 常說的“興(xing) 趣”“趣味”。這就牽涉到人生哲學的問題。事實上，中國傳(chuan) 統文論中的“趣味”觀體(ti) 現的就是對人生的觀照。比如，以朱熹、陳淳為(wei) 代表的宋明理學家所謂的“趣味”，指的“就是當人超越功利因素的羈絆，潛心問道求學時所體(ti) 會(hui) 到的樂(le) 趣、快樂(le) ”。這種超功利主義(yi) 傾(qing) 向是與(yu) 人生的道德修養(yang) 密切相關(guan) 的。同樣，弘一法師在《嘉言集》中也鼓勵世人：“心誌要苦意趣要樂(le) 。”而梁啟超的“趣味”論則更注重“生活的藝術化”，即“把人類計較利害的觀念，變為(wei) 藝術的、情感的”，從(cong) 而使整個(ge) 人生都充滿樂(le) 趣、快樂(le) ，體(ti) 現出一種欣欣向榮的生命狀態。

　　上述“生活藝術化”傾(qing) 向不免讓人想起18世紀英國經驗主義(yi) 思想家的“美學社會(hui) 化”論調。我們(men) 說的修養(yang) 、超功利態度也與(yu) 他們(men) 討論“Taste”時頻繁提及的“教化”“審美無利害”等概念不謀而合。尤其自工業(ye) 革命以來，不少英國浪漫主義(yi) 作家出於(yu) 批判資本主義(yi) 異化的需要，在對“Taste”的討論中融入了對生命感受力的強烈渴求，和對欣欣向榮的生命狀態的熱切肯定。他們(men) 對生命整體(ti) 感受力的強調無異於(yu) 中國文論中以“趣”論人生的傳(chuan) 統。

　　一言以蔽之，中西文論間的種種巧合是我們(men) 選擇“趣味”作為(wei) 譯文的主要原因。在文化對譯中，我們(men) 要嚐試以中國文化的框架來承載豐(feng) 富語義(yi) 的西方文化，並在中國文論傳(chuan) 統中尋找對應之物。這既能保證中國讀者在理解之餘(yu) 保持適度的文化自覺，又能減少概念移譯時產(chan) 生的語義(yi) 虧(kui) 損。陳寅恪曾說過：“凡解釋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同樣，當我們(men) 移譯西方核心概念時，也應做到“凡翻譯一詞即是做一部文化史”。因為(wei) 在概念史研究中，文化對譯不僅(jin) 意味著言語或符號的轉換，它更是思想的旅行、落地和再生。正是從(cong) 這個(ge) 層麵講，概念具有建構能力，而概念史研究則是建構中國話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者：何暢，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英國文學中的‘趣味’理論變遷研究”負責人、浙江師範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