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文學是人生的底色(名家近況)

　　這幾個(ge) 月，小說《人世間》儼(yan) 然成了梁曉聲生活的“主題”。據此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收割”了老中青幾代觀眾(zhong) ，把這部本已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和作家本人又一次推向了前台。他感激大家對作品的認可，也因紛至遝來的采訪和活動而感到有點累。采訪前，梁曉聲有言在先：“《人世間》談得很多了，就不再談了，希望大家讀一讀我的新小說《中文桃李》。”

　　實際上，自2017年底《人世間》出版後，梁曉聲一直保持著高產(chan) 的寫(xie) 作狀態，先後創作了兩(liang) 部長篇小說，一部是202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我和我的命》，一部是不久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桃李》，都聚焦於(yu) “80後”青年的成長，以年輕人視角寫(xie) 出了一代人的“青春之歌”。尤其是新作《中文桃李》，被梁曉聲視為(wei) 自己的倒數第二部長篇小說。他說：“寫(xie) 作跟麵點老師傅開麵館沒多大區別，我還有一本正在寫(xie) 的長篇小說，寫(xie) 完後，不管水平怎麽(me) 樣，梁記麵食店就要關(guan) 張了。我的缸裏還有一團麵，這團麵不能浪費。”

　　寫(xie) 給中文係“80後”

　　2002年，梁曉聲任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與(yu) 青年學子有了直接而頻繁的接觸。當時，他的學生正是“80後”一代。多年來，他關(guan) 注著學生們(men) 離開校園後的人生際遇，想通過小說的方式，給自己的教學生涯留下一點記錄，也作為(wei) 一份禮物，送給曾經教過的學生。

　　《中文桃李》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了世紀之交，李曉東(dong) 考入本省文理大學中文係後發生的故事。他和同班男生一起聽汪爾森教授的課，獲得文學啟蒙；辦《文理》雜誌風光一時，刊發的作品被《讀者》轉載；接觸有點各色的女生徐冉，初嚐愛情的糾結與(yu) 甜蜜；麵臨(lin) 升學和就業(ye) 的壓力，探尋前路何方……在這所大學，以李曉東(dong) 和徐冉為(wei) 代表的青年學子，在經曆同學間的矛盾、衝(chong) 突與(yu) 誤解，經受2003年非典疫情的考驗後，收獲了成長、友誼和愛情。他們(men) 帶著中文教育的四年所得，步入了小說下半場。

　　《中文桃李》是一部寫(xie) 給中文係的作品。“在上世紀80年代，中文可是非常風光的一個(ge) 專(zhuan) 業(ye) ，才子和才女們(men) 都在中文係。一個(ge) 學校如果沒有中文係，那如何得了？”梁曉聲說：“後來文學開始邊緣化了，當書(shu) 中的主人公們(men) 開始學中文時，中文係好像成了一個(ge) ‘筐’——過去是喜歡中文才去讀，現在可能是權宜之計，出於(yu) 理科成績不理想才無奈去讀。”但在他看來，學生在中文係收獲的人文教育，盡管不會(hui) 令他們(men) 短時間內(nei) 獲得財富和成功，卻培養(yang) 了他們(men) 的從(cong) 業(ye) 能力、讀書(shu) 能力。比如小說中的李曉東(dong) ，因擔任《文理》主編，在日後省電視台、出版社、廣告公司、房地產(chan) 公司、紀錄片團隊幾份工作中，每每能做出不錯的成績，以至於(yu) 多年後妻子徐冉對兒(er) 子說，“你爸的人生，現在仍靠文學那碗飯墊底兒(er) ”。

　　和《人世間》相比，《中文桃李》給人的感覺沒有那麽(me) 多憂患與(yu) 沉重。書(shu) 中不乏一些“小幽默”和貼近年輕一代的網絡語，如“公式(音duǐ，指頂撞)”“佛係”“顏值”等。“寫(xie) 年輕一代對我是個(ge) 挑戰，首先是語言不一樣，尤其是網絡流行語的出現。因此我在語言上盡量融入年輕人。”梁曉聲說，“代溝肯定是有的。到年輕人中去，和他們(men) 天天打成一片，代溝還在。你在溝那邊、我在溝這邊，我們(men) 還是可以親(qin) 密地交流”。

　　如果說同代人寫(xie) 同代人有自己的優(you) 勢，那麽(me) 作為(wei) 共和國同齡人的梁曉聲寫(xie) “80後”，則多了一些“審美距離”。“‘70末’‘80後’作家寫(xie) 同代人或多或少有頑主氣質，好像不那樣寫(xie) 就不像，我覺得這有點標簽化。我接觸的學生不是這樣。我更喜歡自己筆下這些‘80後’，他們(men) 也開玩笑、也幽默，但沒有頑主的感覺。”

　　過一種“報告文學式”人生

　　什麽(me) 是理想的生活，永遠是困擾年輕人的問題。《中文桃李》中，女主人公徐冉問李曉東(dong) ：“生活也可以分為(wei) 歌類的、詩類的、小說類的、散文類的、報告文學類的、史詩類的，你憧憬哪一類生活？”兩(liang) 人商量一番，覺得沒誰的生活可以始終如歌，史詩類的離普通人又太遠，詩類的太理想主義(yi) 、太脫離現實，小說類太難把控、太複雜，而散文類的更適合老年人，還是報告文學類更恰當——人生像一場自己給自己的報告，由不得虛構、自欺欺人，而又得有點文學性，加進小說、散文、詩歌的味道。

　　這種以文學門類來比喻生活的做法，是梁曉聲的創造。他說：“這是過來人的看法。我沒經曆過詩一樣的人生，壓根就沒敢那麽(me) 想過。從(cong) 少年時期我就篤定，這輩子得像報告文學一樣寫(xie) 實，來不得半點的浪漫、抽象、虛偽(wei) ——因為(wei) 家裏困難。”

　　小說下半場，兩(liang) 位主人公畢業(ye) 進入社會(hui) 後，也確如他們(men) 所說的那樣，心中保有著對對方的“責任意識”，認真地為(wei) 生活打拚著。他們(men) 住過簡陋的平房、昏暗的地下室，克服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與(yu) 形形色色的人物遭逢，最終過上了如意的生活。而李曉東(dong) 和徐冉也終於(yu) 取得家長的認可，成就了一段美滿的婚姻。

　　縱觀這兩(liang) 個(ge) 人物走過的道路，確實代表著很多“80後”青年的心路曆程。他們(men) 糾結過，是留在家鄉(xiang) 陪伴父母，還是遠走他鄉(xiang) 到大城市闖一闖；他們(men) 麵臨(lin) 戶口、房租、工資等生存壓力，卻不甘心做有違本性的工作；他們(men) 不願“啃老”，以占朋友的便宜為(wei) 恥；麵對不可回避的代際衝(chong) 突，他們(men) 逃避過、爭(zheng) 吵過，最終理解了父母、收獲了親(qin) 情。《中文桃李》堪稱是“80後”青年一代的心靈史，作家以嚴(yan) 肅的態度，寫(xie) 出了這代人人生道路的選擇和對待情感的態度。

　　在梁曉聲看來，小說家眼裏不能隻有小說，小說應該回應各種社會(hui) 問題。他把作家定義(yi) 為(wei) 時代的記錄員，認為(wei) 文學史上優(you) 秀的作家，如托爾斯泰、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既是作家，也是知識分子，他們(men) 都關(guan) 心他者的命運。

　　《中文桃李》觸及的一個(ge) 社會(hui) 熱點話題是：年輕人是否要留在北上廣深。作家把李曉東(dong) 、徐冉這類“北漂”青年形容為(wei) “吊蘭(lan) ”，借主人公之口把北京分為(wei) 了平時“動車式”的北京和過年時“綠皮車式”的北京。李曉東(dong) 覺得，前麵一種有“北漂”的北京更可愛，但他最終選擇回到故鄉(xiang) ，加入了一個(ge) 誌同道合的紀錄片拍攝團隊。“小說中設置靈泉、省城和北京三個(ge) 層次，並不想給出主人公留在哪裏是對、哪裏是錯的結論。我想指出的是，這種抉擇是一種利弊、一種權衡，而無關(guan) 對錯。”梁曉聲說。

　　《中文桃李》延續了梁曉聲以往作品對“什麽(me) 樣的人生值得一過”的思考，隻不過他觀察的對象從(cong) 《人世間》裏的“50後”變為(wei) 了“80後”。但他的答案沒有變——“70多年的人生走過，人一生到底該追求什麽(me) ？想來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都是過眼雲(yun) 煙。”

　　大學需要人文氣息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從(cong) 《中文桃李》的名字可以看出，這也是一本大學教育之書(shu) 。書(shu) 中有一個(ge) 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中文係教授汪爾森。他的課妙趣橫生，讓本想跨專(zhuan) 業(ye) 到對外漢語的學生也被深深吸引；他鼓勵學生辦刊物，推薦優(you) 秀作品發表；他和學生交朋友，讓大家畢業(ye) 多年後還每每懷念……更重要的是，他是學生們(men) 名副其實的“精神導師”，引導學生思考人性和人生的意義(yi) 。

　　《賣火柴的小女孩》對人類社會(hui) 進步有什麽(me) 意義(yi) ？汪老師說，讀過它，同情的種子會(hui) 在心裏發芽。之後再讀《快樂(le) 王子》《苔絲(si) 》《悲慘世界》，“那麽(me) ，他成為(wei) 警長的話，也許就不會(hui) 是沙威；她成女議員的話，也許會(hui) 特別重視慈善工作，使賣火柴的賣花的無家可歸的男孩女孩受到關(guan) 愛而不再被凍死”。

　　何謂“深刻”？汪老師說，它好比是瑞士名表裏的鑽石，“鑽石就是發人深省的情節，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細節，過目不忘的文字或對話……深刻並不等於(yu) 危言聳聽，也不等於(yu) 嘩眾(zhong) 取寵之論，更不等於(yu) 對人性醜(chou) 惡險邪的一味展覽。”

　　常言道“文學是人學”，那麽(me) “人”是什麽(me) ？汪老師說，人是欲望的宿主，也是理性之搖籃；人是文化的盛器，也是社會(hui) 關(guan) 係之和；人有責任意識、使命意識，人的好奇心催生科學，人的娛樂(le) 渴求催生文藝……

　　其實，汪爾森正是梁曉聲的自畫像，書(shu) 中汪老師講的內(nei) 容就是學生們(men) 擠爆教室也要聽的梁氏文學課。“中文係教師隻講如何讀懂一篇小說，還遠遠不夠。應該更多地從(cong) 作品出發，引發學生思考人生。比如我跟學生討論《賣火柴的小女孩》是寫(xie) 給誰看的、《安徒生童話》中的《海的女兒(er) 》和《聊齋誌異》中的《王六郎》有怎樣的異曲同工、羅丹的雕塑《人馬》給我們(men) 理解人性以何啟示？這些思想性的話題及其延伸的討論才是最有價(jia) 值的。”梁曉聲說：“我不認為(wei) 講課一定要像脫口秀一樣熱一下場，似乎不這樣就不行，一堂課隻有45分鍾，學生是交了學費的。”

　　他還發現，課堂上的男生比較內(nei) 向，不願意發言，導致聽到的討論之聲都出自同一性別。“這對討論本身是一種遺憾。我們(men) 常說，要有不同的聲音和觀點，其中就包括性別——男人怎麽(me) 看、女人怎麽(me) 看，這個(ge) 碰撞是很有意義(yi) 的。”梁曉聲說。

　　上過梁曉聲課的學生都知道，盡管課上討論的問題嚴(yan) 肅，但氣氛卻是放鬆和活躍的。他曾帶學生看電影《出租車司機》，出資讓學生買(mai) 來飲料、麵包、糖果，讓大家邊吃邊趴在桌子上，怎麽(me) 舒服怎麽(me) 來，隻有老師一個(ge) 人拿著粉筆在講台上。“我覺得文學課其實這樣講才對路。”梁曉聲說。

　　在小說中，梁曉聲借汪先生之口說出了他對大學人文精神的堅守：“文學專(zhuan) 業(ye) 是一個(ge) 什麽(me) 專(zhuan) 業(ye) 呢？首先是一個(ge) 了解人性進而了解自己的專(zhuan) 業(ye) 。我們(men) 這個(ge) 專(zhuan) 業(ye) ，其實是大學之魂。沒有點兒(er) 人文氣氛的大學，不可能是一所好大學……”

　　他強調人文氣氛，其實是一種信念，相信“文學確曾起到過這麽(me) 一點兒(er) 促使社會(hui) 進步的微不足道的作用，一點兒(er) 一點兒(er) 地，一百年一百年地影響著世道人心”。也正是在這重意義(yi) 上，文學是人生的一種底色。

　　記者 張鵬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