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曆來有重視記載河湖水道的傳(chuan) 統，從(cong) 先秦時期成書(shu) 的《山海經》《尚書(shu) 》到漢代的《史記》《漢書(shu) 》等典籍，都保留了大量相關(guan) 信息。東(dong) 漢以後則有多部以《水經》為(wei) 名的著作問世，其中有一部三國時期成書(shu) 的《水經》，記述了全國137條主要河流的情況。北魏時期的酈道元嫌其簡略，乃以其為(wei) 綱，增廣河流水係至2596條，撰成《水經注》四十卷，字數也超過原文20倍以上，酈道元被後世讚譽為(wei) 傑出的地理學家。

　　如何撰注《水經》？依照酈氏自序，是對諸條水係“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繆(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通過網羅爬梳大量前人文獻、碑刻銘文、公文書(shu) 信，甚至神話傳(chuan) 說和風土人情等材料，“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清人王先謙語)。注文所引很多材料後世已經亡佚，賴《水經注》得以部分保存。

　　清人沈德潛說：“餘(yu) 少時讀《水經注》，服其真能讀萬(wan) 卷書(shu) ，行盡天下山水路”，《四庫提要》則說“塞外群流，江南諸派，道元足跡，皆所未經。……俱不免附會(hui) 乖錯，……傳(chuan) 聞失實”。譚其驤先生說：“古今有許多學者認為(wei) ，全部《水經注》除一些注明引自前人著作的詞句外，便都是酈道元根據他自己的調查、考察、研究所得寫(xie) 下來的，這是極大的誤解”，因為(wei) 酈道元一生遊曆所及，無法涉及南朝疆土，就是北魏境內(nei) ，也是很有限的幾處。酈道元自述“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治學方法是“默室求深，閉舟問遠”，“可見他決(jue) 不是一個(ge) 大旅行家，更不可能是一個(ge) 從(cong) 事大範圍實地考察的工作者。”產(chan) 生分歧的一個(ge) 重要原因，緣於(yu) 酈道元提及“訪瀆搜渠”。僅(jin) 以字麵意思容易理解為(wei) 酈氏十分注重實地考察，譚先生提醒，結合上下文便可明白，“原來他是根據‘前文’即前人作品所載水道源流和兩(liang) 岸經曆，一瀆一渠地緝綴下來的。……而不是根據他自己的親(qin) 見親(qin) 聞所記下來的那一小部分。”實地考察在《水經注》的成書(shu) 過程中是否起到關(guan) 鍵作用，已經成為(wei) 定論。

　　盡管如此，倘若將酈道元的“親(qin) 見親(qin) 聞”，即其遊曆考察所得與(yu) 《水經注》成書(shu) 分別討論，似乎仍有新的收獲。按酈道元一生，因私因公多次遊曆，行蹤涉及北魏境內(nei) 多地。酈氏祖籍在今河北保定涿州市，《水經注》對這一帶的描述極為(wei) 詳細，便可能與(yu) 他童年的記憶有關(guan) 。道元少時，跟隨父親(qin) 酈範長期遷居青州(治今山東(dong) 青州市)，熟悉青州一帶地物，如《水經注》卷二六記述熏冶泉水源頭一帶景色優(you) 美，實為(wei) “嬉遊之處”，“餘(yu) 總角之年，侍節東(dong) 州，至若炎夏火流，閑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娛永日。桂筍尋波，輕林委浪，琴歌既洽，歡情亦暢，是焉棲寄，實可憑衿。”又有“(石井)水北流注井，井際廣城東(dong) 側(ce) ，三麵積石，高深一匹有餘(yu) 。長津激浪，瀑布而下，澎贔之音，驚川聒穀，漰渀之勢，狀同洪井，北流入陽水。餘(yu) 生長東(dong) 齊，極遊其下，於(yu) 中闊絕，乃積綿載。”道元成年隨父到北魏都城平城(治今山西大同市)中央政府任職，數年後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身為(wei) 京官，有多次隨同皇帝巡行的機遇，如“餘(yu) 以太和十八年(494年)從(cong) 高祖北巡，屆於(yu) 陰山之講武台。台之東(dong) 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中書(shu) 郎高聰之辭也。自台西出，南上山。山無樹木，惟童阜耳……”，不僅(jin) 詳細記載孝文帝巡幸陰山講武台一事，還將講武台周邊的地理風貌一並保存下來。酈道元後又外任冀州鎮東(dong) 府長史、魯陽郡太守及東(dong) 荊州刺史等職，得以因公前往北魏多地。《水經注》卷二十五：“餘(yu) 昔因公事，沿曆徐、沇，路逕洙、泗，因令尋其源流”，卷三十二也說：“餘(yu) 往因公至於(yu) 淮津，舟車所屆，次於(yu) 決(jue) 水，訪其民宰，與(yu) 古名全違。脈水尋經，方知決(jue) 口。” 通過實地踏察發現與(yu) 典籍記載間的抵牾，進而做出合理辨析。引述他人著作時，也留意該作者是否親(qin) 睹該水。仕宦途中，他甚至還有機會(hui) 再返青州故地，重遊石井水，“後因王事，複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賦詩言意。彌日嬉娛，尤慰羈心，但恨此水時有通塞耳。”

　　早酈道元約六百年的太史公司馬遷，其遊曆考察與(yu) 撰著《史記》，與(yu) 酈道元有異曲同工之處。無論是太史公自述，還是後人對《史記》的評價(jia) ，幾乎都對其遊曆給予充分重視。《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hui) 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yu) 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e) 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ang) 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遊曆途中，往往帶著明確的考察任務，《樊酈滕灌列傳(chuan) 》：“吾適豐(feng) 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魏世家》：“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yu) 亡，餘(yu) 以為(wei) 不然。”遊曆所獲是《史記》重要的資料來源。早年的遊曆，仕宦生涯中的奉公出行，跟隨帝王巡遊以及為(wei) “成一家之言”進行的實地探訪，司馬遷酈道元都有極為(wei) 相似的考察經曆。對於(yu) 難以親(qin) 往的異域藩邦，二人竟然也都要尋覓良機采訪蕃使，力圖獲取更為(wei) 直接的信息。

　　同樣的遊曆活動，為(wei) 何後世會(hui) 出現差異如此之大的評價(jia) ？問題應該出在著作的性質上，即《史記》是一部開創性的史書(shu) ，《水經注》則是一部公認的地理書(shu) (酈氏卻不一定認可)。既是地理之書(shu) ，勢必會(hui) 考量是否充分開展實地考察。不過，依照當時的科技條件以及學術發展的進程來看，這些都不容易實現，《水經注》的成書(shu) ，隻能通過大量的文獻搜集整理，查驗比勘來完成。在不具備現代交通條件的情況下，古人的遊曆考察不得不依靠人力及有限的輔助動力來完成，日常起居、後勤保障也是大問題，考察範圍勢必受到極大限製。即便擁有現代科技條件支持的今天，要在大半個(ge) 中國這樣巨大的地域空間內(nei) 進行實地考察，其範圍與(yu) 內(nei) 容的完成度依然不會(hui) 太高。從(cong) 學術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在明末清初反對空談，提倡“經世致用”的思潮影響下，方才湧現出一批如徐霞客、王士性及梁份等學者走出書(shu) 齋，轉以野外踏察為(wei) 重心，以實地調查獲得的第一手材料完成具現代地理學雛形的地理之書(shu) 。

　　綜上，將酈道元的遊曆考察與(yu) 《水經注》的成書(shu) 手段單獨討論，是較為(wei) 穩妥合理的做法，能分別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論斷。清代學者王先謙研究《水經注》三十年，生平足跡所至，必隨身攜帶此書(shu) ，不斷通過實地考察來核驗書(shu) 中所記，計劃通過繪製地圖，參考其他史誌及清代政區來為(wei) 注作疏。清末民初的楊守敬、熊會(hui) 貞師徒二人曆數十年完成《水經注疏》及《水經注圖》，賡續了酈道元開創的學術事業(ye) 。今人研究《水經注》，文獻考證與(yu) 實地考察必然並重，然則酈道元在他那個(ge) 時代已經做到了他應該做的，沈德潛以“天地間不可無一，不容有二”評價(jia) 《水經注》，也是對酈道元學術生涯的肯定。

　　(作者：劉新光，係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