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 計亞(ya) 男

　　今年是美國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的紀實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問世85周年。滄海桑田，斯諾當年在陝甘寧蘇區看見並記錄的紅星，如今在中國、在世界依然爍爍閃亮，而且愈加璀璨奪目。

　　1936年6月，在宋慶齡女士的安排下，斯諾從(cong) 北京東(dong) 城盔甲廠胡同13號的家中出發，乘上了開往西安的火車，踏上了他的曆史性旅程，一個(ge) 改變他一生命運的旅程。

　　他以美國《每日先驅報》特派記者的身份，懷著一顆探明事情真相的心，和“拿一個(ge) 外國人腦袋去冒一下險”的決(jue) 心，一路西行來到陝北，成為(wei) 第一個(ge) 采訪陝甘寧蘇區的西方記者。

　　“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綠裝，無數的楊柳和巍峨的鬆柏把紫禁城變成了一個(ge) 迷人的奇境；在許多清幽的花園裏，人們(men) 很難相信在金碧輝煌的宮殿的大屋頂外邊，還有一個(ge) 勞苦的、饑餓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國侵略的中國。”在《紅色照耀中國》的“去西安的慢車”一節裏，斯諾這樣寫(xie) 道。

　　在陝北采訪四個(ge) 多月後，斯諾帶著他日夜積累的16本筆記、24個(ge) 膠卷返回北京家中。經過數月埋頭整理和寫(xie) 作，《紅星照耀中國》英文原著於(yu) 1937年10月由英國倫(lun) 敦戈蘭(lan) 茨公司出版，1938年又以書(shu) 名《西行漫記》出版了中譯本。

　　作為(wei) 一名誠實和正直的西方記者，斯諾用他的獨到感受與(yu) 生動描述，向世界介紹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信念、主張和目標，以及當時鮮為(wei) 人知的陝甘寧蘇區軍(jun) 民的鬥爭(zheng) 經曆和生活方式。

　　《紅星照耀中國》，這本隻有24毫米厚、30萬(wan) 餘(yu) 字的作品，至今已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幾乎傳(chuan) 遍了全世界，產(chan) 生了經久不衰的廣泛影響。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發行量再次飆升，累計已超過1300萬(wan) 冊(ce) 。

　　在國內(nei) 外一次次掀起的“紅星熱”，彰顯了《紅星照耀中國》的曆久彌新的紅色魅力。

　　“我隻是個(ge) 記錄員而已”

　　斯諾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出生於(yu) 1905年，1928年大學畢業(ye) 後，便來到中國擔任美國新聞機構的駐華記者，直到1941年離開中國。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三次回到中國訪問。斯諾對中國、中國人民、中國革命有著深厚感情。無論後來回到美國，還是移居瑞士，他的心中總是牽掛著中國。

　　在采寫(xie) 《紅星照耀中國》之前，斯諾花費大量心血，編譯出版了英文版《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和《魯迅評傳(chuan) 》等作品，向西方讀者介紹一個(ge) 他感受到的真實的中國。

　　1933年2月的一天，在青年作家姚克的陪同下，斯諾與(yu) 魯迅進行了一次會(hui) 晤，引發了他對記錄中國人民苦難與(yu) 向往的中國新文藝的興(xing) 趣。這次會(hui) 麵後，斯諾對魯迅更加欽佩和崇拜，他說魯迅是一個(ge) 精神上的巨人，“魯迅是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

　　魯迅對這位年輕的美國記者也頗有好感，他在給一個(ge) 友人的書(shu) 信中說：“S君是明白的，有幾個(ge) 外國人之愛中國，遠勝於(yu) 有些同胞自己。”信中的S君指的就是斯諾。

　　在陝甘寧蘇區一百多天的采訪中，所見到和聽到的每一件事、每一個(ge) 人，都在斯諾的腦海裏留下生動印記，成為(wei) 他的西行漫記的鮮活素材。

　　人民文學出版社資深編輯腳印認為(wei) ，“斯諾是一位非常會(hui) 講故事的作家，他對敘事節奏的掌控，對人物性格的觀察和判斷，對重大曆史事件的梳理和把握，以及他本人的幽默感，都讓這本書(shu) 有著非常高的可讀性”。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寫(xie) 道，1936年，在前往陝北安塞的途中，路過一個(ge) 叫百家坪的地方。此時，剛擺脫土匪追逐的斯諾，驚魂未定，口渴難耐。休息時，見有兩(liang) 個(ge) 小孩站在身邊，他便招呼其中一個(ge) 說：“喂，給我們(men) 拿點冷水來。”可那個(ge) 孩子沒有理會(hui) 他。幾分鍾後，他又招呼另外一個(ge) 孩子，結果是一樣的。

　　同行的李克農(nong) 見狀，便扯了扯斯諾的袖子，笑著提醒說：“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誌’，可是，你不能叫他‘喂’。這裏什麽(me) 人都是同誌。這些孩子是少年先鋒隊員，他們(men) 是革命者，所以自願到這裏來幫忙。他們(men) 不是傭(yong) 仆。他們(men) 是未來的紅軍(jun) 戰士。”正好這個(ge) 時候，冷水送來了。

　　“謝謝你——同誌！”斯諾道歉說。

　　那個(ge) 少年先鋒隊員大方地看著斯諾。“不要緊。”他說，“你不用為(wei) 了這樣一件事情感謝一個(ge) 同誌！”

　　這件事情，讓斯諾很是感慨：“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從(cong) 來沒有在中國兒(er) 童中間看到過這樣高度的個(ge) 人自尊。可是，這第一次遭遇不過是少年先鋒隊以後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係列事情的開端而已，因為(wei) 我深入蘇區以後，我就會(hui) 在這些臉頰紅彤彤的‘紅小鬼’——情緒愉快、精神飽滿，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發現一種令人驚異的青年運動所表現的生氣勃勃的精神。”

　　“這個(ge) 情節，雖然一筆帶過，我們(men) 在會(hui) 心一笑的同時，也看出來斯諾的真誠和機敏。剛到一個(ge) 完全陌生的環境中，斯諾很快就找到了消除戒備融入環境、同受訪者拉近距離的辦法，同時紅色中國也向斯諾敞開了心扉，這樣坦誠、融洽的交流最後成就了《紅星照耀中國》這部經典。”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王蔚說。

　　1939年9月，斯諾重返陝北，來到延安。毛澤東(dong) 邀請斯諾出席黨(dang) 政軍(jun) 幹部大會(hui) ，並向大家介紹說：“這就是‘真實地報道了我們(men) ’的那本書(shu) 的作者埃德加·斯諾先生。”每當人們(men) 對《紅星照耀中國》交口稱讚時，他總是誠懇地說：“你們(men) 才是這本書(shu) 的真正作者，你們(men) 是創造曆史的主人，我隻是個(ge) 記錄員而已。”

　　“從(cong) 字麵上講起來，這一本書(shu) 是我寫(xie) 的，這是真的。可是從(cong) 最實際主義(yi) 的意義(yi) 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men) 所創造，所寫(xie) 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men) 使本書(shu) 所描寫(xie) 的故事活著。所以這一本書(shu) 如果是一種正確的記錄和解釋，那就因為(wei) 這是他們(men) 的書(shu) 。”在《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序言中，斯諾這樣寫(xie) 道。

　　據斯諾研究專(zhuan) 家安危介紹，1970年8月14日至1971年2月，斯諾最後一次來華訪問，他把1935年至1937年在中國拍攝的照片底片全部贈送給中國的博物館。博物館給了他八千元報酬，他卻執意不肯接受。陪同人員一再堅持，他隻得收下。後來，從(cong) 昆明機場出境時，他在起飛前遞下一個(ge) 包，把這筆錢原封未動地退還。

　　曾多次陪同斯諾訪問的外交部英文翻譯徐爾維說：“這老頭子是一個(ge) 硬骨頭，他每次訪問中國都是不容易的，他從(cong) 不願意作為(wei) 中國的客人由中國政府支付路費。他認為(wei) 如果這樣做，就會(hui) 引起外國人的非議與(yu) 誹謗，懷疑他報道的真實性。他到中國各處訪問，也是如此。”

　　“失去讀者，就等於(yu) 失去生命”

　　斯諾出生在美國的密蘇裏州，據說那裏的人更信奉“眼見為(wei) 實”。安危說：“斯諾是一個(ge) 胸懷民眾(zhong) ，堅持‘眼見為(wei) 實’的人。”

　　在斯諾看來，新聞紀實不能有任何虛構，每個(ge) 人物，每一句話，甚至每個(ge) 表情，都要有可信的信息來源，要麽(me) 是作者親(qin) 眼所見、親(qin) 耳所聽的，要麽(me) 來自可信的資料輔證。這體(ti) 現了一個(ge) 優(you) 秀記者的職業(ye) 標準與(yu) 追求。

　　“斯諾寫(xie) 出了這種黃土地上的精神之光，也寫(xie) 出了采訪過程的驚險和精彩。史實的珍稀、格局的宏大、細節的傳(chuan) 神、經曆的傳(chuan) 奇、文化的角度，共同匯聚出一曲陝甘寧蘇區的黃河大合唱，載入中華民族的精神史冊(ce) ，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華民族的優(you) 秀兒(er) 女奮鬥不息。”人民文學出版社資深編輯楊新嵐說。

　　1936年，斯諾在陝甘寧蘇區采訪期間，為(wei) 了盡快將那裏的真相和毛澤東(dong) 等主要領導人的革命經曆，以及紅軍(jun) 長征的動人事跡，及時公之於(yu) 世，在夫人海倫(lun) ·斯諾的協助下，斯諾全力投入緊張的采訪和報道之中，並迅速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大美晚報》和北平的《民主》雜誌等英文報刊，發表了毛澤東(dong) 訪問記和一係列有關(guan) 蘇區的特寫(xie) 報道，每一篇都引起轟動。

　　當時，國民黨(dang) 對毛澤東(dong) 和其他紅軍(jun) 領袖大肆汙名化，斯諾以其親(qin) 身見聞，向世人展現出毛澤東(dong) 及其戰友們(men) 的真實形象。

　　在斯諾的筆下，毛澤東(dong) “是一個(ge) 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可能會(hui) 成為(wei) 非常偉(wei) 大的人物。”斯諾的描述，使外界看到了一個(ge) 前所未聞的毛澤東(dong) ，一個(ge) 堅忍的、睿智的、果敢的、有著傑出的政治智慧和軍(jun) 事才能的紅軍(jun) 領袖。

　　1937年1月25日，美國著名的《生活》雜誌，用六個(ge) 版麵發表了斯諾拍攝的一組照片，標題是“中國漂泊的共產(chan) 黨(dang) 員的首次亮相”。其中的一張照片以及為(wei) 其配寫(xie) 的說明格外引人注目：“毛是他的名字，他的頭值25萬(wan) 美元。”這是當時國民黨(dang) 捉拿毛澤東(dong) 的賞金。

　　這張照片，成為(wei) 那個(ge) 時期毛澤東(dong) 的經典形象：頭戴八角紅軍(jun) 帽，神情沉著，英氣十足。

　　據當時在場的國際友人馬海德回憶，拍照時斯諾可能覺得毛澤東(dong) 頭發略顯淩亂(luan) ，就隨手把自己頭戴的紅軍(jun) 帽給毛澤東(dong) 戴上了，這才有了這張著名的照片。

　　赴陝北蘇區采訪，在當時很多人看來，無疑是拿命冒險。斯諾本人也並非沒有顧慮。因為(wei) 聽說那裏有很多的流行病，所以出發前，當時所有能打的疫苗，他都打了。

　　“但他沒有退縮，穿越重重阻礙終於(yu) 抵達蘇區，對紅色中國的眾(zhong) 多人物進行了麵對麵的采訪，甚至還跑去戰爭(zheng) 的前線采訪了正在指揮作戰的彭德懷、徐海東(dong) 等人，獲取了大量寶貴的一手資料，最終在書(shu) 中呈現了一個(ge) 真實、係統的紅色中國，將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和紅軍(jun) 的聲音傳(chuan) 遍了全世界。”腳印說。

　　“我在閱讀《紅星照耀中國》的時候，印象最深的是，書(shu) 裏麵一些閃閃發光的人物：從(cong) 一開始幫助斯諾進入根據地的王牧師，到陪同他一起的紅小鬼胡金奎，再到毛澤東(dong) 、周恩來、彭德懷這些紅軍(jun) 主要領導人等等，無論著墨輕重，書(shu) 中的每一個(ge) 人物形象都非常鮮活飽滿。”王蔚說,“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戰爭(zheng) 的背景下，能細致地關(guan) 注到人的個(ge) 性、經曆、命運，這也是這部作品能夠不斷地引起共鳴，感動我們(men) 現在讀者的一個(ge) 原因。”

　　在生命垂危的時刻，斯諾仍然想著還有一本關(guan) 於(yu) 中國的書(shu) 沒有寫(xie) 完。在中國醫療小組出發前，我國政府已為(wei) 斯諾在北京日壇醫院準備了病房，並租好了法航班機，計劃把他接到中國治療。

　　可是，斯諾一方麵對毛澤東(dong) 、周恩來的美好心意極為(wei) 感謝，同時他又說：“我現在去中國幹什麽(me) 呢？我現在又不能為(wei) 中美兩(liang) 國人民的友誼做什麽(me) 事，我不願意作為(wei) 一個(ge) 病人到中國去，我不願意給中國增添累贅……”

　　“我是記者、作家，研究的領域是中國。如果我接受了中國政府的資助或款待，無論我報道得多麽(me) 客觀、多麽(me) 公正，人家都會(hui) 給我打問號，我就會(hui) 失去讀者。一個(ge) 作家失去他的讀者，就等於(yu) 失去生命！我和埃德加·斯諾一直都是這樣做的。”海倫(lun) ·斯諾曾經對安危說。

　　“跨越了85年的一段佳話”

　　《紅星照耀中國》的出版與(yu) 流傳(chuan) 本身，也留下了諸多傳(chuan) 奇故事。

　　“在國外，它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流傳(chuan) 到全世界，被擺在羅斯福等外國領導人的書(shu) 桌，甚至影響了一些國家的對華政策。它的第一個(ge) 中文版誕生在1938年的上海租界，盡管出版後立即被國民黨(dang) 封禁，卻仍以各種方式迅速傳(chuan) 播到中國的大江南北。那是戰亂(luan) 年代，當年具體(ti) 的發行數字不好估算，但各界愛國人士都看到了它非凡的價(jia) 值，想盡辦法衝(chong) 破封鎖對它進行傳(chuan) 播，比如改書(shu) 名、節選等等，無數愛國青年受其感召，懷揣它奔赴延安參加革命。”腳印說。

　　1938年2月，在當時的“孤島”上海，由胡愈之先生以“複社”名義(yi) ，秘密組織翻譯出版這部作品。這個(ge) “複社”，是由胡愈之等一些文化名流籌辦的一個(ge) 民間的非營利性的出版組織。考慮到當時政治環境，書(shu) 名沒有按照英文版書(shu) 名直譯，而是取名為(wei) 《西行漫記》。

　　為(wei) 此，斯諾表示：“我願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權讓給他們(men) ，希望這一個(ge) 譯本，能夠像他們(men) 所預期那樣，有廣大的銷路，因而對於(yu) 中國會(hui) 有些幫助。”

　　1979年，著名翻譯家董樂(le) 山重譯的《西行漫記》由三聯書(shu) 店出版。據董樂(le) 山回憶，出版家範用先生在1976年找到他，希望重新校正1938年版《西行漫記》，以便再版。

　　在做校正過程中，董樂(le) 山發現裏麵的問題很多，與(yu) 其一一去校正，還不如重新翻譯。於(yu) 是，董樂(le) 山當年便著手動筆，整整翻譯了三年，對英文版原著的一些史實錯誤以及人名、地名、書(shu) 刊名稱、政治術語等也一並做了校正。由此，這個(ge) 版本成為(wei) 《紅星照耀中國》漢譯本的經典。

　　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推出董樂(le) 山翻譯的《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shu) 迄今已經銷售超過1300萬(wan) 冊(ce) ，還被列入部編本語文教材，推薦給了萬(wan) 千青少年學子。這對於(yu) 他們(men) 了解中國紅色革命的曆史，學習(xi) 紅色中國的精神，了解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信仰與(yu) 奮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yi) 。”腳印說。

　　“我們(men) 人文社和《紅星照耀中國》的緣分，其實從(cong) 我們(men) 社的第一任領導馮(feng) 雪峰先生就開始了。”王蔚介紹說，“那是在1936年，馮(feng) 雪峰正在上海做統戰工作，宋慶齡女士幫助斯諾向中共中央轉達了前往蘇區采訪的訴求，然後有關(guan) 領導就派馮(feng) 雪峰去聯絡工作。當時，蘇區希望來一位公道的記者和一位醫術高超的醫生，所以我們(men) 就看到斯諾和馬海德前往了蘇區。這成為(wei) 我社與(yu) 《紅星照耀中國》跨越了85年的一段佳話。”

　　參與(yu) 新版編輯的楊新嵐，也與(yu) 《紅星照耀中國》結下了奇妙的書(shu) 緣。這部紅色經典，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現在楊新嵐麵前。

　　在參與(yu) 修訂時，楊新嵐收到一位朋友的微信，說他父親(qin) 就是看了《紅星照耀中國》去的延安，而且一直收藏著這本複社1938年版的老書(shu) ，上麵有斯諾親(qin) 筆簽寫(xie) 的中文書(shu) 名——《西行漫記》，環襯的背麵還寫(xie) 有毛澤東(dong) 的詩句“紅軍(jun) 不怕遠征難”，是斯諾用毛筆抄錄的。

　　今年是斯諾逝世50周年。1972年2月15日，斯諾在瑞士日內(nei) 瓦因癌症逝世。他生前留下遺囑：“我愛中國，我願意我死後，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裏，就像我活著時的那樣……”1934年，斯諾曾兼任燕京大學新聞係講師。1973年10月19日，按照斯諾的遺願，將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原燕京大學校址）。墓碑上寫(xie) 著簡單的文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