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厚量（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曆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855年3月4日，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希臘史學者費爾頓教授向英國學者喬(qiao) 治·芬利寄出了一封口吻頗為(wei) 嚴(yan) 厲的回信。他寫(xie) 道：“您信中的一部分內(nei) 容讓我很傷(shang) 心——那是您談論自己的那段文字。請原諒我的措辭唐突，但我認為(wei) 您並不理解自己在這個(ge) 時代占據的地位……您的作品在世界文學中占據著一席之地；您的名字也將永遠躋身於(yu) 關(guan) 於(yu) 該主題的最高權威之列……您親(qin) 自在一部壯觀的曆史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又在史學創作中進一步揚名立萬(wan) 。”

　　這封偶然流傳(chuan) 下來的信件著實耐人尋味。它向我們(men) 揭示了喬(qiao) 治·芬利這位著名史家對自身學術成就的失望，以及另一位古典學者費爾頓提出的不同意見。事實上，依照19世紀的學術標準來看，喬(qiao) 治·芬利的7卷本巨著《希臘史：從(cong) 羅馬征服至今（公元前146年至公元1864年）》堪稱英語學界中羅馬帝國後期史與(yu) 拜占庭史領域的重要參考著作，並在當時的歐洲古典學中心——德意誌獲得了廣泛好評。德國曆史學家卡爾·霍普夫教授評價(jia) 道：“憑借有力的風格、政治家的眼光和哲學精神，芬利讓自己的全部作品散發著熠熠光輝。”從(cong) 專(zhuan) 業(ye) 視角來看，喬(qiao) 治·芬利確實沒有理由對自己的畢生努力作出如此悲觀消極的判斷。事實上，真正令芬利心灰意冷的原因在於(yu) ，他嘔心瀝血創作出的這部希臘史巨著沒有在希臘人中間、在19世紀的社會(hui) 公眾(zhong) 那裏產(chan) 生強烈反響。這一挫折使得作者對自身學術研究的根本價(jia) 值產(chan) 生了懷疑。而費爾頓教授的回函同樣從(cong) 史學研究公共價(jia) 值的角度出發，對自己的好友和同道加以勉勵，認為(wei) 後者將成為(wei) 一位參與(yu) 締造了曆史、並通過自己的史著再度改造世人的思想、從(cong) 而令自己名垂青史的偉(wei) 大學者（費爾頓在此化用了小普林尼《書(shu) 信集》中的警句）。

　　至於(yu) 芬利與(yu) 費爾頓的看法孰是孰非，並非本文需要討論的問題。值得我們(men) 注意的是，芬利和費爾頓的往來書(shu) 信所承載的、看重史著公共影響力的價(jia) 值觀，其實代表著二戰之前古典學界普遍堅持的一種史學傳(chuan) 統。芬利心目中的學術偶像、英國史家愛德華·吉本曾經宣稱，他要使自己的著作成為(wei) 人們(men) 最喜愛的讀物，既能擺在學者的書(shu) 齋裏，也能放在淑女們(men) 的梳妝台上。吉本的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受到教會(hui) 人士的猛烈抨擊，卻在英國廣大讀者中飽受讚譽。吉本對此評價(jia) 道：“公眾(zhong) 是很少會(hui) 看錯的。”他在全書(shu) 付梓之際感歎道：“二十個(ge) 幸福的歲月因我修史的辛勤而富有生氣，這一成就在人世上給我以名譽、地位和聲望，舍此我是無從(cong) 獲得的。”他還滿懷信心地預言，自己的作品將擁有一種“未來的命運”，也就是將對各個(ge) 時代的讀者持續產(chan) 生思想上的影響。無獨有偶，喬(qiao) 治·芬利心目中另一位英國前賢、幾乎同時代的希臘史學家喬(qiao) 治·格羅特同樣十分看重史學的公共影響力。他創作《希臘史》的直接目的便是駁斥英國保守派政治家、曆史學家威廉·密特福德的保守史觀，扭轉讀者對希臘民主製的負麵印象。這一重視社會(hui) 影響、渴望與(yu) 讀者密切互動的古典學曆史撰述傳(chuan) 統一直延伸到喬(qiao) 治·芬利去世（1876年）之後。德國古典學家蒙森雖致力於(yu) 專(zhuan) 狹的羅馬法與(yu) 銘文學研究，著述等身，但也憑借其文筆生動、想象力豐(feng) 富的《羅馬史》贏得巨大的公眾(zhong) 影響，並於(yu) 1902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英國學者羅納德·塞姆的成名作《羅馬革命》同樣富於(yu) 現實關(guan) 懷精神，寄托著自己對當時戰雲(yun) 密布的歐洲局勢以及人類文明的未來命運將何去何從(cong) 的深刻憂思，二戰後對專(zhuan) 業(ye) 史學界之外的政治學界、影視文學界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盡管上述這些古典學家們(men) 大多出身貴族階層，並且當時也還遠未出現“公共史學”的概念，但他們(men) 在寫(xie) 作目標、寫(xie) 作手法與(yu) 文字風格等方麵苦心經營，力圖提升自身史著的公眾(zhong) 影響力。這一史學傳(chuan) 統形成的曆史背景複雜，至少同以下三方麵的因素關(guan) 係密切：

　　其一，在18—19世紀的西方，古希臘文和拉丁文是人文教育的核心內(nei) 容。能夠識文斷字的、接受過中等程度教育的讀者通常都會(hui) 或多或少地接觸過色諾芬、柏拉圖、奧維德、維吉爾等重要古典學家的名篇選段，這為(wei) 古典曆史知識的傳(chuan) 播與(yu) 普及，以及以相關(guan) 史實為(wei) 依托的公共學術討論提供了前提保障。

　　其二，19世紀盛行於(yu) 德意誌、法國與(yu) 意大利的古典語文學傳(chuan) 統注重文本考據和詞句分析，專(zhuan) 業(ye) 性十分突出。在語文學傳(chuan) 統占據主導地位、吸引了大量專(zhuan) 業(ye) 研究者的情況下，撰述古典曆史，尤其是通史著作的任務則往往由學養(yang) 深厚且人生閱曆相對豐(feng) 富的非象牙塔式學者（如身為(wei) 銀行家和國會(hui) 議員的喬(qiao) 治·格羅特，當過軍(jun) 人與(yu) 律師的喬(qiao) 治·芬利）承擔。他們(men) 在寫(xie) 作過程中通常會(hui) 對讀者的興(xing) 趣與(yu) 需求予以更多的關(guan) 注。

　　其三，在文藝複興(xing) 、古典主義(yi) 等文化傳(chuan) 統的影響下，古希臘史與(yu) 古羅馬史在西方知識分子的曆史記憶中占據著獨特的崇高地位。政治學、法學與(yu) 經濟學領域的大量理論爭(zheng) 鳴，均圍繞著希臘羅馬史中的案例與(yu) 文本展開。這一事實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公眾(zhong) 對希臘羅馬時代曆史經驗的重視程度。

　　然而，古典史學研究領域的這種公共傳(chuan) 統並未在二戰後的古典學界得到很好的傳(chuan) 承。盡管伯裏、哈蒙德、瑪麗(li) ·比爾德等人，或者在希臘羅馬史通史與(yu) 教科書(shu) 編撰方麵傾(qing) 注心血，或者為(wei) 古典史學的公眾(zhong) 化奔走疾呼，並努力改變古典學術傳(chuan) 統的寫(xie) 作方式，但就二戰以來古典史學的整體(ti) 發展趨勢而論，古典史學與(yu) 史學的公共精神正在漸行漸遠。二戰後人文社會(hui) 科學領域的科學化傾(qing) 向促使當代學者強調文獻考證和量化數據的意義(yi) ，在一定程度上將人文主義(yi) 精神排除出了古典學研究；前人出色的研究成果帶來的壓力迫使新一代學者另辟蹊徑，選擇更為(wei) 專(zhuan) 狹的研究領域，有時甚至不免劍走偏鋒，陷入過度瑣碎考據的窠臼。到了21世紀，通史撰述傳(chuan) 統和古典史學的敘事特色日趨衰落，相關(guan) 領域的優(you) 秀作品乏善可陳。而由專(zhuan) 題論文、學術專(zhuan) 著、考古報告和古典文本校勘構成的古典學研究成果對讀者的專(zhuan) 業(ye) 知識、語言功底要求高，很難引起本學科專(zhuan) 家以外的讀者們(men) 的廣泛興(xing) 趣。與(yu) 此同時，當代西方公眾(zhong) 的古典學知識儲(chu) 備卻在時代變遷與(yu) 教育改革中有所削弱。因此，雖然當代的古典學工作者、尤其是相關(guan) 專(zhuan) 業(ye) 的青年學者與(yu) 研究生們(men) 在研究選題的多樣化方麵作出了巨大努力，逐步改變著當代古典學的基本麵貌，但缺乏敘事特色、人文主義(yi) 精神和通史視野的古典學研究仍然很難建立起屬於(yu) 自己的公共史學傳(chuan) 統。對於(yu) 曾經孕育過吉本、格羅特、蒙森、塞姆等同時在世界史學史、文學史與(yu) 政治思想史上占據著崇高地位的古典史學而言，這種公共精神的萎縮誠為(wei) 憾事。

　　不過，在當前的古典學研究領域，史學的公共精神也存在著複興(xing) 的可能與(yu) 機遇。第一，與(yu) 吉本、格羅特、喬(qiao) 治·芬利與(yu) 蒙森的時代相比，21世紀古典學的從(cong) 業(ye) 隊伍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當前的古典學教育與(yu) 從(cong) 業(ye) 機會(hui) 已向社會(hui) 中的所有階層開放，而來自歐美世界之外的東(dong) 亞(ya) 、印度與(yu) 中東(dong) 地區的學者們(men) ，也為(wei) 古典學研究提供了嶄新的國際化視野。如果說19世紀的古典學——這門象牙塔中的貴族之學，尚且能夠具備強烈的公共精神，並在古典學的公共化方麵作出努力，21世紀重拾並發揚史學的公共精神，也理應成為(wei) 來自社會(hui) 各階層、世界各地區的新一代古典學研究者們(men) 義(yi) 不容辭的社會(hui) 責任。第二，新史學潮流對全球史、日常生活史與(yu) 社會(hui) 性別史等領域的關(guan) 注，為(wei) 當代古典學創作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激發大眾(zhong) 讀者興(xing) 趣的視角與(yu) 方法。當代的古典學者們(men) 如能將以希臘、羅馬為(wei) 代表的古代地中海文明同歐亞(ya) 大陸其他文明之間的交往與(yu) 聯係，龐培、赫庫蘭(lan) 尼姆等考古遺址揭示的古羅馬日常生活，婦女、老人與(yu) 兒(er) 童在希臘羅馬社會(hui) 中的生活狀態等主題吸納到自己的著述當中，可以為(wei) 21世紀的古典學研究打開一片別開生麵的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