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乃和 李韶華（分別係東(dong) 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講師）

　　樂(le) 是夏商周早期國家實現禮治天下的重要手段。關(guan) 於(yu) 三代國家治理中的樂(le) 禮淵源演進關(guan) 係向來有“損益論”和“變革論”兩(liang) 種對壘性學術觀點，尤其自20世紀初王國維提出殷周文化劇變說後，以“周樂(le) 戒商”為(wei) 代表的夏商周樂(le) 文化變革論愈加流行。從(cong) 出土資料和傳(chuan) 世文獻等多重資料來看，三代樂(le) 禮無論在樂(le) 製、樂(le) 儀(yi) 還是樂(le) 義(yi) 層麵都呈現出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的損益式特征，而集三代大成的周代樂(le) 禮就是在揚棄前代特別是晚商樂(le) 禮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因此，從(cong) 最能直觀反映中國早期禮樂(le) 文明的金石樂(le) 器這一音樂(le) 考古視角考察夏商周樂(le) 禮的演進，不僅(jin) 可以深入理解樂(le) 在三代早期國家治理中的獨特功能，也可借此透視禮樂(le) 文化在三代之際的獨特演進路徑。

　　同民心而出治道：夏商周樂(le) 禮根本功能是樂(le) 以資治

　　樂(le) 以治國是三代之樂(le) 一以貫之的根本功能。《呂氏春秋·古樂(le) 》雲(yun) ：“樂(le) 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樂(le) 實現其國家治理功能主要表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

　　一是納樂(le) 於(yu) 禮，以樂(le) 禮的形式參與(yu) 三代國家政典運行。傳(chuan) 世文獻記載，早在五帝時期樂(le) 已成為(wei) 上以祭祀、次以理政、下以治民的重要施政方式。《尚書(shu) ·皋陶謨》記載帝舜攝位之時“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命夔以樂(le) 德教胄子，命禹用“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樂(le) 在早期公共事務治理中已起到平準度量衡、教育貴族子弟、諷諫進言等重要作用。《左傳(chuan) 》引《夏書(shu) 》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所謂“禮樂(le) 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九歌和善德、威刑一樣皆是夏代君主行善政之道的必要方式。商人政教體(ti) 係中樂(le) 禮同樣具有重要地位。《禮記·郊特牲》雲(yun)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le) 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yu) 天地之間也。”及至周代，周公製禮作樂(le) ，樂(le) 不僅(jin) 成為(wei) 典禮的必備部分，而且是周人保存上古曆史文化的重要方式。考古資料同樣表明樂(le) 禮在三代早期國家政教中具有重要作用。與(yu) 堯都關(guan) 係密切的山西陶寺遺址高等級貴族墓葬出土的石磬、土鼓、鼉鼓等樂(le) 器配組，說明樂(le) 器早在國家產(chan) 生前後已禮器化。偃師二裏頭遺址第六區三號墓的石磬與(yu) 銅戚、玉鉞等禮器同出，銅鈴也大多出自中型墓，盡管彼時金石樂(le) 器還未組合使用，但是其象征身份等級的禮器性質明顯。殷墟及周邊墓葬所出金石樂(le) 器組合多樣表明商代樂(le) 器作為(wei) 禮器與(yu) 社會(hui) 等級聯係愈加密切。最高貴族級別商王使用多組編磬、編鐃加鼉鼓的樂(le) 禮器配置，次等級的如小屯M5婦好墓用編鐃與(yu) 編磬組合，再次級為(wei) 特磬與(yu) 編鐃組合，編鐃單獨使用又次之。此外，甲骨卜辭中多達數十種的樂(le) 器稱謂以及以樂(le) 器、樂(le) 舞名用作祭名也表明文獻所載商政“尚聲”確非虛言。兩(liang) 周時期出土種類豐(feng) 富、組合多樣的金石樂(le) 器以及常見的“侃喜上下”“用處大政”“以敬盟祀”等樂(le) 器銘文皆表明樂(le) 禮已深入周代國家治理體(ti) 係之腠理。所以，夏商周以樂(le) 資治的政治功用一脈相承。

　　二是以樂(le) 和政是夏商周共有政治理念。《禮記·樂(le) 記》：“樂(le) 者，天地之和也”，以樂(le) 協和一切關(guan) 係是樂(le) 在三代政教中的一致訴求。《尚書(shu) ·堯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lun) ，神人以和”，詩樂(le) 歌舞奏於(yu) 廟堂最終目的是實現人神、人際關(guan) 係的和諧共融。甲骨刻辭中“龢”字既指能調和眾(zhong) 樂(le) 的編管樂(le) 器，又可用作祭名，說明神權政治下的商人將樂(le) 聲之和與(yu) 人神之和從(cong) 理論上聯係起來。殷周鼎革後，周人在繼承商人相關(guan) 樂(le) 理念的同時，更加注重用樂(le) 和諧世俗王權政治下的各種社會(hui) 關(guan) 係。《國語·周語》記載禮樂(le) 之道“媚於(yu) 神而和於(yu) 民”。周人以“和”“協”等字修飾青銅樂(le) 鍾並附以“乃和且鳴”“和會(hui) 百姓”等銘文，其初衷正如《禮記·樂(le) 記》所言，期望實現“樂(le) 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xiang) 裏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nei) ，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qin) ”。所以，夏商周以樂(le) 和合一切社會(hui) 關(guan) 係的政治理念一貫相沿。

　　所損益可知也：夏商周樂(le) 禮的演變在器不在道

　　夏商周樂(le) 禮的根本功能在於(yu) 樂(le) 出治道，但樂(le) 禮的物質載體(ti) 樂(le) 器在“形”與(yu) “聲”兩(liang) 個(ge) 方麵因國家禮治需要則呈現出與(yu) 時俱進的演進特征。

　　三代樂(le) 器“形”方麵的演進主要表現在金石樂(le) 器的種類、演奏方式和編列因三代封建禮製完善和音樂(le) 性能優(you) 化的需求而不斷演變。以最具代表性的鍾類樂(le) 禮器為(wei) 例，自陶寺遺址出土銅鈴始，夏商金屬樂(le) 器一直以銅鈴為(wei) 主。最遲至商代晚期銅鈴開始分化為(wei) 裝飾品和樂(le) 器兩(liang) 途，其中樂(le) 器功能逐漸被由銅鈴改造而成的銅鐃所取代，此後銅鐃的樂(le) 禮器主體(ti) 地位持續至周初，陝西寶雞竹園溝[圖1]伯各等墓地甬鍾的麵世則宣告周康昭之世前後產(chan) 生了新的金屬樂(le) 器。緊隨甬鍾之後，鎛和鈕鍾也先後加入禮樂(le) 體(ti) 係，進一步豐(feng) 富了三代鍾類樂(le) 器。就演奏方式而言，商代以前銅鈴用搖奏，商代晚期以後的銅鐃以植奏為(wei) 主，周代的甬鍾、鎛和鈕鍾皆用懸奏，不過前者為(wei) 側(ce) 懸，後兩(liang) 者為(wei) 直懸。就編列而言，早期銅鈴鮮有成編使用跡象，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出土的銅鐃大多三件成編，周代甬鍾、鎛、鈕鍾則經曆了三件至十數件的不斷擴編，或受周人“樂(le) 行八風”觀念的影響，三種青銅鍾在特定時期內(nei) 都曾保持過八件一組的常製。所以三代青銅樂(le) 器名稱、演奏方式、編組雖各有不同，但作為(wei) 青銅文明在音樂(le) 領域的體(ti) 現，其樂(le) 禮器的主體(ti) 地位終三代未有動搖，在商代與(yu) 爵觚酒器、在周代與(yu) 鼎簋食器一並構成體(ti) 現貴族等級身份的重要物質表征，而其本身合瓦形的基本特征貫穿商周鍾類樂(le) 器發展之始終，由此形成先秦樂(le) 鍾一鍾雙音的獨特文化景觀，這正是三代樂(le) 禮的物質載體(ti) 樂(le) 器在夏商周時期既有演變又有共同禮樂(le) 特色的發展特點。

　　三代樂(le) 器“聲”方麵的演變主要表現在金石樂(le) 器的音階因鑄鍾技術提高和音樂(le) 審美的變化而不斷豐(feng) 富。《周禮·大司樂(le) 》記載了周人祭祀之樂(le) 的聲調律呂，“凡樂(le) ，圜鍾為(wei) 宮，黃鍾為(wei) 角，大簇為(wei) 徵，姑洗為(wei) 羽……若樂(le) 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祭祀之樂(le) 作為(wei) 最重要的吉禮用樂(le) ，卻沒有五聲之“商”。《禮記·樂(le) 記》記載孔子與(yu) 賓牟賈論《大武》時亦提及“聲淫及商”非《大武》之音。經學家由此提出“周樂(le) 戒商”，認為(wei) 周人出於(yu) 政治對立的考慮在朝廷樂(le) 禮中刻意避用“商”音，甚至有學者提出《詩經》中周詩各部也沒有商調式。從(cong) 考古出土的樂(le) 禮器實物來看，西周中晚期的編甬鍾正、側(ce) 鼓音的確無法演奏商音，但如將鍾類樂(le) 器的音階演進上溯下延至商代晚期至春秋戰國這一長時段，在隻能演奏宮、角、徵、羽四音的周代甬鍾形成之前，商代出土的從(cong) 殷墟二期至殷墟四期的絕大部分編鐃同樣不能演奏商音，西周初期諸如[圖1]伯各墓、長安普渡村長囟墓等出土的甬鍾正鼓音隻能演奏宮、角二聲。鈕鍾進入樂(le) 禮體(ti) 係之後，隨著鑄鍾、調鍾技術日漸精密，鍾類樂(le) 器音階由四聲至五聲、七聲甚至如曾侯乙編鍾十二個(ge) 半音齊全，甬鍾不能演奏商音也隨之成為(wei) 過去，故周代樂(le) 禮重器甬鍾無法演奏商音隻是上古樂(le) 禮的階段性特征。可見，鍾類樂(le) 器的音階自晚商至戰國乃逐步發展，並無斷層式的“倒退”或“突變”，這背後一方麵是青銅技術和樂(le) 理知識的發展使然，另一方麵也是古人對樂(le) 禮音樂(le) 性能需求提升的結果。所以，夏商周樂(le) 禮器“聲”的層麵在易代之際也呈現連續性演進特征。

　　鬱鬱乎文哉：周代乃三代樂(le) 禮之集大成

　　周人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開放姿態對上古尤其是晚商樂(le) 禮進行了兼容並蓄的吸收，並根據禮治需要，對前代樂(le) 禮進行整合與(yu) 改造，在樂(le) 製、樂(le) 儀(yi) 、樂(le) 義(yi) 三方麵形成了蔚然大觀的周代樂(le) 禮。

　　首先，周代樂(le) 禮在樂(le) 製方麵沿襲了夏商以前以青銅樂(le) 器區分等級的這一傳(chuan) 統，並在宗法封建製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以等級製為(wei) 核心的樂(le) 懸製度。《周禮·小胥》：“樂(le) 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自王至諸侯、大夫、士每一等級皆有與(yu) 其社會(hui) 身份相應的禮樂(le) 配置。盡管兩(liang) 周墓葬出土的樂(le) 懸組配與(yu) 禮書(shu) 記載的種類、編組、懸掛方式、社會(hui) 等級匹配等方麵有所不同，如關(guan) 於(yu) 士這一等級的禮樂(le) 配置，《周禮》認為(wei) 其有特懸之製，而出土的三鼎或一鼎的士級別的大多數墓葬卻無金石樂(le) 器隨葬，表明士等級沒有樂(le) 懸使用權，但是不同貴族的墓葬其樂(le) 禮器配置仍然呈現出明顯的等級化差異。以春秋時期為(wei) 例，諸侯、卿、大夫三者之間的樂(le) 懸等級即以不同種類的樂(le) 器組合實現。如山東(dong) 沂水莒國國君墓、河南葉縣許靈公墓等春秋諸侯墓普遍隨葬四種金石樂(le) 器組合且有建鼓相配。卿、大夫墓葬的樂(le) 禮器種類則隨之等差式減少。所謂寓禮於(yu) 器，禮之踐履多以器為(wei) 承載，層級化的樂(le) 禮器組配彰顯了周代禮政合一體(ti) 製下政治的等級性，也是周人對前代樂(le) 禮等級化的繼承與(yu) 發展。

　　其次，周代樂(le) 禮在樂(le) 儀(yi) 方麵沿襲了前代，並根據禮治需要構建了一套以五禮為(wei) 依托的用樂(le) 儀(yi) 式，成為(wei) 周人體(ti) 現親(qin) 親(qin) 尊尊觀念和維護宗法封建等級製的重要形式。就樂(le) 儀(yi) 內(nei) 容而言，周人將黃帝以來曆代之樂(le) 納入樂(le) 禮體(ti) 係，並對其進行了禮製化重構。《周禮·大司樂(le) 》：“以樂(le) 舞教國子，舞《雲(yun) 門》《大卷》《大鹹》《大[圖2]》《大夏》《大濩》《大武》”，以上諸舞樂(le) 除《大武》為(wei) 周人原創之外皆為(wei) 前代所製，主要表現上古聖賢功業(ye) ，周人對前代之舞“分樂(le) 而序之”，根據祭祀對象適配不同樂(le) 舞，尊者用前代之樂(le) ，卑者用後代之樂(le) ，使前代舞樂(le) 與(yu) 周代祭祀體(ti) 係相融合的同時也實現了周人尊卑有序的國家治理需要。就樂(le) 儀(yi) 形式而言，周人在商代樂(le) 禮基礎上根據宗法封建政治的需要，以吉、凶、軍(jun) 、賓、嘉五禮為(wei) 依托，通過樂(le) 的參與(yu) 與(yu) 否和參與(yu) 方式，構建了等級有差的上自天子諸侯下至士大夫的一套樂(le) 禮儀(yi) 式。以飲酒禮為(wei) 例，縱向等級上天子、諸侯等各階層飲酒禮所用樂(le) 器、樂(le) 詩、樂(le) 舞各有不同，如天子以宮懸、八佾奏《大夏》《大武》，而普通諸侯以軒懸、六佾奏《勺》《象》。橫向內(nei) 容上因不同典禮同一等級的飲酒禮所用樂(le) 、舞亦有不同，如諸侯級別的燕禮由於(yu) 常燕和有事而燕之分，樂(le) 儀(yi) 便有差別。同時，在這種縱、橫差異中又以金奏、升歌、間歌、下管、合樂(le) 、興(xing) 舞六個(ge) 具體(ti) 儀(yi) 程統合所有的祭、饗樂(le) 儀(yi) ，最終形成禮樂(le) 相依的獨特儀(yi) 典。

　　最後，周代樂(le) 禮在樂(le) 義(yi) 方麵繼續秉承曆代所追求樂(le) 以和同的音樂(le) 政治理念，不僅(jin) 為(wei) 樂(le) 加入“德”的屬性，而且將樂(le) 義(yi) 提煉升華成具有原創價(jia) 值的樂(le) 理論。其中，周人提出“德音”之說就是其不同於(yu) 商代樂(le) 義(yi) 的一大創舉(ju) 。在周人的禮樂(le) 體(ti) 認中，音樂(le) 本身和諧是其應有之義(yi) ，但基於(yu) 樂(le) 治的樂(le) 還應當具備教化功能，所謂“樂(le) 以耀德”“德音不愆，以合神人”“以來遠人”，隨金石樂(le) 器演播的大多數雅詩、頌詩也正是在頌德這一政治需求下產(chan) 生的。另一方麵，周人對德音這一樂(le) 禮總義(yi) 不斷充實並豐(feng) 富其理論內(nei) 涵。自西周晚期的“和同之辨”開始，周人特別是東(dong) 周諸子對樂(le) 禮的來源、特點、功能等進行了係統思考，最終形成《荀子·樂(le) 論》《禮記·樂(le) 記》等原創性樂(le) 理論成果。所以，自樂(le) 義(yi) 言，周代樂(le) 禮可謂集三代之大成。

　　總之，從(cong) 音樂(le) 考古多重資料看，夏商周樂(le) 禮的演進並非“劇變”，三代樂(le) 文化的承繼發展既前後一脈相承又與(yu) 時俱進，特別是周代樂(le) 禮是基於(yu) 宗法封建製的國家治理需要繼承發展前代樂(le) 禮而成。孔子說“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從(cong) 禮的“損益”角度總結夏商周早期國家政治文化關(guan) 係，同樣符合三代樂(le) 禮演進和上古文明互鑒的曆史實際。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封建製與(yu) 商周早期國家治理體(ti) 係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