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者論壇】

　　作者：謝君（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講師）

　　在楚辭學史上，朱熹對屈原的評價(jia) 具有重要意義(yi) ，且引發了無數爭(zheng) 議。朱熹對屈原的評價(jia) 看似“矛盾”，但這些“矛盾”是朱熹從(cong) 三個(ge) 不同維度對屈原的不同評價(jia) 疊加到一起後造成的誤解。拆開來看，三個(ge) 維度三層評價(jia) ，邏輯清晰，辯證全麵。朱熹的批評者因為(wei) 不理解朱熹評屈的多維標準及其內(nei) 在邏輯，未能認識到朱熹評屈的真正內(nei) 涵與(yu) 價(jia) 值。

　　朱熹對屈原的評價(jia) 在《楚辭集注》與(yu) 《楚辭後語》中有較為(wei) 集中的論述：

　　原之為(wei) 人，其誌行雖或過於(yu) 中庸而不可以為(wei) 法，然皆出於(yu) 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wei) 書(shu) ，其辭旨雖或流於(yu) 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wei) 訓，然皆生於(yu) 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yu) 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yu) 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yu) 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yu) 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yu) 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楚辭集注·序》）

　　屈原之心，其為(wei) 忠清潔白，固無待於(yu) 辯論而自顯，若其為(wei) 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yu) 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yu) 其黨(dang) 。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yu) 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乎聖賢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yu) 中庸矣，尚何說哉！（《楚辭後語·反離騷第十六》）

　　此外，在其他地方，朱熹對屈原也多有零星評價(jia) 。總結起來，朱熹對屈原的基本評價(jia) 無外乎以下幾點：一、屈原誌行“過於(yu) 中庸不可以法”，但“忠君愛國”；二、屈原的言辭“流於(yu) 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wei) 訓”，但“皆生於(yu) 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能“增夫三綱五典之重”，不能以“詞人之賦”視之；三、屈原細行不“合乎聖賢之矩度”，但大節純全，“乃千載而一人”。這三點，看上去似乎都存在內(nei) 在的矛盾。

　　正是朱熹評價(jia) 屈原的這種“矛盾”性，招來了後世學者的不少批判。如明朝的焦竑在給張京元的《刪注楚辭》作序時雲(yun) ：“夫謂原出於(yu) 忠君愛國之誠心，而又譏其馳騁變《風》變《雅》之末流，為(wei) 醇儒莊士所羞稱，則又自相矛盾矣。”（見薑亮夫《楚辭書(shu) 目五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0頁）現代學者莫礪鋒認為(wei) ：“朱熹對屈原的評價(jia) 有著自相矛盾的地方……反映了朱熹思想中落後的一麵，他拘於(yu) 儒家的中庸之道，對屈原的評價(jia) 就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朱熹〈楚辭〉學略說》，《求索》1983年第3期）黃中模認為(wei) 朱熹對待屈原的態度自相矛盾，而造成自相矛盾的原因則主要在於(yu) 朱熹為(wei) 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道學家身份。（《屈原問題論爭(zheng) 史稿》，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65-75頁）盧平忠認為(wei) 朱熹對屈原的評價(jia) 暴露出了朱熹的深刻矛盾，並導致了《楚辭集注》對屈原認識的搖擺不定，這是朱子始終擺脫不了理學的封建倫(lun) 常觀念束縛的結果。（《理學的困惑——〈楚辭集注〉思想初探》，《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5期）。這些批評者都指出了朱熹評屈的矛盾性，現代學者更是在此基礎上，將朱熹的自相矛盾主要歸因於(yu) 其理學家中庸思想的束縛。事實上，他們(men) 既沒有認識到朱熹評價(jia) 屈原的多維標準及其內(nei) 在邏輯，也未能正確了解朱熹理學家身份與(yu) 中庸評價(jia) 標準的積極意義(yi) ，難以發現朱熹評屈的真正內(nei) 涵與(yu) 價(jia) 值。

　　“中庸”標準是朱熹評價(jia) 屈原的第一維度。中庸是至德，普通人很難達到。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說：“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能做到中庸的隻有舜這樣的聖人和顏回這樣的賢人。子曰：“舜其大知也與(yu)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liang) 端，用其中於(yu) 民，其斯以為(wei) 舜乎！”又曰：“回之為(wei) 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中庸不是簡單地不偏不倚、無原則地明哲保身，也不是誰也不得罪的“鄉(xiang) 願”。所謂“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中庸》），中庸即是時時處處用中和之道來行為(wei) 處世，它是原則性與(yu) 靈活性的高度統一，是大智慧、大通透的表現。“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中庸成了中國人向往的大境界，更是理學家追求的理想狀態，自然成了他們(men) 品評人物的無上準則。因此，朱熹以中庸為(wei) 標準來評價(jia) 屈原，非但不是思想落後腐朽，反而是標準高上且客觀的表現。在這高標準的參照下，屈原的性格與(yu) 行為(wei) ，不可避免地存在瑕疵和不足。正所謂“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與(yu) 聖賢的行為(wei) 典範相比，屈原顯然還有差距。朱熹雖想極力推尊屈原，但又不能無視屈原的行為(wei) 模式與(yu) 聖賢不同的事實。所以在以中庸為(wei) 標準的評價(jia) 維度上，朱熹不得不指出屈原誌行“過於(yu) 中庸而不可以為(wei) 法”，辭旨“流於(yu) 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wei) 訓”，忠而有過，細行有弊，不合“聖賢之矩度”。

　　朱熹評價(jia) 屈原的第二個(ge) 的維度是“三綱五典”標準。“三綱五典”即“三綱五常”，是改造儒家思想而成的倫(lun) 理規範。以此為(wei) 標準，朱熹認為(wei) 屈原是“忠君愛國”的典範，其作品能“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yu) 下”，起到“增夫三綱五典之重”的道德教化作用。也正是從(cong) 此出發，朱熹才認為(wei) “楚詞不甚怨君”（《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並表示不敢以“詞人之賦”視屈作，甚至把屈原的作品比作《春秋》（《楚辭集注·九章注》）。所以，盡管從(cong) 中庸標準來看，屈原雖“不知學於(yu) 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yu) 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楚辭集注·序》）；但從(cong) “三綱五典”的維度來看，屈原卻是一個(ge) 忠君愛國、正道直行、堅貞不屈、不與(yu) 奸邪勢力同流合汙的標杆式人物，足以為(wei) 後人之楷模，可令當世變節小人們(men) 羞慚。所謂“蓋原之所為(wei) 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死者所可及”（《楚辭後語·反離騷第十六》），“為(wei) 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楚辭集注·惜誦注》），都是站在“三綱五典”的維度肯定屈原的典範意義(yi) 。

　　朱熹評價(jia) 屈原的第三個(ge) 維度是君子“觀過知人”原則，即取大節而略細行的評價(jia) 法，這也是朱熹評價(jia) 屈原的總原則。朱熹曰：“故君子之於(yu) 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yu) 其黨(dang) 。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楚辭後語·反離騷第十六》）朱熹將孔子的“觀過知人”法發揚為(wei) 取其大節而略其細行的評價(jia) 標準。以此標準來評價(jia) 屈原，朱熹認為(wei) 屈原“大節純全”，“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所以在中庸標準下屈原的種種“過”皆可視作細行而被略過，人們(men) 隻需著重關(guan) 注屈原“忠君愛國”之大節即可。可見，第三個(ge) 維度是對前兩(liang) 個(ge) 維度的總結與(yu) 綜合，並試圖調和前兩(liang) 個(ge) 維度的矛盾，忽略屈原誌行的“過於(yu) 中庸”與(yu) 言辭的“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取其“忠君愛國之誠心”與(yu) “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最終以能“增夫三綱五典之重”“非世間偷生幸死者所可及”的“忠君愛國”典範作為(wei) 對屈原的最終定評，以達到通過尊崇屈原、表彰其忠君愛國精神來批判現實的目的。

　　三個(ge) 維度從(cong) 不同層麵立體(ti) 綜合地評價(jia) 屈原，使得朱熹對屈原的評價(jia) 更為(wei) 辯證、客觀和全麵，既不因熱愛屈原而無限拔高屈原，也不至於(yu) 由於(yu) 缺乏同情的了解而故意高懸標準，貶損屈原。朱熹看到了屈原的不足，更肯定了屈原的可貴。朱熹關(guan) 於(yu) 屈原的評價(jia) 既體(ti) 現出了哲學家的客觀理性，又充滿了儒者的現實情懷，合在一起，正是理學家身份所發揮的效果。可以說，理學家身份不僅(jin) 不是朱熹的束縛，反倒是他的優(you) 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