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dong) 西問)鄭茜：從(cong) “胡服騎射”到“雅歌儒服”，“遠方之人”如何成為(wei) 中華文化共同締造者？

　　中新社北京9月15日電 題：從(cong) “胡服騎射”到“雅歌儒服”，“遠方之人”如何成為(wei) 中華文化共同締造者？

　　作者 鄭茜 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

　　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作出了“吾欲胡服”的重大決(jue) 定。但王室的非議之聲隨即響起，十分尖銳：“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

　　這個(ge) 指責出於(yu) “華貴夷賤”的內(nei) 在邏輯，但卻站在“教”與(yu) “道”的角度，占據了思想文化製高點。趙武靈王的回應是從(cong) 現實主義(yi) 立場出發，認為(wei) “胡服騎射”必將“利其民而厚國也”，用民生社稷的利益來為(wei) 自己作辯解，著眼點是國家前途的戰略大局，顯示出的政治高度同樣不可置疑。

　　此後，趙武靈王進行聲勢浩大的改革，著短裝、束皮帶、用帶鉤、穿皮靴，一舉(ju) 建立起中原曆史上第一支以騎兵為(wei) 主體(ti) 的軍(jun) 隊，用趙國軍(jun) 威大振、國勢大盛來為(wei) 2300多年前的那場思想文化辯論作了一錘定音的了結。此後，曆史上再未響起過對於(yu) “胡服騎射”的質疑，顯示出曆史現實主義(yi) 的價(jia) 值共識。而千年之下，“胡服騎射”的故事不斷被後人重述，逐漸成為(wei) 中華民族在回望自身曆史時一個(ge) 不能不講起的故事，成為(wei) 中華文明在梳理自身發展邏輯時一段不能不書(shu) 寫(xie) 的章節。

　　那麽(me) ，“胡服騎射”到底隱含著怎樣的中華文明內(nei) 在邏輯？

　　站在春秋戰國的曆史背景看，“胡服騎射”逆向開啟了文化的開放性格局，那就是華夏對夷狄的開放，中心對邊緣的接納；它在曆史現實主義(yi) 的場景下激發出華夷之間的互鑒、互參、互化，引發了“華化”與(yu) “夷化”的雙重變奏。

　　站在中華曆史的整體(ti) 視野看，“胡服騎射”則塑造了中華文化內(nei) 部的包容性政治文化心態，奠定了一個(ge) 悠久而牢固的思想文化傳(chuan) 統，那就是兼容並蓄、互鑒融通。

　　“天下”是一個(ge) 不拒絕“他者”的開放體(ti) 係

　　“胡服騎射”六百年後，中華曆史上演了一場“五胡入華”的大戲。但有意思的是，在十六國爭(zheng) 相擁擠上場的紛亂(luan) 情景背後，曆史卻演繹出另一條故事線，即五胡紛紛自覺或不自覺地完成了文化轉型，實現了定居農(nong) 耕化，幾乎毫無例外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傳(chuan) 統，最終大部分融入了華夏。

　　其中，北魏孝文帝是這一時期“以夏變夷”變革浪潮的激進引領者。他著手製禮作樂(le) ，用華夏典章重構北魏政治文化，用“黃帝裔胄”重述拓跋鮮卑的曆史記憶。於(yu) 是，弦歌馬上、短衣騎行的北方遊牧者，變成廣袖飄飄、峨冠博帶的儒生士大夫，演出了一曲“雅歌儒服”的史詩大劇。《洛陽伽藍記》記錄了一則有趣的故事：南朝將領陳慶之從(cong) 江南出使北魏，以為(wei) 一旦跨過長江，就將見到一個(ge) 在“夷狄”統治下淪為(wei) 一片“荒土”的文化沙漠；但走進洛陽，眼前的情景讓他大為(wei) 震驚，鮮卑人治理下的城市，竟然“禮儀(yi) 富盛，人物殷阜”。他不由得感歎：“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

　　這樣，“雅歌儒服”就讓我們(men) 看到了一場跟“胡服騎射”方向相反的文化大開放，這是“夷狄”對於(yu) 華夏的主動投入，是華夏對於(yu) “夷狄”的強大引力。而這種引力並非偶然，它源自於(yu) 華夏文化的一種內(nei) 生特質，可遠溯西周形成的“天下主義(yi) ”觀念。在儒家看來，華夏居中、四夷相環的五方格局，構成了一個(ge) 共同的“天下”；在“天下”之中，華夷之別的界限並非由血緣、世係、族類來劃定，而是決(jue) 定於(yu) 是否認同和實踐中華文化。

　　所以，“天下”是一個(ge) 開放的體(ti) 係，它不拒絕“他者”。許倬雲(yun) 先生說過，在中國文化之中，“沒有絕對的‘他者’，隻有相對的‘我者’”。正如那些突入長城的鮮卑人，在成為(wei) “衣冠士族”後，他們(men) 充滿自信地宣稱自己是中華文化的正統繼承者，毫不懷疑地將自己的王朝列入中華序列。所以，“天下”就像是一個(ge) 無遠弗屆的同心圓，從(cong) 邊緣進入中心的道路敞開無礙。這樣，“天下主義(yi) ”觀念就鑄造出了華夏麵對四夷的無限開放性和無窮吸引力。正是因此，在中華曆史進程中，周邊民族融入華夏的頻密度難以精確計算。

　　“胡服騎射”和“雅歌儒服”中的雙向式隱喻

　　這樣，我們(men) 就從(cong) “胡服騎服”和“雅歌儒服”之中，看到二者共同構成的中華文化雙向式開放格局——自內(nei) 向外的開放與(yu) 自外向內(nei) 的接納。這就像是一個(ge) 互化相生的太極，擁有將各個(ge) 文化端點摩蕩相激、融鑒相生的強大機製，它使文化的內(nei) 部始終鬱鬱生動，生機勃勃；使文化的外向始終吐納自新，海納百川。

　　中華文明沒有外向的擴張性和侵略性，為(wei) 何卻能在內(nei) 聚式、內(nei) 向性的發展中，始終保持自身血脈暢通，沒有陷入文化運行的阻滯和靜止？這樣一種獨特的文化基因，就藏在“胡服騎射”與(yu) “雅歌儒服”的經典敘事中。

　　中華曆史曆經數度南北對峙和分裂，為(wei) 何卻總能再度聚合，一次次重新走向更高水平的統一與(yu) 更緊密的結合？這樣一個(ge) 神奇的曆史密碼，也藏在“胡服騎射”和“雅歌儒服”中的雙向式隱喻中。

　　正如魏晉南北朝所展現出的大結局——在分裂的岔路口徘徊300年後，中華曆史最終愈合了分裂的創口，再造了隋唐更加強大的統一，擴展了文明更加豐(feng) 富的內(nei) 涵。而那些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則成為(wei) 中國曆史不可缺少的一環。它沒有因為(wei) 不同民族成為(wei) 統治者而割斷傳(chuan) 統，而是讓遠方之人紛紛變成了中華文化的共同締造者和共同所有者。

　　流貫古今的民族文化交融互鑒光譜色係

　　中華曆史奠定的往複流注的文化交融機製，促發了曆史上頻繁浩大的民族交往交流。費孝通先生曾經深感用“一地一族”難以解釋中國民族的諸多現象，為(wei) 突破這一長期的理論困境，他提出了“民族走廊”的學術概念。觀察這些走廊的人文地理，能夠清晰地看到一個(ge) 流貫古今的、民族文化交融互鑒的光譜色係。

　　比如，在過去數千年時光裏，遊牧的氐羌從(cong) 西北出發，一路南遷；躬耕稻作的百越從(cong) 東(dong) 南而來，向西移行；種植旱地的三苗從(cong) 中南、雲(yun) 貴移動，逶迤西來。他們(men) 在藏彝走廊上相遇，幾種文化在狹長的西南高山狹穀地帶浩蕩洶湧地碰撞交流。僅(jin) 就衣飾而言，製皮趕氈原是氐羌發明的，棉麻織錦本是百越擁有的，挑花刺繡則是三苗精通的。而千百年之後，曾經遊牧的羌人變成了最好的刺繡專(zhuan) 家，羌繡現在成為(wei) 國家級非遺；曾經斑衣彩裙的苗人學會(hui) 了用披氈抵禦高原風寒，大花苗的羊毛披氈上織著祖先遷徙的路線圖。作為(wei) 百越後代的侗族所佩戴的冠狀銀飾，以及密襇碎折的百褶裙飾，則與(yu) 苗族高度相似，三苗與(yu) 百越的後裔到底是誰影響了誰？尤其是，從(cong) 西北高原遷徙而來的遊牧人後裔哈尼族，在與(yu) 種田的百越相遇後，竟然用1000多年工夫把自己變成最有耐心的農(nong) 民，將整個(ge) 哀牢山半山腰精雕細琢成“哈尼梯田”，這個(ge) 舉(ju) 世無雙的農(nong) 業(ye) 奇觀成為(wei) 令全體(ti) 中華民族驕傲的世界文化遺產(chan) 。

　　“胡服騎射”與(yu) “雅歌儒服”的雙向敘事，交織出中華文明的獨特曆史邏輯：開放共享，交流互鑒，美美與(yu) 共，亙(gen) 久堅固。(完)

　　作者簡介：

　　鄭茜，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近年來主持“‘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實物表征體(ti) 係研究”“民族文物價(jia) 值體(ti) 係建構研究”等課題，提出“中國博物館人類學”學科建設構想並構建研究平台，引進並主編“博物館人類學經典譯叢(cong) ”；始創“中國民族誌電影雙年展”與(yu) “中國民族影像誌攝影雙年展”係列工程；牽頭策劃組織《何以中華——一百件文物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曆史記憶》《傳(chuan) 統@現代》等精品展覽；出版《中國民族與(yu) 宗教》《邊緣敘事》等專(zhuan)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