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恩兵（河北省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體(ti) 係研究中心研究員，河北省社會(hui) 科學院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燕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具體(ti) 而詳盡地提及這樣一條古商道：“從(cong) 那裏（通縣）茶葉繼續由陸路用駱駝和牛車運抵邊防要塞長城邊上的張家口（或口外），距離約252俄裏，再從(cong) 那裏經過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過1282俄裏到達恰克圖。茶葉從(cong) 福建省運抵恰克圖，根據不同情況需要2至3個(ge) 月之久。大家知道，位於(yu) 俄國邊界上的恰克圖和買(mai) 賣城是茶葉商隊貿易的中心。”這條商道向北延伸至俄國的恰克圖、伊爾庫茨克、莫斯科、聖彼得堡，並最終蔓延至整個(ge) 歐洲大陸，向南經天津、上海、武漢，直至中國重要的產(chan) 茶區福建武夷山，全長綿延萬(wan) 餘(yu) 裏，因主營茶葉，被譽為(wei) “萬(wan) 裏茶道”。這是繼漢代古絲(si) 綢之路之後，開辟的唯一聯結中俄、中歐經濟文化的陸上通道，被法國學者布爾努瓦稱為(wei) 草原絲(si) 綢之路。2013年3月，國家主席習(xi) 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guan) 係學院演講時稱“萬(wan) 裏茶道”是17世紀連通中俄兩(liang) 國的“世紀動脈”。以塞外名城張家口始，至蒙古重鎮庫倫(lun) 終的張庫大道，是這條“世紀動脈”中的重要一段。

　　在曆史變遷中興(xing) 起

　　張庫大道在成為(wei) 國際商道之前，在漢唐時代業(ye) 已存在。發軔於(yu) 蒙古高原的元朝，尤為(wei) 重視聯結蒙古高原與(yu) 中原地區的驛道建設，1263年，精心修繕了大都至上都的四條驛道，張庫大道迎來第一個(ge) 繁盛高峰。至此，無論春夏秋冬，嚴(yan) 寒酷暑，蕭瑟蒼涼的塞外荒野都可見南來北往的王公、貴族、官員、衙吏、商旅絡繹不絕的身影，為(wei) 原本孤寂的大道增添了無盡的人間溫暖和生命氣息。傾(qing) 國家之力修築的驛道，平坦而結實，便捷而實用，“適千裏者，如在戶庭；之萬(wan) 裏者，如出鄰家”，是對此道為(wei) 民眾(zhong) 生活帶來極大益處的生動寫(xie) 照。

　　張庫大道商貿價(jia) 值的體(ti) 現，應始於(yu) 唐王朝在北部邊境實施的茶馬互市製度。這種製度源於(yu) 唐，盛於(yu) 宋、元、明，衰於(yu) 清，隨著茶馬互市製度在曆史舞台的日漸式微，為(wei) 了鞏固漢蒙聯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政府在張家口設置漢蒙貿易地。而後，在蒙古高原深處“初設互市在庫倫(lun) ”。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與(yu) 雍正五年（1727年）是張庫大道發展的兩(liang) 個(ge) 關(guan) 鍵節點。康熙二十八年簽訂的《中俄尼布楚條約》，為(wei) 俄商合法進入中國打開了方便之門，條約第五條規定：“兩(liang) 國今既永修和好，嗣後兩(liang) 國人民和持有準許往來路票者，應準其在兩(liang) 國境內(nei) 往來貿易。”這是中俄雙方第一次以條約的形式規定了邊境貿易的合法化。4年後，清政府進一步加強中俄貿易開放的力度，允準國家專(zhuan) 營的俄商每3年到京城貿易一次，但條件十分苛刻，規定俄商進京商隊，每次不得超過200人，不得在京逗留超過80日，交易的每一個(ge) 細節必須由清政府管控。這種非“自由貿易”，曆史上共發生了16次，隨著恰克圖民間貿易如火如荼的發展，1762年，沙俄政府下令取締在北京的官方貿易。雍正五年，中俄簽訂《中俄恰克圖條約》，標誌著中俄全麵開放邊境貿易。為(wei) 了便於(yu) 貿易，急需與(yu) 中國開展貿易的俄方早在1727年便在中俄邊境匆匆興(xing) 建恰克圖，對此並不熱心的清政府直至3年後，迫於(yu) 中俄貿易日益繁榮的形勢，在距離恰克圖256米的中方一側(ce) 興(xing) 建買(mai) 賣城，中俄邊境兩(liang) 側(ce) 的兩(liang) 座市鎮最終發展成為(wei) 18至19世紀中俄乃至中歐的陸上貿易中心。

　　《中俄尼布楚條約》《中俄恰克圖條約》為(wei) 兩(liang) 國貿易提供了堅實的政治基礎，有力地推動了雙方貿易的繁榮。據《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全集》與(yu) 諾日科娃所著的《俄羅斯與(yu) 中亞(ya) 的經濟關(guan) 係》，1776年俄羅斯外貿總額約1860萬(wan) 盧布，而中俄恰克圖貿易在其中所占份額僅(jin) 為(wei) 7.3％，約為(wei) 135.8萬(wan) 盧布。而到了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中期，雙方在恰克圖的貿易額占俄國向亞(ya) 洲輸出總額的60％。《清代前期的中俄貿易》為(wei) 後人更加全麵掌握恰克圖中俄貿易的真相，提供了更為(wei) 翔實的數據，“18世紀下半葉，恰克圖、買(mai) 賣城貿易在俄國與(yu) 亞(ya) 洲各國貿易中居第一位，占貿易總額的68％；俄國從(cong) 恰克圖貿易中所征關(guan) 稅占俄國關(guan) 稅總額的20％～ 36％。同樣，張庫大道也為(wei) 清政府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繁榮、社會(hui) 的發展，作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清代詩人陳逢衡以詩人的敏感和想象，為(wei) 後人勾勒出當時張庫大道給清政府帶來的穩定和祥和：“聖主恩澤駕七巡，遊居屢沐翠華春。幾多父老壺漿惠，不動沙場戰馬塵。色目競誇蒙古集，珍奇遠至恰圖陣。自從(cong) 一統無中外，穩睡華夷百萬(wan) 民。”

　　商道茶香飄萬(wan) 裏

　　中俄貿易的主要貨物是茶葉。喝茶首先在俄國貴族階層流行，隨後慢慢擴散至整個(ge) 俄國社會(hui) ，茶葉隨之成為(wei) 整個(ge) 社會(hui) 的必需品。瓦西裏·帕爾申在《外貝加爾邊區紀行》中形象描述了17至18世紀，茶葉對俄羅斯遠東(dong) 地區居民生活的重要性：“涅爾琴斯克的所有居民，不論貧富，年長或年幼都嗜飲磚茶。茶是不可或缺的主要飲料……磚茶在外貝加爾邊疆地區的一般居民中，飲用極廣，已成為(wei) 生活必需品，以致往往可以當錢用，當地農(nong) 牧民或西伯利亞(ya) 的布裏亞(ya) 特人在出賣貨物時，寧願要磚茶而不要錢。因為(wei) 他們(men) 確信，在任何地方，磚茶都能代替錢來使用。”

　　為(wei) 了滿足俄國社會(hui) 特別是俄國遠東(dong) 地區對茶葉的巨大需求，獲取豐(feng) 厚的商業(ye) 利潤，極具經商天賦的晉商，敏銳地把握商機，從(cong) 張家口紛紛南下采購茶葉。清鹹豐(feng) 之前，茶葉基本購於(yu) 福建武夷山，隨著貿易量的增加，後擴展至湖北、湖南等地。清代《茶市雜詠》以生動的筆觸，富有文學色彩地勾勒出當時北方茶商到南方購茶的情景，“首春客至，由行東(dong) 至河口歡迎，到地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dong) ，恣所為(wei) 不問，茶市畢，結賬別去。”整個(ge) 過程輕鬆而愉悅，賣家與(yu) 買(mai) 家以誠相待，和諧共處，其樂(le) 融融，雖為(wei) 買(mai) 賣，卻絲(si) 毫看不到商場司空見慣的心計和奸詐。而後，裝船通過水路，主要經鄱陽湖、長江、武漢，抵上海，再經海路，或陸路，運抵天津，經河運至通州，再由駝運經南口、宣化，最終到達旱碼頭張家口暫儲(chu) ，待議價(jia) 、定價(jia) 後，由張庫大道運往庫倫(lun) 和恰克圖。為(wei) 了節約成本，保證茶質，有實力的晉商到南方產(chan) 茶區購置茶園，直接參與(yu) 茶葉的種植、采摘與(yu) 加工。張家口八大晉商之一的範永鬥開設的大玉川茶莊，在福建武夷山購置茶園五千多畝(mu) ；在張家口經商的晉商常萬(wan) 達，在武夷山與(yu) 人合夥(huo) 開辦了當地最大的茶莊——素蘭(lan) 號。

　　如無意外，每年農(nong) 曆的7月下旬或8月上旬是大宗茶葉議價(jia) 、定價(jia) 和批發交易的時間，其間，分散各地經營茶葉的各個(ge) 商號，紛紛派遣有經驗、有資曆的代表趕往茶葉集散地張家口，匯聚一堂，共商開茶事宜，初步擬定當年的茶品茶價(jia) ；事畢，選擇黃道吉日，在萬(wan) 福春飯店或鴻興(xing) 樓飯店召開盛大開茶宴會(hui) ，各地茶商代表共同品評茶樣，複議茶品、茶價(jia) ，經過一番毫無惡意的爭(zheng) 議，形成統一意見，以此為(wei) 據，開茶訂貨。諸事完畢，皆大歡喜，推杯換盞、酒足飯飽之後，群聚橋東(dong) 聚賢樓劇院或東(dong) 關(guan) 街舊園劇場共賞戲劇演出。

　　在茶葉貿易巨大利潤的誘惑下，自1728年中俄邊貿開放，茶葉便始終占據著中俄貿易的主體(ti) ，嘉慶十七年至嘉慶二十二年（1812年—1817年）俄國商人每年從(cong) 恰克圖市場進口的中國茶葉，占從(cong) 中國進口貨物總額的60％以上。1851年，俄國經恰克圖進口的茶葉占貨物總進口的93％。

　　以張庫大道為(wei) 主要運輸渠道的中俄茶葉貿易，早已超出單純的商業(ye) 意義(yi) ，被賦予了特殊的社會(hui) 價(jia) 值和文化意義(yi) 。曆史學家米鎮波在《清代中俄恰克圖邊境貿易》中深刻揭示了中俄茶葉貿易為(wei) 俄國的政治、社會(hui) 帶來的深刻影響。“正是這種貿易，穩定了西伯利亞(ya) 局勢，促進了該地區農(nong) 耕和畜牧業(ye) 發展；緩解了因普加喬(qiao) 夫起義(yi) 而造成的政治危機，從(cong) 而緩解了俄國國內(nei) 十分尖銳的階級衝(chong) 突。給俄國西伯利亞(ya) 及其遠東(dong) 地區居民生活帶來極大方便，緩解了俄國歐洲部分對亞(ya) 洲部分供應上的巨大壓力。”美國學者艾梅霞的論述更具社會(hui) 性和文化性，在《茶葉之路》中，她認為(wei) 萬(wan) 裏茶道的“載體(ti) 是茶葉，它在不同民族的人們(men) 生活中意義(yi) 深遠重大，又可以用來追蹤一個(ge) 大陸上人們(men) 生活的軌跡”。

　　掀起商貿大潮的晉商

　　從(cong) 事中俄邊境貿易的中國商人分為(wei) 西商和北商。西商主要忙碌於(yu) 嘉峪關(guan) 、烏(wu) 魯木齊、伊犁至塔城一線，北商主要經營於(yu) 張家口、庫倫(lun) 至恰克圖一線。西商多為(wei) 歸綏人，北商的主體(ti) 為(wei) 早在明末就已經活躍在張家口的晉商。晉商憑借張家口這座清朝最為(wei) 重要的旱碼頭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張庫大道，以自身的睿智、膽略、勇氣和豪氣，演繹了一出又一出精彩紛呈、有聲有色的中國商業(ye) 大劇。

　　遠在張庫大道形成之前，晉商已踏遍長城沿線。晉商大規模經營北境的時間，應始於(yu) 實行開中法的明代中前期。後來雖然開中製度夭折，但精明的晉商卻發現了長城沿線貿易的無限商機，無論世事如何變幻，毅然決(jue) 然地堅守著這塊以智慧和汗水開創的商業(ye) 領地。聞名遐邇的張家口八大晉商就是他們(men) 中的代表。現存的《萬(wan) 全縣誌》對八大晉商有著較為(wei) 詳盡的記述：“八家商人皆山右人，明末以貿易來張家口，曰王登庫、靳良玉、範永鬥、王大宇、梁家賓、田生蘭(lan) 、翟堂、黃雲(yun) 龍。自本朝龍興(xing) 遼左，遺人來口市易，皆八家主之。定鼎後來召入都，設便宴，蒙賜上方服饌。”為(wei) 清王朝最終取代明王朝立下汗馬功勞的八大晉商，不僅(jin) 獲得順治帝宴請的盛譽，更重要的是被賦予了幾十年的對蒙貿易的壟斷權，這為(wei) 晉商以後名噪天下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晉商如魚得水，在商海中任意馳騁。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八大晉商之一的範氏家族積極經營軍(jun) 需物資，隨著戰事，輾轉於(yu) 張庫大道。

　　在張庫大道沿線經營的晉商除八大晉商外，還有幾百家，其中最為(wei) 成功的首推榆次的常氏家族，常氏家族商業(ye) 帝國的構建極具傳(chuan) 奇色彩，創始人常威於(yu) 康熙四十年（1701年）首次背著“榆次大布”，沿著先人走東(dong) 口的路線，從(cong) 山西榆次老家跋涉千裏來到張家口堡子裏的鼓樓下，在幾尺之地上開始了商業(ye) 帝國的奠基，經過最初的商業(ye) 積累，稍有積蓄的他把目光投向北方，聚焦於(yu) 充滿無數商機的張庫大道，最終在張庫大道上走出了一個(ge) 以張家口為(wei) 基地，庫倫(lun) 、恰克圖、伊爾庫茨克、莫斯科、聖彼得堡為(wei) 支撐點，延展至歐洲的商業(ye) 帝國。因《喬(qiao) 家大院》而聞名於(yu) 世的晉商喬(qiao) 氏家族的發達，同樣與(yu) 張庫大道密不可分。喬(qiao) 氏家族草創時期，在張家口主營口堿，每年經張庫大道從(cong) 蒙古高原運堿萬(wan) 餘(yu) 噸，一百多年間，喬(qiao) 家從(cong) 草原拉回百萬(wan) 噸堿坯，在為(wei) 喬(qiao) 家大院拉回難以計數的白花花的銀子的同時，也為(wei) 張家口拉來了一條名叫堿店巷的街道。此外，喬(qiao) 氏在張家口開辦的宏茂票號、大德通票號，無疑都是喬(qiao) 家構建的龐大金融帝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代中後期，依托張庫大道經營的晉商財富急劇增加，清代《茶市雜詠》中記述，晉商“每家資本二三十萬(wan) 至百萬(wan) （兩(liang) ）”。《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不無誇張地認為(wei) 晉商商號大盛魁“能夠用五十兩(liang) 重的元寶從(cong) 庫倫(lun) 至北京鋪一條路”，元盛德“能夠用元寶在這條路上排兩(liang) 行”。馬天鶴的《內(nei) 外蒙古考察日記》估計“大盛魁資本有三千萬(wan) （兩(liang) ）”。

　　晉商的陡然巨富，離不開張庫大道，張庫大道不僅(jin) 給予晉商物質的豐(feng) 盈饋贈，同時也給予他們(men) 在文化和精神上的升華。從(cong) 明末至民國初期，幾百年間，晉商的勤奮、刻苦、精細與(yu) 睿智同以張家口為(wei) 代表的張庫大道沿線人們(men) 的豪放、豁達、誠摯與(yu) 俠(xia) 義(yi) 相融合，形成了獨特的北方商業(ye) 文化和商業(ye) 精神。這種文化精神深刻體(ti) 現於(yu) 著名晉商王文素四十餘(yu) 年的經商經驗的總結中：“夫商與(yu) 士異術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故利以義(yi) 製。名以清修，各守其業(ye) 。”

　　老倌車與(yu) 駱駝隊

　　每年經漢口、上海、天津、通州到達張家口的貨物堆積如山，靜候貨商運往遙遠的庫倫(lun) 和恰克圖。在缺乏現代交通工具的古代，每年在張家口、庫倫(lun) 與(yu) 恰克圖之間轉運幾十萬(wan) 乃至幾百萬(wan) 噸貨物，委實是中國運輸史上的奇跡，而把這一奇跡變為(wei) 現實的則是在古代中國北方最為(wei) 常見的老倌車和駱駝，晉商由張庫大道聚集的富可敵國的財富，正是這些看起來不起眼的老倌車和駱駝一點一滴拉來的。數以萬(wan) 計的老倌車與(yu) 駱駝以及他們(men) 的主人來自旱碼頭張家口。如今張家口市內(nei) 的東(dong) 駝號、西駝號便是過去養(yang) 駝的場地，草場巷則為(wei) 駱駝的飼料廠。究竟張家口曾經擁有多少駱駝，由於(yu) 數據的缺失，誰也無法知道確切的數字，隻能從(cong) 以下事實姑且推算一個(ge) 較為(wei) 模糊的答案：1929年，從(cong) 張家口出發到庫倫(lun) 、恰克圖的駱駝就有19.2萬(wan) 峰，從(cong) 恰克圖、庫倫(lun) 至張家口的駱駝18萬(wan) 峰。

　　在張庫大道上，運貨的牛車、駱駝夜以繼日地穿梭於(yu) 張家口與(yu) 庫倫(lun) 和恰克圖之間，在古老的蒙古高原上形成一道靚麗(li) 的風景線。

　　“牛非草長不行，駝非毛長不走。”牛拉的老倌車與(yu) 駝隊無法同行，老倌車每年運營的最佳時間為(wei) 四月至十月，駝隊為(wei) 十月至來年的二月。據《山西外貿誌》記載，駝隊一般由數百峰駱駝組成，每十五峰駱駝連成一串，稱為(wei) 一鏈，由一個(ge) 駝倌牽引。每十鏈組成一頂房子。為(wei) 了白天駱駝尋找枯草進食，在領峰人的帶領下，駝隊隻能晝息夜行，為(wei) 防止掉隊和迷路，頭駝和尾駝脖子上各係一個(ge) 銅鈴。老倌車以每一百輛為(wei) 一個(ge) 車隊，俗稱“一頂房子”。冰心1934年撰寫(xie) 的《平綏沿線旅行記》對塞外的老倌車有著形象的描述：“我們(men) 見到用牛駕車時，覺得很詫異，想象中總以為(wei) 塞外交通是全借駱駝的。牛車之製亦極古拙，雙十字形的最原始式的輪軸，徐徐碾行，漫漫長道，人畜都極可憐！”

　　老倌車隊出發前必舉(ju) 行莊重的儀(yi) 式。每年春季，成百上千的牛車按照約定，聚集在張家口近郊的大境門、南天門、洗馬林、陀羅廟河灘上，舉(ju) 行儀(yi) 式的人們(men) 提前選擇寬敞的高台，擺放高桌，敬奉供品，焚香敬表，在即將遠行的牛角上掛上五尺紅布，扣頭拜牛，而後，領頭人高亢一聲“走囉”，車隊在親(qin) 朋好友的目送下義(yi) 無反顧地緩緩地駛向指向北方充滿生命誘惑的張庫大道。

　　縱貫蒙古高原的張庫大道注定是不平凡的。這條路被《山西外貿誌》描寫(xie) 為(wei) “地曠人稀，朔漠大荒，戈壁流沙，旅途漫漫……時遇風沙驟至，天地晦暝，填路埋人，間或遇騎匪出入，殺人掠物，死於(yu) 天災人禍者，時有所問，黃沙白骨，令人觸目驚心，旅途險惡，如履薄冰。”也許來自民間的《提起個(ge) 拉駱駝》更能體(ti) 現張庫大道運貨人的艱辛和無奈：“提起個(ge) 拉駱駝，無邊無沿大沙窩。白天曬個(ge) 死，黑夜凍掉兩(liang) 耳朵。蓧麵拿糕蘸鹹鹽水，一路淒惶受饑渴。吃不完的苦啊大罪過，別提那拉駱駝。提起個(ge) 拉駱駝，咯咯叨叨故事多。白毛糊糊起，一步一挪圪塄坡。半截子皮襖當被窩，想完親(qin) 娘想老婆。受不完的累啊賴生活，別再提那拉駱駝。”而文人筆下張庫大道的運貨人，則帶有幾分浪漫和灑脫，完全看不到絲(si) 毫的艱辛和愁苦。清代李宏齡在《晉遊日記》寫(xie) 道：“雖千金之子，不以執鞭為(wei) 賤也。腰纏皮鞭，手拉騾尾。歌聲鳴鳴，日行百餘(yu) 裏為(wei) 常，計一歲足可以行三萬(wan) 裏。”李宏齡此時的心境一定是極其愉悅的，他以局外人的眼光、旅行者的心態、文學的情趣勾勒下的在張庫大道上的跋涉者形象，實在瀟灑可愛，但距離實際生活甚遠。

　　商道帶來的城市繁榮

　　張庫大道，猶如一條蜿蜒起伏的物貿巨龍，盤桓於(yu) 浩瀚的蒙古高原，張家口、庫倫(lun) 與(yu) 恰克圖，三者彼此遙相呼應，帶動著二百餘(yu) 年華夏多姿多彩的龍之舞。

　　明宣德四年（1429年），長城關(guan) 隘，清水河畔，在萬(wan) 全右衛指揮張文領導下的成千上萬(wan) 民眾(zhong) 的辛勤勞作下，蔚為(wei) 大觀的張家口堡巍然矗立於(yu) 陰山腳下。

　　張家口堡雖為(wei) 武備而建，但曆史注定其將成為(wei) 一座聞名遐邇的商城。元人退居漠北之後，生活物資極度匱乏，許多牧民“爨無釜，衣無帛，”為(wei) 解決(jue) “眾(zhong) 用不足”之困窘，漢蒙對抗時，不得不盜邊搶掠，修好之時，官方以朝貢貿易換取所需物資，民間則於(yu) 長城沿線自發舉(ju) 辦互市，張家口堡周邊自然形成多個(ge) “市開即聚，市罷即散”的民間交易市場。經過近百年的滄桑變遷，張家口已從(cong) 單純的武城轉變為(wei) 一座繁華的塞外商城。萬(wan) 曆四十七年（1619年），俄國使團途經張家口，他們(men) 以文字的形式，記錄了當時張家口商業(ye) 的繁榮景象：“在邊界那邊的城牆附近有一座中國石城，名為(wei) 羅卡爾加城（即張家口）……城中店鋪是用石築的，塗飾著各種色彩，繪有彩畫。除呢料和寶石外，店鋪內(nei) 各種貨物應有盡有，有各色的絲(si) 綢、花緞、絹、塔夫綢、繡金緞，各色鑲銅絲(si) 的綢緞，有各種果蔬和各種糖類，也有大黃，還有一些我們(men) 不知名的果蔬。城內(nei) 商店貨物繁多，有飯店酒館，酒館裏有各種酒類……”

　　乾隆二年（1737年），清政府正式把張家口作為(wei) 中俄貿易貨物集散地。一時間，全國各地商賈雲(yun) 集，貨物堆積如山。《張北縣誌》形象地記述了當時張家口最為(wei) 重要的貨物集散地元寶山的情形，“院內(nei) 聚貨如墉，沙河中亦堆積似山”。張家口貿易的輝煌是有跡可循的，據《蒙古人民共和國史綱》記載，1918年前後的張家口“經商人數三萬(wan) 五千多人，占總人口之一半……票號、錢莊已多達42家……歲至蒙古進口以千萬(wan) 計，有牛、馬、羊、駱駝等，而馬、羊、駝尤火。秋冬間市肆喧鬧，街衢擁擠”。

　　庫倫(lun) ，民間俗稱大圐圙，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改為(wei) 烏(wu) 蘭(lan) 巴托。庫倫(lun) 以東(dong) 營子、二裏半灘、西圐圙組成。東(dong) 營子為(wei) 漢人主要聚集地，街市被稱為(wei) 中國街。西圐圙是庫倫(lun) 最早的居民點，蒙古人為(wei) 多，故稱蒙古街，街市店鋪林立，多為(wei) 晉商、京商、直隸商的零售門市。二裏半灘是俄人集中居住地，設有俄國總領事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呈請在庫倫(lun) 設立蒙俄貿易市場，《中俄尼布楚條約》和《中俄恰克圖條約》進一步促進了庫倫(lun) 商貿的繁榮。

　　最初進駐庫倫(lun) 的多為(wei) 在張家口經商的晉商，康熙年間，常年在庫倫(lun) 經商的晉商有1600多人，他們(men) 以12家規模較大的商戶為(wei) 代表，每家遴選一名商董組成商會(hui) ，被稱為(wei) “十二甲首”。在庫倫(lun) 的漢人，河北陽原人數僅(jin) 次於(yu) 晉商人數，他們(men) 多數從(cong) 事手工業(ye) 。在二百年間，生長在貧瘠土地上的一批又一批陽原人，在“大圐圙的金子拿簸箕撮”的招引下，懷揣著夢想，惜別故鄉(xiang) 和親(qin) 人，毅然踏上張庫大道，奔向遙遠的庫倫(lun) ，他們(men) 中的多數人從(cong) 此與(yu) 故土永訣，身軀與(yu) 夢想一同留在庫倫(lun) 的土地上。

　　日益強勁的中俄商貿為(wei) 恰克圖和買(mai) 賣城帶來了巨大活力和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巨變，中蒙雙方都有明晰的記載，清人何秋濤在《俄羅斯互市始末》中，簡潔地陳述了這種變化，“恰克圖名初不著，以互市故始大顯”。《蒙古誌》對此的表述較為(wei) 具體(ti) ，“恰克圖、買(mai) 賣城初為(wei) 荒野，自雍正五年（1727年）作為(wei) 中俄互市之地，商業(ye) 茂盛，道路平坦，人口三千，南走庫倫(lun) 八百裏，貿易品以茶為(wei) 大宗”。

　　中俄恰克圖貿易

　　恰克圖、買(mai) 賣城的中俄貿易是獨特的，馬克思在《俄國人與(yu) 中國人》中詳盡記述了它的獨特性：“這種貿易，采取一種年會(hui) 的方式進行，由十二家商館進行經營，其中六家是俄國人的，另六家是中國人的。他們(men) 在恰克圖進行會(hui) 商，決(jue) 定雙方商品的交換比例——貿易完全是物物交換，中國的主要商品是茶葉，俄國則是棉毛織品。”中俄雙方的貿易多在陰曆二月，俗稱白月，中國民間認為(wei) 是經商的吉日。早春二月，江南已是楊柳依依，暖風拂麵，而恰克圖依然冰天雪地，然而，逼人的寒氣難以淹沒商貿的熱情，中俄商人酒足飯飽之後，相互到對方倉(cang) 庫挑選交換的貨物，有了定數之後，找一處僻靜之地，一邊閑適地品茶，一邊友好協商，一旦議定，便簽訂協議，擇日到對方貨倉(cang) 裝運貨物。

　　恰克圖、買(mai) 賣城不僅(jin) 僅(jin) 是商貿之地，也是中俄文化交流的場所。每逢雙方節日，相邀同聚，把酒言歡，其樂(le) 融融，何秋濤在《朔方備乘》中，生動記述了中俄人員從(cong) 生疏到和睦共處的情形：“蓋外國人（俄國人）初同內(nei) 地民人市集交易，一切唯恐見笑，故其辭色似遜順，經恰克圖（買(mai) 賣城）司員喻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羅斯人歡喜感激，信睦尤著。”

　　19世紀，中俄恰克圖貿易發展至頂峰，道光時，我國在恰克圖的對俄貿易占全國輸出總額16％至19％，僅(jin) 次於(yu) 對英貿易。而俄國在恰克圖的對華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的40％至60％，中國成為(wei) 俄國在世界的最大的貿易市場。究其根本原因，一是同治元年簽訂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為(wei) 中俄恰克圖貿易奠定了繁盛的基礎。它使傳(chuan) 統的恰克圖邊境貿易發生了重大變化，使原來隻能在邊境貿易口岸和華商交易的俄商可以深入中國內(nei) 地采辦中國土貨，打破了由晉商壟斷采辦內(nei) 地茶葉的局麵。這種商業(ye) 競爭(zheng) 局麵的形成，有力促進了中俄恰克圖貿易的發展。二是恰克圖發展成為(wei) 漠北歐洲商業(ye) “都會(hui) ”。此時正逢拿破侖(lun) 在歐洲四處征戰時期，中歐之間聯係的海路受阻，眾(zhong) 多歐洲商人紛紛改道，以俄國商人為(wei) 中介，經恰克圖、買(mai) 賣城，與(yu) 中國經商。一時間，恰克圖成了真正意義(yi) 上的中歐商貿中心。至今，在俄羅斯和歐洲的文獻中，恰克圖被稱為(wei) “西伯利亞(ya) 漢堡”和“沙漠威尼斯”。

　　19世紀下半葉，由於(yu) 1891年西伯利亞(ya) 大鐵路的修建、中俄貿易市場嚴(yan) 重失衡，繁榮了一百餘(yu) 年的張庫大道日漸式微，直至20世紀20年代末，徹底凋敝。

　　今天，在廣袤的亞(ya) 歐大陸，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跨亞(ya) 歐大陸的雙邊合作的進一步深入，古絲(si) 綢之路必將重煥生機。